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寅生与庄则栋的关系 鲍蕙荞:与庄则栋的婚姻是永远的遗憾

《沉浮庄则栋》——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真实而起伏的一生 庄则栋当官两年,倒霉二十几年 对于庄则栋的倒行逆施,认贼做娘,体委的干部、群众是有强烈反应的。他们给中央写信揭发他的问题,引起了毛主席、邓小平的注意。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一百七十多封揭发信,邮给中央。 一连串的问题,句句击中要害,庄则栋脸发红、鼻尖冒汗,有点坐不住了。而徐寅生最后提出的问题更是刺刀见红。他说:“王猛同志是总理亲自给我们介绍来的,你在大会上喊‘王猛你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什么意思?矛头是对着谁的?”这一问把庄则栋问蒙了。

徐寅生提出的正是庄则栋最害怕的问题,他说出了体委广大群众的心声。 当1976年初风云突变,刮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妖风时,庄则栋将徐寅生等八人的“告状”,作为国家体委右倾翻案风的典型进行批斗。

尤其是对身为国家体委核心组秘书的王鼎华更为恼怒,当面斥责:“你身为核心小组秘书,与运动员、教练员一起去,这严重地泄露了党的机密。

”王鼎华说:“我不是自己要去的,是国务院分管体育的领导点名要我去的。我谈的意见正确与否我负责,但我向中央领导汇报自己的看法,不存在泄露党的机密问题。”庄则栋说:“你不能再当核心小组秘书了。

”王鼎华不仅被撤职,而且还抓住他“四五”去天安门的事,整他。 一天凌晨,天还未亮,有人敲我家的门。我打开门,见是王鼎华。他进屋后,十分惊慌地说:“我们去天安门的事,被人揭发了。昨天,政治部的领导突然问我,4月5日你去哪里了?我只好说,跟鲁光去天安门了。

领导说: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为什么隐瞒?准备到大会上作检查!” 王鼎华低沉地说:“肯定连累你了,真对不起。” 4月5日,我和王鼎华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

我们将车放在纪念碑台阶下,登上台阶,见许多人在议论这里发生的事。悼念周总理的花圈不见了,许多人簇拥在人民大会堂北大门。有人说,是昨晚搬走的花圈。我们意识到要出大事。 我问:“谁知道我们去天安门了?” 王鼎华说:“那天回办公室后,我说我和鲁光刚从天安门回来,可能要出事。

肯定是办公室的人揭发了。” “我们是悼念周总理的,有什么错。”我安慰王鼎华不要有顾虑。 果不其然,一上班,政治部开会,政治部的领导就厉声说:“到天安门去至今未交代的,我们政治部就有。

”会后,另一位政治部的领导就找我谈话。我当时是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 “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有什么问题吗?”我不等这位领导说话,就先诘问他。

“要求去过天安门的人都说清楚呀。”这位领导倒也气不怎么壮。 “开支部会,你说一下吧!”他说。 “没有问题。悼念周总理还有罪呀?”我说。 那段时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去世,大事一件接一件,接着便粉碎“四人帮”。

当我获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后,故意问找我谈话的那位政治部领导,问他什么时候开支部会说去天安门的事呀?他沉默不语,感到自己的末日已到来。 万幸,我与我的好友王鼎华都躲过了这一劫。

1976年10月6日晚上7点多,庄则栋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说:“首长最近很忙,什么时候让你们来,再通知你。”于是,庄则栋焦急地等待着江青的接见,他幻想着该有什么惊人之喜。左等右等,两天过去了,到了10月8日下午,他沉不住气了,跑到公安部打听消息。

他得知王洪文的一个亲信已“失踪”两天了。而这时《解放军报》上刊发了一篇“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报道。庄则栋预感到情况不妙。当晚,他怀着忧郁不安的心情回到家中。

“则栋,你没听说什么消息吗?”家人问。 “没有。”庄则栋心里扑通一跳。 “没听说中央有什么事吗?”家人又问。 庄则栋心里更慌了,“我感觉到中央好像有什么事,但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事。你没见我现在坐立不安吗?”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起来了。

”家人说。 庄则栋的脑袋轰的一声,要炸开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你说什么?” 家人又重复了一遍。 庄则栋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他多么希望这是一个传言,是假的啊!

10月9日上午,粉碎“四人帮”的事已不胫而走,在体委传开。庄则栋来到办公室,脸色蜡黄,时而从外屋走进里屋,时而又从里屋走到外屋。他对秘书说:“你到411帮我把那些东西处理掉吧!

” “我?”这时秘书已没有这个胆了。 其实什么也毁不掉,毁掉也没用,庄则栋这几年跟着江青的所作所为,全在群众的心里、眼中。 过了不久,庄则栋被隔离审查,度过了四年没有自由的日子。中央调王猛又回到体委,再度重新整顿被“四人帮”搞乱的国家体委。

庄则栋昔日的队友梁戈亮曾经感叹地说:“庄则栋当官两年,倒霉二十几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与庄则栋在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家邂逅,他很直白地说:“我的结论下来了,敌我矛盾(其实正式结论定的是犯严重错误),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

” 有了结论,好像了却了一件大事,他的心情显得很轻松。 是啊,隔离审查了四年,又被派往山西工作了四年,这个结论来得不容易呀!

据知情人说,对庄则栋的结论,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庄则栋跟于会泳、刘庆棠这些“四人帮”的亲信一样是江青的宠臣,是敌我矛盾,应该判刑,送监狱。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庄则栋是运动员出身,历史上有功,只要有认识,可以从轻处理。

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就持后一种态度。他认为,庄则栋本质是好的,对中国的乒乓球事业有过杰出的贡献,年轻人犯错误有客观因素,他本人也是受害者,应该给予重新开始的机会。

但当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于是王猛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这便是庄则栋审查结论迟迟未定的原因。后来,通过党组会议讨论决定:庄则栋犯有严重错误,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解除隔离审查,派往山西太原从事乒乓球教练工作。

从天上掉到人间,从高层回归底层。后来,庄则栋曾在博客中写道:“年岁大的同志和朋友,都知道我的一生逆境多于顺境,失败多于成功。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我从高山落入谷底,就犹如瀑布从山上跌落下来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回到了大地的怀抱,开始了它的新生。

” 1980年,在体委两位同志的护送下,庄则栋踏上了去山西执教的道路。他瞅瞅两位护送的同志,感到无话可说。他默想,“从今往后,我要走的是一条忏悔和赎回过失的路。

” 1981年8月,王猛在国家体委这个被“四人帮”插手的“重灾区”又工作了两年之后,完成了党中央赋予他的历史重任,离开体委,调到广州军区任政委,继续他钟情的军旅生涯。 此时,李梦华出任国家体委主任。

他到山西开会时,特地去看望了庄则栋。这位老主任对运动员,包括犯了错误的庄则栋都是非常关心的。他常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运动员。”当李梦华会见山西省委书记时,他的秘书郭敏与庄则栋在外屋聊天。

庄则栋感慨万千,说:“搞政治,我是小学生;搞乒乓球,我是大学生。跌了这一跤后,我再也不从政、不问政治了。”郭敏说:“在当今社会,不问政治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仅从打乒乓球的技术来说,庄则栋何止是大学生水平!

他堪称是研究生、博士生。当然,从政是不可能了,但不问政治也不可能。他到处讲“乒乓外交”,不就是政治吗?只不过是一朝被蛇咬,永远怕井绳罢了。 在山西,他发挥了乒乓球特长,传授技艺,与队友合写了一本《闯与创》的书,度过了孤独而又充实的四年。

1984年,他回到北京,到北京市少年宫当教练。这里是他成长的地方。从这里,他进入国家乒乓球队,开始了运动员生涯的辉煌时期。经历了政治跌宕之后,如今他又回来了。人生真是一个圆,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 庄则栋离不开乒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