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一乡恋歌曲 80年代初“黄色歌曲”《乡恋》解禁记

2018-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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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一首并非直接表现爱情的"情歌",成了中国社会打破思想禁锢的见证:中国人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已无可阻挡★ 本刊记者/李杨时钟指向午夜,录音室里灯火辉煌.这是1979年12月21日,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插曲的录制现场.导演马靖华焦躁地踱来踱去,片子的插曲<思乡曲>不理想,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作曲家张丕基此时正患重感冒,而且已是五易其稿,"几乎没招儿了".刚刚录完音的李谷一站在一旁心情复杂,这首歌曲高和寡,恐怕除专业演员外,谁也唱不了,很难在群众中流

一首并非直接表现爱情的“情歌”,成了中国社会打破思想禁锢的见证:中国人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已无可阻挡

★ 本刊记者/李杨

时钟指向午夜,录音室里灯火辉煌。这是1979年12月21日,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插曲的录制现场。

导演马靖华焦躁地踱来踱去,片子的插曲《思乡曲》不理想,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作曲家张丕基此时正患重感冒,而且已是五易其稿,“几乎没招儿了”。

刚刚录完音的李谷一站在一旁心情复杂,这首歌曲高和寡,恐怕除专业演员外,谁也唱不了,很难在群众中流行。

片子马上要播出了,怎么办?大家连夜讨论。张丕基面对大家的意见,萌生去意,说“要么你们另请高明吧”。争论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

最后,时任中央电视台制作部主任的宋培福和当时的总录音师曾文济建议,词曲都推翻重写。于是,李谷一返回中央乐团住处。马靖华留在办公室连夜赶写歌词。张丕基先回家休息,等词写好后重新谱曲。

辛苦的夜晚,短暂的宁静。所有人都没料到,这一次重写,竟导致了始料不及的轩然大波。

一曲成名

几个小时之后,第二天早晨7点多,张丕基还没起床,有人来敲家门,把马靖华连夜赶写好的歌词送来了。

7岁的小女儿把歌词递到床前,张丕基匆匆浏览了一遍,感觉很顺。这一稿,把歌名改成了《乡恋》。歌词的内容,是写王昭君离开家乡秭归,踏上漫漫的和亲路。深情的昭君,一步一回头。家乡的山啊家乡的水,从此告别江南路,终生胡马依北风。歌词把秭归的山水幻化成为昭君心目中的亲人:“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映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重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张丕基越看越有感觉,心里萌动着创作的冲动,“首先歌名就好——《乡恋》,其次处理方法也好,用拟人的方法,表达了王昭君对故土的依依恋情。”

张丕基靠在床头,轻声哼吟着。这位知名的作曲家,此前已经写过很多深受群众喜爱的歌曲,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插曲,以及央视《夕阳红》栏目的片头曲都出自他的手。灵感来了,张丕基飞身下床,来到办公室。半个多小时之后,曲子一挥而就。

张丕基说,他给《乡恋》谱曲的定位是要“洋”一点,运用了当时很少使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这下难坏了工作人员,因为这些乐器在“文革”中都是禁用的,是“资产阶级的”。工作人员最后从海政歌舞团的仓库里找来了架子鼓,还辗转找到当时唯一能演奏电吉他的陈志。

12月23日晚,大雪纷飞。在当事人的回忆史料中,对这一幕有过生动描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米黄色的天花板和深褐色的墙壁散射着柔和的灯光。李谷一站在房间的一角,穿一件绛紫色的毛衣,身段轻盈,举止从容。当弦乐器和电吉他奏出过门的一刻,大家都屏住呼吸。

李谷一唱了,真挚、凄婉、平白如话,在场的工作人员听得如痴如醉。乐曲结束时,马靖华竟然忘记发出指令关掉录音机。

“你哭了!”张丕基看到李谷一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岳麓山。”李谷一说。

1979年12月31日晚上8点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乡恋》这首歌随片一起播出。

上海人最敏感。第二天,1980年1月1日,《文汇报》发出消息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的喜爱。

1980年2月,《乡恋》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当时的惯例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6点到6点半,播放一首歌曲,边播边教,整整一周。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周一歌》影响特别大,《乡恋》因此一下子流行开来。张丕基还记得,当时很多人排队买东西时都哼唱这首歌。

“大陆有个‘李丽君’”

谁知,《乡恋》流行开来,却变成了罪孽。下面发生的事情令人啼笑皆非。

这要从当时的形势说起。

“文革”期间,中国人能够听到的声乐作品,都具有“高、快、响、硬”的时代特点,比如革命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再比如美声唱法的歌曲《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克拉玛依之歌》等等。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这就使得听惯了“高、快、响、硬”的耳朵感到陌生,不习惯。再加上流行歌曲多表现了当时尚视为禁区的情爱,与“革命意识”的灌输相距甚远,结果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当时港台歌曲的代表人物邓丽君,就受到了激烈的指责与攻击。“情操低下”“亡国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帽子,都扣到了邓丽君头上。

其实,《乡恋》这首歌并不是直接表现爱情的歌曲,但也被某些人归入港台流行歌曲一类,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

1980年 2月10日,《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发署名“莫沙”的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文章说:“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播映之后,它的几首插曲在群众中迅速引起较大的反响,对它们的评价也产生了尖锐的斗争。我觉得,其中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流行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文中所说的“一首情歌”,显然指的是《乡恋》。

2月25日,《北京音乐报》又在头版刊登文章《不成功的尝试》。文章说,“《乡恋》拟人地怀恋故乡,但抒发的却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从此,报刊上开始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热度不减。有的说,《乡恋》“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

李谷一起来为自己辩护。3月25日,她在《北京音乐报》上发表文章《在实践中探索》,对在演唱中运用轻声和气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轻声和气声的运用,是表现歌曲内容和情绪的技术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在西洋唱法和我国戏曲、民歌演唱中都是存在的,不能与外来的和港台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论。

但是,一些人显然听不进李谷一的辩护。4月,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让人给李谷一捎话,警告她如果再这样走下去,这里便没有适合她表现艺术才华的土壤了,只好请她另谋高就。

就在李谷一接到这道通牒后不久,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对《乡恋》又展开了新一轮围攻,一位负责人点了《乡恋》的名,措辞严厉。

张丕基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这位负责人的发言时,用了四个字来形容:“杀气腾腾”。参加会议的其他从事轻音乐创作的人也都人人自危。李谷一和张丕基被要求在会上发言,“实际就是让我们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么唱”。李谷一在发言中据理力争,反驳了一些横加的罪名,并且提出了声乐技术创新的主张。

但是,形势依然很紧张。张丕基说,这次会议之前,某省电视台约他作曲,后来一听说西苑宾馆开会的情况,就毁约了。

会后,著名词作家乔羽对张丕基说,“《乡恋》这首歌曲的争论,实际是文艺战线‘凡是’派和改革派的争论。”

“解禁了”

在一片批判声中,支撑着《乡恋》创作人员的是热心的观众和听众。

张丕基至今还保留着一封群众来信。上海市公安局的张国权在1981年1月4日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信中说,“对于《乡恋》的争论,我觉得这是关于我们文艺园地中能否容许‘百花齐放’的是非之争。今天贵台20点30分的节目介绍张丕基同志的作品,我满心希望听到贵台开戒播放《乡恋》,播音员也一再提到这首歌。

可令人费解的是,《三峡传说》中的其他歌曲都放,惟独《乡恋》不放,这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竟容不得一首小小的歌曲,岂非笑话!”

1980年夏天,就在《乡恋》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李谷一演出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表现出对《乡恋》的巨大热情。

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寄来了1000多封支持信。一位听众在来信中说,“他们说你是黄色歌曲,说你是黄色歌女,但发生在演出大厅里的奇迹,那无数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诬蔑的最有力的否定。”

民众的支持给了李谷一及伙伴们极大的鼓舞。1981年除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春联欢会上,参加演出的李谷一事先听说邓小平同志会来观看晚会。她就与伴奏乐队商定,小平同志一到,马上起奏《乡恋》,她要把这首歌唱给小平同志听,让他评评理。遗憾的是,那天小平同志没有来。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出现时,李谷一毫不犹豫地唱响《乡恋》,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那是一个变化迅猛的时代。时间仅过两年,用音符体现政策,用旋律区分路线的观念,已经淡出人们的头脑。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解禁的日子。日前,上海东方卫视《非常记忆》栏目邀请了那届春晚的导演黄一鹤以及主持人姜昆,还有李谷一等人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晚会现场设置了4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刚开始不久,记录电话的小女孩就端着一个盘子走到黄一鹤面前,上面放着的点播条都是点《乡恋》的。

这让编导为了难。“因为这是禁歌。禁止的东西如果在电视里播出去,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是捅破天之罪,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要出问题了。”黄一鹤说。

当时,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镇晚会现场。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老头去”。小女孩走到吴冷西面前,递给他点播单。起初,吴冷西看了之后摇摇头。几分钟后,小女孩又端来一盘,还是《乡恋》,吴冷西还是摇摇头。又过了一会儿,又端来一盘。

连续递了五六盘后,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汗也下来了,在黄一鹤面前走来走去。“他在思想斗争,”黄一鹤说,“电视点播,点了不播,不是欺骗群众吗?”最后,吴冷西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说,“黄一鹤,播!”

黄一鹤一听让播,心里高兴极了。可是,他们没准备伴奏带。他赶紧问在场的技术部门,谁家里有《乡恋》。一个小伙子说,他家有。黄一鹤说,赶紧去拿。20多分钟之后,这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把带子取回来了,跑了一头汗。

这时,李谷一已经唱了8首歌,并不知道幕后发生的这些事。她突然听到主持人姜昆、刘晓庆拉长了音报:“乡——恋——”惊讶之余,李谷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三个字:“解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