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人口数量 黄文政 梁建章:不要再曲解人口数据

2015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等人在会上对人口数据做了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解读。我们认为,这种解读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会继续刻意误导民众和中央,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

在报道中,翟振武声称,2014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出现“断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数量则“跳跃式”上升。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仅比上年的117.60下降1.72,把这称为“断崖”式下跌是明显的夸大其词。况且,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在102-107之间,115.88仍然远高于正常值。

更离奇的是,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比上年仅增加47万人,这个2.9%的增幅岂能称为“跳跃式”上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从1990年到2000年,年出生人口萎缩约一半。这种持续10年时间的、幅度达50%、年均幅度超过6%的下降没有被称为“断崖式”下跌,而一年时间2.9%的增加却被称为“跳跃式”上升,这到底是何种修辞手法?

更重要的是,目前处于24-28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均出生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因而数量众多。从2010年到2014年,这个年龄段女性数量增长了18%左右,而全国出生人数只从1610万上升到1687万人,仅增长了6%,远低于潜在母亲数量增长的18%。

如果生育率(即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维持稳定,这几年应该出现生育高峰。现在几乎没有生育高峰,说明生育率在进一步走低。丝毫不提这个重要背景,却把2.9%这个几乎是统计误差的变化称为“跳跃式”上升,似乎在故意让人误以为生育率在大幅攀升。

针对单独二孩的实施效果,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说:“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基本符合预期。”我们很难想象,作为政府部门的主管官员,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出现如此大的偏差。

我们在《请卫计委不要继续误导决策》一文中列明,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卫计委言之凿凿所说的是,单独两孩实施后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后来才改口为不到200万。根据各地累积申请情况的分析表明,全国所有省市区实施政策满一年后的申请数,扣除申请未被批准的,被批准却没有如愿生育的,没有单独两孩政策本来也是要生育的,还有双独家庭作为单独申请而生育的,新增出生人数不到预计200万的三分之一。

如果这也能叫“符合预期”,那什么预测才叫“不符合预期”?

在有全国30个研究机构,包括翟振武在内的50多位人口学家参加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会议上,与会人员几乎一致地认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短短一个多月后,翟振武却断言,“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是一种误读”。他给出了三个所谓的“误读”理由:

他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是,“把1100万对的目标人群数量直接等同于(应该)新增出生人口总量,这种作法忽视了二孩生育的意愿或比例。相当于认为所有已育一孩的‘单独’夫妇都会生育二孩。”而第二个理由是,“把某一年的‘单独’夫妇申报规模与1100万对相比较,这既没有考虑二孩生育的意愿,也没有考虑二孩生育是在几年内才完成的规律。”

然而,这样两个逻辑不通的理由,并非认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人士的观点。翟振武此举似在误导读者,以为对政策“遇冷”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两个子虚乌有的错误理由,然后通过否定这两个“理由”来否定政策“遇冷”的判断。

翟振武还给出了第三个所谓的理由,“……目前有的省二孩申报的数量高于预期,有的省低于预期,都是正常的。”我们希望知道,翟振武所指的“高于预期”的省到底是哪个或哪几个?难道是指我们在以前《请卫计委不要继续误导决策》提到的,数据严重偏离其他所有省份,其可靠性值得强烈怀疑的山东省?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收集28省市区的98次报道,在所有这些报道中,凡是提到预期数据的,没有一例不是说申请数是低于预期。

我们建议翟振武列出到底哪几个省的申请数高于预期,这些省占全国人口多大比例,而不是含糊其辞地说“有些高于预期,有些低于预期”,让读者误以为两者比例不相上下。

翟振武还预计,“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而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也呼应,“2015年,受单独二孩政策影响,出生人口比2014年多100万左右。”

我们前面提到,由于生育旺盛的女性数量正处于高峰期,加之生育年龄推迟,近年出生人数小幅波动并不奇怪。如之前分析,单独二孩的政策一整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只有六七十万,对提升年出生人口的作用是杯水车薪,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第二年后出现反弹。

更重要的是,生育旺盛期24-28岁女性在未来十年的数量将萎缩40%以上,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年出生人数也会大幅萎缩。翟振武和杨文庄,对这个远为更加基础的趋势因素避而不提,却极尽可能地夸大单独二孩政策的作用,这到底想说什么?

事实上,此前,翟振武对放开二胎政策有过不少预测:2014年3月翟振武在《人口研究》发文说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出生4995万;11月他发表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发文改口说全面二胎每年只会出生3100-3850万人;而12月8日他在《北京日报》发文又说全面二孩后峰值将不会超过2100万人。

扣除政策放开前的每年1600万的背景出生人数外,他对二孩政策的年新增人口的的估算,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从最初的3600万,陡然降至不到这个估算七分之一的500万。尽管估算所对应的年份不尽相同,但对政策效果预测前后差别如此之大,令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在说话。

据我们观察,翟振武对人口数据颇信口开河。比如,在2008年2月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翟振武称:“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达到1900万。”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06年至2012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在1600万左右,大大低于翟振武所说的1900万人。

又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报道引用翟振武的话:“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上,联合国人口署的数据显示,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约11‰,远高于他所说的3‰。

此话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过去高于世界平均,直到近年才接近世界平均。但实际上,从1975年开始,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萎缩,从22.4%降至19.0%,降幅达3.4个百分点。而从1950年到1975年,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上升不到0.7个百分点。

而2013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采访翟振武的报道说:“1970年,全国人口6亿多”。但事实上,1970年全国人口就已经超过8亿。

如果说预测出现一些偏差,或者在采访偶尔出现口误,那可以理解,即便预测偏差较大也可归为专业水平不足。但长此以往,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得如此离谱,而且所有的错误都发生在同一个方向上,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翟振武教授现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并曾为中央政治局讲授人口课,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此以往,会把人口政策带向何方?

总和生育率是确定人口趋势的核心数据,可以通俗理解为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1.26、1.

23。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本该是制定人口政策的最基础的数据,但计划生育部门和某些人口学家一直以漏报为理由否认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权威性,并大幅调高生育率的估算,把这个基础数据弄得扑朔迷离。在报道中,翟振武宣称,2012、2013、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99、1.513、1.579。相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别提高了44%、20%、28%。

我们不知道翟振武教授到底用何种手法把总和生育率调到如此之高。实际上,根据人口普查的详尽数据可以回测过去的生育率,核实历史抽样数据。只要漏报和重报与年龄等变量没有太大关系,回测的生育率就是可靠的。图1显示,各年抽样生育率与由两次普查回测的生育率基本吻合,只是在1980至1996年间,抽样值略低于回测值,表明当时抽样调查中确实存在漏报,但情况并不是十分严重。

图1 中国历年生育率(1950-2010年)

如图所示,自2006到2010年,回测生育率比抽样调查生育率平均高出幅度约6.7%,最高也不超过10%。按此最大幅度来放宽2012、2013、2014的总和生育率也不只有1.14、1.39、1.35。如果以每年出生的人口数(该数据已经对漏报进行过调整)来除以当年生育旺盛的24-28岁女性的年平均数来做大致估算,这几年的总和生育率也是1.

3多点,与上述估算相仿,远低于翟振武所给的1.499、1.513、1.579。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数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低于中国,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的,独生子女非常罕见的泰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只有1.41。

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并非不可以。其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出生人口数据就是已经考虑到报而调整之后的。由于这种调整方法涉及很多步骤和相关假设,任何调整估算必须遵循基本的常识和学术伦理。如果在调整的每一步都做出最极端的假设,那最后的结论可以面目全非。

由于在未来10年,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急剧萎缩,这给调整方式留下了不小的随意空间,但也只有对女性生育年龄模式做最极端的假设才有可能得出类似于翟振武这样的结论。

回溯一下生育率数据调整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判断这种调整的可靠性。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2,计划生育部门却把人为调高后的1.8作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中国政府网,2004)。虽然当时确实存在漏报,但40%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

针对民间的质疑,时任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我们确定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对这个数字是非常谨慎的,没有科学性我们是不能随便确定。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这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数据,不是哪个人说的,更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数据。当然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生育率不是1.7—1.8,是1.5,当然这毕竟是个别人的观点。”

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核实当年的生育率不到1.4,完全否定了官方的1.8,而印证了民间学者的估算。当年信誓旦旦给出1.8的生育率估算者,到今天可有勇气站出来承担历史责任?现在翟振武对总和生育率的调整看起来又似历史重演。

翟振武还提到,“ 如果按照2015年1800万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推算,2015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总和生育率上升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有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断定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18的水平,今后还将越来越低,已经到了“危机”和‘陷阱’的境况,显然距离事实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