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文去世 原副总理孙健文革结束后受批判 去世后谷牧送花篮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培养要求来自东西南北中,源自工农商学兵,于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精英得以突击提升,进入中央。邓小平复出后,对那些在文革中做过造反派,或是“坐直升飞机”提拔上来的领导干…
倪志福(1933.5——),江苏省川沙县人(今属上海市)人。1953年被分配到北京永定机械厂当钳工。同年创造了“倪志福钻头”,为此,曾获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金质奖章和证书。1958…
陈永贵(1915.2.14——1986.3.26)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所在村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
1986年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并历述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他生前“曾受到党中…
吴桂贤,女,1938年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河洛镇胡坡。1951年,吴桂贤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
李素文,女,1933年生,河北省乐亭县马头营镇郭庄子村人,生于沈阳市。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人团支部书记,高级社副社长,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营业员,沈阳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学…
陈永贵(右一)、吴桂贤(中)、李素文(左一)在大寨留影。
尉凤英(1933——):尉凤英1953年进入沈阳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后任工人工程师。她爱岗敬业,刻苦钻研,从1953年至1959年完成技术革新107项,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1965年…
姚连蔚,陕西省长安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在西安八四七厂当学徒、四级车工,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长、政治指导员;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参加造反派…
孙健,河北定兴人。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天津大成电锯厂、天津中国机械厂当工人。1956年6月后,任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干部、武装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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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吊唁期间,孙健的家属收到了他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的“师傅”、老一代革命家谷牧和曾在他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以私人名义发来的唁电和送来的花篮,这给孙健的家属及其生前好友以极大的安慰……
本文摘自《家庭》1998年第11期,作者:王筠,原题:《从国务院副总理到公司经理:孙健的特殊人生轨迹》
有的人,生活在天堂里,一交厄运便下地狱;而有的人,从天堂跌下,也就融入人间,继续发出生命的光和热。中国,有一位曾当了三年国务院副总理的北方汉子,就属于这后一种人。他的名字叫孙健。
时空倒转。镜头被拉回到中国历史上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的孙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达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这一年,他只有39岁。
他从国务院副总理位置上跌下来之后,有朋友曾问他:“你当年到底是怎么被相中并当上副总理的?”
“这对我来说也是个谜。”黑黑胖胖的孙健沉吟片刻后,很谨慎地说:“我只知道当时经办的手续大概是这样的,先是政治局报毛主席批准,再交十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提名,后当选为副总理。”
这其中自然有许多历史的原因,其中众所周知的实情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的1974年底,王洪文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黑状,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并决定第四届全国人大仍由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出面组阁……于是,命运之手就把孙健推上国务院副总理的宝座。
自1951年来到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开始,孙健在广阔的时空背景走了一个轮回——从学徒工到班组长,从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科长到党委书记,从天津市抓工业的副书记升任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最终像赛场上灵巧的体操运动员,以一个空中转体三周半的高难动作回落地面一样,又回到了最初生活和养育他的这块土地上。
翻砂工在工业领域里算得上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孙健从生活的底层熬起,几乎在通往仕途的所有台阶上都站过。当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的时候,他来了个笨鸟先飞,跑了近600个企业;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恩来总理在给副总理们分工时,以他那特有的口气说:“孙健最年轻,多到下面跑跑,花3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吩咐,他马不停蹄地跑了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年轻却身居要职,他处处谨慎小心,从不张扬自己。可作为手中掌握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工业和交通两大块的副总理,他即使不张扬,即使处处谨慎小心,也必然是新闻是热点。
当回忆起那段经历的时候,孙健说:“我必须老老实实干事,夹着尾巴做人。像什么钓鱼、打猎、游山逛水的事从不沾边。无论到哪儿去从来不要警车开道,安排了也要撤掉,没有这个必要。我自知是小马拉大车,水平不够……”
他手下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一方面觉得他为人不错,是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有点窝囊。别人的首长总有一些丰富美妙的活动,当时正是文艺禁锢时期,文化生活很枯燥,最诱人的就是能调来内部电影看看。然而,这些好事都与孙健无缘,他刚到上边,脚跟还没站稳,似乎还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内部电影,也不知到哪儿去调。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办公的环境比较宽敞,院子里有块空地,他觉得不种点什么有点冤,好不容易挤出点业余时间,便把身边的工作人员聚到一起,教他们如何种白菜、茄子或者大葱、豆角什么的,并亲自做示范。工作人员暗自苦笑,但做起来却不敢有一丝马虎。
一天,孙健正在中南海散步,半路遇上了同时担任副总理的谷牧,老人以关心的口吻问他:“你怎么还不把家属接来?”
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这样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是不许带家属的。”
谷牧被他的这句话逗乐了,细一琢磨,确实也是个理儿。
在老百姓眼里,孙健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而在他的内心,他朴实地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学徒”。其实,他的心情并不像他说的那么轻松。自当上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后不久,他就得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他这种症状越发严重了。
中国是十分讲究资历和辈分的国度。如果单单把这种职务上的升迁算作一种从政经历的话,那么他的这种经历真是太单纯了,这种单纯使他体味不到或把握不住政治漩涡深处的底蕴。他只能靠自己当翻砂工时锻炼出来的那股坚韧的劲儿,或用当时经常提到的“巴黎公社社员”的热情与义务,来行使国务院副总理的职责。
“四人帮”垮台后,孙健又在副总理的位置上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指导工作,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这本是他预料中的事情,他放下电话后,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随后,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在无情的政治风雨中坠落。中南海的日子与国务院副总理的生活,成了他42岁前的一段经历与记忆了。
有关方面找孙健谈话,他当时只有一个要求:回天津。这或许正应对了上边“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的精神,最后经过有关方面的严格审查,答应了他“回天津”的要求。虽然他要为这3年的副总理生活付出代价,但他相信自己的风格和人品并未受到政治与权力的骄惯与毒害,因为他那几年干的都是非常具体和比较实际的工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并未搀和其他方面的事,因此也就少却了许多精神负担与麻烦。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孙健是幸运的。这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能量守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