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顺的子女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都受到良好教育 且都是有成就 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从散见的一些资料来看,梁启超收入颇丰,不仅支持这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而且还能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往美国、加拿大留学。可见梁启超很有经济头脑和赚钱能力。 ■任职、稿酬、演讲、股票投资收入不菲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后,生活一度艰苦,后有日本政府的资助,加上各种稿酬和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的收入,还有一些华侨、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的赞助,生活应该是比较富裕的。
但毕竟收入不稳定,一时的困难还是有的。1899年,将李蕙仙接到日本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开支加大,偶尔“吃米饭就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蘸酱油”也是有的。
梁启超比较稳定地富起来,是1912年回国之后。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中,随着名声的增大和一定权力的取得,梁启超收入也在增多。
他在1912年11月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透露,袁世凯每月给他的津贴是3000元,还答应他组党资助20万元,他则要50万元。 12月在给思顺的信中又称:“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
” 在当时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月薪8元)的情况下,如果月收入万元,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梁启超当时的收入渠道:一是任职,1925年任清华国学院教授时月薪400元,任政府官员时收入肯定更高;二是稿酬,他的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无论是稿费,还是版税,都是最高的;三是各种演讲和讲课费,晚年更多一些;四是股票及投资,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企业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 总之,梁启超在民国初期的20年间,收入不菲。1925年曾得意地对大女儿讲:“今年家计总算很宽裕,除中原公司外,各种股份利息都还照常。执政府每月八百元夫马费,已送过半年,现在还不断。
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五千元。从本月起清华每月有四百元。” 有了这样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梁启超的日子就好过了。儿子、儿媳去美国留学,他总是满口答应;梁思永要自费考古实习,他坚决支持;梁思成要赴欧洲旅游结婚,他老早就让人把钱汇去;梁思忠要由美国往法国深造,他致信说:“忠忠去法国的计划,关于经费这一点毫无问题,你只管预备着便是。
” 毫无疑问,梁启超家庭的幸福生活是以丰厚的经济实力为根基的。
■京津、北戴河均有房产 支持美好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宽敞、舒适的住房,梁启超在这方面也是很出众的。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年在老家新会的“诒堂书室”,只是一间普通的农家住房,是其父母的房子,严格意义上还不算梁启超自己的房产。
1898年刚到日本时,住房很困难,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等经常打地铺睡觉。后来有所改善,但随着家眷的到来,在东京的住房仍然十分拥挤。1906年,一位华侨好友将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别墅,借与梁启超居住,其住房才有根本的改善。
这里依山傍水,后面是一座小山,松林茂盛;前面是蔚蓝的大海,波涛汹涌。在家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大海的潮涌和松林的涛声,梁启超颇富诗意地起名“双涛园”。
梁启超真正有自己的房产是在1912年归国之后,10余年间他在北京有两三处住房,史料显示南长街有一处,东单二条有一处,清华大学有一处。当然,像清华给的是办公住宅。最令梁启超骄傲的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
房子位于原天津意大利租界25号,即现在的河北区民族路46号,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的三层小洋楼组成。东楼建于1915年,西楼建于1925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造。两座楼的后面有一排两层的工房,专供杂役人员居住。
屋内的各种布置,豪华中不乏典雅,高贵里尽显庄重;院里的树木花草错落有致,绿树和鲜花尽收眼底。梁启超在这里和蔡锷精心策划了护国战争。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也是在这里写成。
饮冰室历经近百年沧桑,虽有破坏,但最近已全部修复,开辟为梁启超纪念馆。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是一座两层小洋楼,位于小东山二路23号。
每当炎热夏日,这里就成了梁启超全家避暑休闲的地方。对于死后的墓地,梁启超也极用心。李蕙仙1924年去世的第二年,梁启超在香山卧佛寺东边买了一块30多亩的风景秀丽的山地, 花了6000多块大洋修造了一座庄严典雅的陵园式的墓地。
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就长眠在这里。如今,北京市政府已经将墓地重新修葺一新,成为人们游览和凭吊梁任公的一个好去处。 生活理念 家庭生活看似平常,却反映着一种生活理念。
不同的家庭生活理念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生活态度。生活理念又和人的脾气秉性关系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性格决定生活。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具备事业型和生活型的双重特征。他既不因事业而忽略家庭,也不因家庭而贻误事业;而是以事业培植家庭,以家庭促事业发展;同时不以高高在上的家长的姿态自居,对妻子儿女平等相待,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尤其是他在家中脾气平和,用爱心主导情感,所以日常生活和谐而充满了欢乐。
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曾明确表示:“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特别难得的是,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炼和积累,梁启超越来越感觉到家庭欢乐的珍贵。
他晚年自称:“我关于德行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的愉快。” ■平和心境 家庭美满 能够经常保持一种自然、平和、快乐的心境,再加上优越的家庭条件,家庭的生活就美满而趣味盎然了。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重心。梁启超对两位夫人的尊敬和爱戴确保了梁家的安宁、祥和。对于李蕙仙,梁启超信任、体贴、关怀。
他在给李蕙仙的信中曾得意地说: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 前述他在檀香山遇到华侨小姐的恋情,不仅如实地告诉了李蕙仙,而且还将华侨小姐所赠的两把精美的小扇寄给李蕙仙保存。每次外出,梁启超总要为李夫人购买礼品。
他曾十分有把握地对大女儿梁思顺讲:“汝母所欲得之物,总不外恰克图火锅,淹菜坛子,黄铜烟袋之类,吾与汝母相处二十年,宁不深知耶。” 梁启超只要在家居住,就会和李蕙仙夜间长聊。
他在给子女的家信中透露:“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 梁启超经常炫耀自己的普通话是李夫人所教。毫无疑问,梁启超是将李蕙仙当作贤内助和知己。李蕙仙逝世后,梁启超概括他们的关系是:“我德有厥,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挟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燠便康;我老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 这种文学体裁的描述难免有夸张之处,但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心心相印、休戚与共是肯定无疑的。
王桂荃由于出身卑贱、地位低下的原因,在梁启超的文字记述中很少,但他对王的爱恋和依赖决不比李蕙仙差,尤其在日常起居的生活方面,梁启超离不开王桂荃。梁启超出远门,经常会带王桂荃前往。
护国战争期间由于没有王桂荃在身边,梁启超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几乎天天思念“王姨”。尤其到了晚年,梁身体不好,全靠王桂荃精心照料。王桂荃别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聪明过人,在日本时她日语学得最快,一度成了全家人的翻译。
她也极善于处理和梁启超、李蕙仙、孩子们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在家中威信颇高。梁启超说她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 梁思成则讲她是“不寻常的女人”。 梁思成虽非王桂荃亲生,但对她感情很深,总是亲切地称其“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