牟宗三真人 牟宗三《人文主义与宗教》
基督教决不能传至中国而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动力。谢扶雅先生谓基督教入中国机会太坏,缘份太差。此决不只是机会问题,缘份问题。洪秀全、帝国主义、商人、大炮等等障碍,只是表面。基本关键是在文化生命之形态不同。基督教若接不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决进不来。
自利玛窦以来,直至今日,已有五六百年。试想基督教传教者几曾能接上中国之文化生命?若孤离言之,一个人受洗,祈祷,作礼拜,唱圣诗,凡此诸种,皆是外部之事件,皆可为之。然此决不相干。接不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决不能进来作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动力。而接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则基督教决必改其形态。
基督教之为宗教决非已臻尽美尽善之境地。自其历史而言之,中世纪之形态固有病,近代之形态尤有病。自其本质而言之,其形态亦非发展至尽美尽善者。此中根本关键,唯在其神学未能如理而建立。中世纪之神学乃照希腊哲学为根据而建立者。
而希腊哲学却根本与耶稣之精神相隔相违而不相即。是即不啻耶稣之精神与生命根本无学问以明之。中世纪之神学根本不能担负此责任。于此,吾希望基督教中高明之士,能虚心以观佛教中之“转识成智”以及宋明儒之“心性之学”(以哲学玄谈视宋明理学全错)。
基督教根本缺乏此一学问。其未能至尽美尽善之境,关键全在此。中世纪之神学不能说明耶稣之精神与生命,然心性之学却能之。纵使以人格之神为信仰之对象,然若有心性之学以通之,则其信必能明彻健全而不摇动。
如此方可说自拔于陷溺,腾跃而向上,有真的自尊与自信。否则自家生命空虚混沌,全靠情感之倾注于神而腾跃,则无源之水,脚不贴地,其跌落亦必随之。此若自儒佛言之,全为情识之激荡,头出头没之起灭。
在激荡中,固可有粗躁之力,然谓能超拔于陷溺,则迥乎其远矣。此征之西方人之生活情调以及其历史文化之急转性与戏剧性,则知吾之所言决非苛责。此亦当平情自反也。(常闻人言,巴黎污浊罪恶之场旁边即是教堂。在罪恶场犯罪,到教堂去痛哭。痛哭一场,人天爽然。回来再犯罪。此只是情识之波荡,何足以语于超拔。超拔谈何容易哉?)
吾人肯定人文教,并非欲于此世中增加一宗教,与既成宗教争短长。乃只面对国家之艰难,生民之疾苦,欲为国家立根本。中国现在一无所有。自鸦片战争以来,即开始被敲打。直至今日之共党,以其唯物论,遂成彻底之毁灭。四千年累积之业绩与建构、一切皆铲平。
吾人坦然承认并接受此一无所有。惟一无所有,始能拨云雾而见青天,而吾华族之文化生命倒反因而更纯净而透体呈露矣。此亦如宗教所言,惟放弃一切,始能昄依上帝,惟全体放下,始能真体呈露。
业绩倒塌,而文化生命栩栩欲活。吾人现在一无业绩可恃,一无业绩可看。惟正视此文化生命而已耳。吾人亦正视西方所首先出现之科学与民主,吾人亦正视其作为文化生命之基督教。然吾人所与世人不同而可告无愧于自黄帝以来之列祖列宗者,吾人决不依恃西人所已出现之科学以轻视自己之文化生命而抹杀之,亦决不依恃西人所已出现之民主而与自己之文化生命为敌,亦决不依恃彼邦之宗教而低抑儒家之教义。
吾人所不如时贤者,即在吾人并无现成之恃赖。
是以不如时贤之洋洋自得,而常苍茫凄苦也。吾人所不自量力者,欲自疏导中西文化生命中而引发科学与民主,成立人文教以为立国之根本。取径不同于时贤,故遭多方之疑难。然试思之,世间宁有现成之便宜可资讨取乎?大其心量,放开眼界,当知区区之意不甚差谬也。专此拜覆,敬乞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