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 国民经济真的濒临崩溃吗?
“文化大革命”无疑给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带来了一次无法挽回的重创。在“文革”期间,我国经济直线下滑,最广的一说法,就是“文革”让中国经济倒退了五十年,但是,在这期间,国民经济真的濒临崩溃吗?对于这个说法,争议一直很大。
传统说法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就持这一观点。另一种观点是,“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然有所发展。
“崩溃边缘说”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说:“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4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大概正因为如此,“崩溃边缘”的上限被设定在1974年。这显然是政治意义大于史学意义。不仅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时所作的全面整顿受到牵连,《报告》所列举的“分田单干”“投机倒把”等崩溃的具体表现,也属于群众的合理诉求,不过是欲加之罪而已。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也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提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当然,这只是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口径的延续。中共高层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述,这里就不引用了。
“崩溃边缘说”是中共高层领导人提出的,“有所发展说”同样不是党史学界或经济史学界的发明。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沿用“濒临崩溃”的说法。有资料证明,第四稿原来写进了“濒临崩溃边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否定了这个提法。决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有所发展说”才见诸学者的笔端。
薄一波在1993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就1967年“混乱的情况来看,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他又写道:“应当提出的是,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他将“崩溃的边缘”用于特指动乱最严重的一两年,算是圆了此前的说法,但其主旨还是强调“有所发展”。
199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后者是指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
由于政治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占据着极为突出的位置,人们惯于以某个运动代指运动发生的历史时期,久而久之便混为一谈,以致评价的时候束手束脚——“文革”岂是可以肯定的?不难想象,如果将“文革”时期的经济与整场运动捆绑在一起,研究者将会何等左右为难!所以,胡绳的提议可以说是正确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重要前提之一。
几次学术争论
一旦研究者在政治上被松了绑,研究便开始从政治化转向学术化。
199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上,各方学者就“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2002年10月,有研究者再次总结了这方面的争论情况。与“崩溃的边缘”相对,不少研究者发现,“文革”时期的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1%,而且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但大部分学者同时表示,不应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时期经济的发展。
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了一次“文革”史研究座谈会。会上,对于邓小平是否真的认为“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怎样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才符合中央的口径,学者们展开了争论。持两种观点的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论据。
赞同“崩溃边缘说”的学者提出:一、“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二、“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三、“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出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赞同“有所发展说”的学者则认为:一、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怎样才算濒临崩溃边缘可以讨论,但总不应该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二、“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
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境内外还有一种“已经崩溃”说;网络上则有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伟大,没有什么损失。这些观点可谓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崩溃边缘说”和“有所发展说”的升级版。
统计数字来源
为了更加严谨科学地判断“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本文将加以定量分析。分析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统计年鉴》中记载的相关统计数据。
“文革”时期的统计数字可靠吗?
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早在1984年就曾撰文指出:虽然国家一级综合统计在1967-1969年几乎完全停顿,但仍有若干部门、地区和许多基层单位还在坚持进行统计工作。特别是作为社会“总簿记”的银行账目始终没有乱、没有断,对于以后补上当时的统计数字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到银行去核对账目,银行也赢得了“铁账本”的赞誉。至于基层单位,只要生产还在进行,一般都保存了若干原始记录和账表。“文革”时期其余七年,则大体坚持了基本数字的统计。
1970年5月14日,国家计委发出通知,要求自当年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工业财务成本和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搜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到1971年底,这三年的主要数据基本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