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歌手郑钧频现公众视线 为电影宣传开启路演模式

摇滚老将郑钧最近频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不是因为他又出了新专辑，而是因为他用6年做的一部动画电影《摇滚藏獒》。上映在即，郑钧开启了路演模式，“我这一段时间做的这些宣传的事儿，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为了音乐我从来没做过，有些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做的。”而说这话的郑钧，已经9年没有再发过新专辑。所幸的是，郑钧还保持着愤怒不吝的摇滚遗风，言谈之中振聋发聩。谈起中国的唱片业，他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唱片工业，我有过一阵‘唱片农业’”；谈起摇滚的商业化，他说，“现在摇滚歌手一个个儿都穷得跟孙子似的，然后你嫌摇滚圈没有好作品，能有好作品吗？能写出牛逼的歌的人，他为什么要在这儿受穷呢？”；他甚至还把自己给解构了，“摇滚明星是当你成为明星之后，你再去过那个生活，之前那都是给你表演的，没意义，都是编的故事，唱片公司编的故事，别听这个”；谈起参加真人秀，“我跟我儿子吃饭，别人为了看这个付钱给我，我觉得，好神奇啊这个世界！”一、90年代摇滚圈集体在挣扎，但我是一个人在正式成为摇滚歌手之前，郑钧只是一个痴迷摇滚的工科生，在这所典型的工科院校，他有一个同样大名鼎鼎的校友：马云。但90年代的学生郑钧，选择了颇为摇滚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学业，“我没有毕业，我退学了，我毕不了业，我一辈子都没毕业”，“因为我想当一个歌手，我想写歌，变成一个音乐人。但是我的环境和条件不具备，我也没机会，然后我继续写，我周围所有的人认为这样不可能。我大学玩乐队的同伴们，最后大家离开大学告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他们都要去工作了，说现实一点，这事儿没戏。大家都笑一笑，啊，老郑一根筋，你非要干这个事儿，我不认识任何一个音乐圈的人，我是一帮工科大学的学生，不认识任何音乐圈的人，你怎么可能混到这个圈呢？”完全置身摇滚圈外的郑钧，凭着对音乐的热爱，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他们挣扎是他们都在北京挣扎，都在面上挣扎，他们有个圈子，这个圈子在集体挣扎，我是一个人。”肄业后，郑钧回到西安的家，“我去跟那些草台班子演出，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呆着，我在我的宅子挣扎，没有工作、没钱、没有希望，没有任何东西，我也挣扎了好几年。”长年的蛰伏挣扎，其间郑钧产生过自我怀疑，“我也出去找过工作，人家说你谁呀，一看也没文凭，大学自己肄业，退学，也没文凭。你有工作经验吗？也没工作经验。你想应聘什么职位？我问你们销售经理怎么样？人家说出去笑。所以我在别的方向也不适合我，我干不了，我只能干这个和热爱这个。”思虑再三，“另类”的郑钧决定只身奔赴当时的摇滚圣地——北京，出发前，“我哥哥当时跟我说，你去北京要当歌手这个事当成一个协议，两年时间，如果你成了你就成了，如果你没当成歌手，那就把这个事儿忘了吧，到深圳来，找个工作。”郑钧回忆，“那时候深圳最赚钱的是出租汽车司机这种普通工作，给你找个车，你开车当司机吧，这我是真这样准备的。如果两年后我再没机会，我就去深圳当司机了，然后业余时间在酒吧里唱个歌，也挺好。”？二、因为热爱，最可怜的时候也从未自卑来到北京后，“北漂”郑钧经历了人生“最穷的时候”，“我每天弹吉他、写歌，住在人大后门的一个农民房。房东大妈有时候问你干嘛呢？我说写歌呢，她说写歌干嘛呀？喜欢呀！然后自己烧点开水，打点开水回来泡点方便面，继续写歌。”困窘的生活，也没有打消他对音乐孜孜以求的摸索，“我跟草台班子去演出，晚上我乐队的人在台上聊天、看设备，在台上聊天，乐手问我，你干嘛呢？我说写歌呢，他说你写歌干嘛？他说哦，你不用写歌，别人都写好了那么多歌，那么多牛的歌，不用你写了，唱别人的歌就行了。我说我想给我自己写几首歌。他说你自己写的歌谁会听呀，哪有机会被人听到，谁也不会唱。我说我就是想写给自己听，我喜欢这件事我就去写。”不久后，郑钧被当时黑豹乐队的经理人郭传林发掘，随后就签约红星生产社，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写到有一天，我把这个真的变成唱片了，真的有人听，有人喜欢的时候，那时候我回头看，我一想想，真的就，当年经历的那些事，你回头去看它。我在我当年最可怜的时候，其实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痛苦，真的，从来没有自卑过，就是那个，我很穷，我穿的鞋是窟窿，裤子都是天然的洞，蓬头垢面的，还跟朋友谈笑风生，还去跟女孩儿混，然后呢，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内心世界有一个自己，有一个非常骄傲的东西在，我在为我自己在干一件我热爱的事儿。”但时至今日，再追怀起来，郑钧仍然觉得“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很独特。我是觉得，我在干一件我喜欢，我热爱的事儿，我很幸福。但你说那时候，我能不能未来当个歌手，能不能火，能不能挣钱，我真不知道。”他将自己大学时突然逆道而行的举动形容为“冒险和赌博”，“我没有走你们的道路，你去上班，你去干嘛，你走的是别人走了一万遍的路，没意思，我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我自己想成为一个摇滚歌手，我的路跟崔健成为一个摇滚歌手的路绝对是不一样的，无法复制，这种生活无法复制。”

三、我过不了复杂生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挺好玩了近三十年的摇滚，如今49岁的郑钧再谈起摇滚，已经褪去了曾经摇滚青年怀才不遇和落拓不羁的色彩，对他而言，“摇滚乐现在意味着一种生活态度，甚至于我回想起来，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实、自由的东西，简单、真实、自由地活着。”郑钧说他“现在过不了复杂的生活，我觉得复杂的生活太可怕了”。在他看来，“做歌手最幸福的一点就是他的生活很简单，写歌，去录音棚里面录音，宣传、演出，他非常单纯，人际关系非常单纯，不需要勾心斗角。我不需要去因为害别人而得到某种利益，这东西也没有这些勾心斗角的东西，没有这种复杂的东西，所以特别简单。歌手是一帮很幸福的人，生活非常单纯。”郑钧也经历过“复杂”的生活，“我以前老是想让事情按照我的想法发生，我要干嘛，我计划明年、后年的事儿全计划好。我去年干多少事，我要挣多少钱，我要做什么事儿，全计划好好的，都是好事，想起来你就会乐，这个计划。计划是你想起来就会高兴，但是它发生了以后你都会哭的事儿，就叫计划。”为了摆脱这种计划与现实的落差，保持“简单和单纯”，现在的他已经不再为规划所累，“别人觉得我不靠谱，因为我没什么特别细的计划，也不怎么担心明天，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觉得特别好。因为明天你的计划一堆，到时候这个计划实现不了你又失望。所以大概差不多就行了。”然而有时候还是他还是会被现实情况拽着走，比如“最近宣传的生活就是复杂了，我就已经害怕了。”郑钧说的这种“宣传的生活”，就是因经他一手打造的《摇滚藏獒》而起，这部历时6年的动画电影，在上映前迅速将郑钧卷入频繁路演和大规模曝光的生活之中。在《摇滚藏獒》的首映发布会上，郑钧谈及此事苦不堪言，甚至觉得“路演完全违背我自己的天性，因为需要不停地说话，我是不喜欢说话的”，但是又“不想为了自己的个性而影响被受众接受的可能性。”采访中，郑钧也强调，“我这一段时间做的这些宣传的事儿，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为了音乐我从来没做过，作为歌手的职业生涯里边，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多的宣传，有些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做的。”四、摇滚歌手都穷得跟孙子似的，能有好作品？2016年，距离崔健在1986年喊出的那声“一无所有”，已经整整过去了30年，摇滚乐也在中国发展了30年，郑钧也从嘶吼着“灰姑娘”的青春代言人变成了众人口中的“摇滚老炮儿”。对于中国摇滚在音乐市场上一直以来的尴尬地位，以及讨论不息的商业化问题，郑钧认为，首先要区分“职业音乐家”和“业余音乐家”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可以以此为生的叫职业音乐家，你可以因为你的音乐赚钱，可以维持你的生活和过得很好的，这是你的工作和职业。音乐爱好者是什么？你就是喜欢这件事，你并不能以此为生，这事没问题，你可以爱好它。你不能说我所有的音乐爱好者，就是摇滚音乐家，然后能以此生活的人他们不是的，他们已经商业了，这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说法。”郑钧希望“中国的所有摇滚音乐家都变成亿万富翁，那时候的摇滚乐圈子一定会特别牛逼。”“因为当这些人都变成富翁的时候，就会有无数的年轻人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性的，是这样的生活太牛逼了。在美国，你问年轻人，十个里面有八个男孩儿说我的梦想就想当个摇滚歌星Rock star，我就想当，谁都想当Rock star的时候，你会听到无数无比美妙的音乐出来。”因此，当下公众对于摇滚音乐人商业化的苛责，在郑钧看来是毫无道理的，“你现在摇滚歌手一个个儿都穷得跟孙子似的，然后你嫌中国音乐，摇滚音乐圈没有好作品，能有好作品吗？能写出牛逼的歌的人，他为什么要在这儿受穷呢？这个时代跟六十年代是不一样的，他有这个才华，他分分钟可以去写一个小说，写一个电影剧本，他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他为什么要干这个？职业，我所说的是以摇滚音乐，以这个音乐为职业的职业音乐人，他为什么要以此为职业？连活都活不下去！”他觉得中国的摇滚圈存在一个“巨大的误会”，“认为摇滚音乐人可以不吃不喝，我就当神仙，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件事的话，你可以找个职业，赚着钱养活自己和老婆孩子，业余时间你可以玩乐队，继续写歌，你去创作，然后去卖你的歌。如果火到一定程度，你可以拿这个钱养活老婆孩子，你可以把那个工作辞掉，这是我认为现实一点的。美国人是这么干的，中国人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一个误会。我玩摇滚了，从此啥也不干，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在那儿抽着烟聊天，也不创作，也不干别的，然后就抱怨，就是说为什么我的歌不火，为什么他们都，这个社会完全这个，音乐摇滚圈是太可怜了，我不被重视。我觉得首先的问题是这个问题。”郑钧甚至觉得，“我的故事都有点误导别人，我的故事、别人的故事，都有点误导后来的音乐人，觉得我既然这么热爱摇滚乐，啥也不干了，就干这个事儿。你如果能从早到晚写歌，排练的话，我觉得你干这个，有才华，我觉得你也很牛。但是你不能就写俩小时歌之后，剩下的时间就开始一帮哥们儿开始聊了，你就开始玩摇滚明星的生活，那是错的。摇滚明星是当你成为明星之后，你再去过那个生活，之前那都是给你表演的，没意义，都是编的故事，唱片公司编的故事，别听这个。”说起这些，郑钧显得有些激动。

五、中国从未有唱片工业，只有过唱片农业在中国公众的认知里，摇滚乐更多地意味着主流之外的一种的音乐类型，天然地为小众所追捧，而对西方音乐了然于胸的郑钧，有着不同的见地，“在西方，美国和欧洲，摇滚是一个极其主流的文化。你在美国，为什么我说这个，我公司里面那些员工，那些画画儿的漫画师，个个都有乐队，个个都出唱片，你会觉得这个群众基础太大了。”摇滚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境遇，“说实在的，我是觉得大家都有责任，你不能光怪听众，大家都有责任。如果你成批的优秀作品不停地冒出来，一个唱片工业的标准是每年至少要有十张以上极其优秀的唱片产生，才会产生，算作一个小唱片工业，我哪有？”郑钧郑重其事地分析道。而延伸开来谈及中国的唱片业，郑钧更是义正辞严，“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唱片工业，我有过一阵‘唱片农业’”，他解释称，“唱片农业文明我有过，我有过唱片‘封建社会’，我曾经经历过，现在也过去了，现在就没了。但是音乐从来没有衰亡过，我觉得唱片工业的行业，是因为原来的唱片工业体系崩溃了，但是音乐，对音乐的需求和热爱从来没有崩溃过，这是两个事。”虽然一直被当做摇滚老将，但郑钧很不喜欢将个体类型化，“说这一帮他们玩儿摇滚的，这一帮玩儿流行的，这是玩嘻哈的。或者这是西安人、北京人、河南人，这种划分没有特别，或者这一帮是天蝎座的，这一帮是巨蟹座的，这种划分是你可以作为娱乐的那种，但是它没有实际的意义”“摇滚圈子这么多人，他们会一样吗？他们会不一样。所以这才是他们的魅力，老崔、黑豹我觉得都很喜欢他们，但是都不一样，他们之间也不一样，我跟他们也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原则和做事风格，我自己的喜好。所以你自己高兴就好，我觉得重要的是，每个人，像老崔是我大学的偶像，我真的希望他，他是按他的思路走就行了，他想写什么音乐写什么音乐，我听得懂觉得好，听不懂，他高兴就好，就是这样。”[星态度]郑钧：摇滚歌手穷得像孙子 能出好歌？六、我不理解真人秀但觉得带孩子有人付钱给我很神奇从2007年的专辑《长安长安》后，9年来，除了零星发过几首单曲，郑钧再未推出新的音乐专辑。但在音乐领域之外，他创作漫画、担任歌唱比赛评委、综艺节目导师，去年甚至也投身真人秀洪流，带着儿子一起参加亲子类节目，到如今，他又拿出了耗时6年制作的动画电影，看起来，歌手郑钧似乎离摇滚、离音乐越来越远，转而变成一个全能型艺人。采访中，聊及此事，郑钧都已经记不清自己多久没出过新专辑了，他询问助理，“《长安长安》之后是什么？2007年之后我没出专辑？”“我的心太大了，确实，我以为我出了。出单曲了，对对，出单曲了。”对于自己的“不务正业”，郑钧并不讳言，“说实在的，我从小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特别不爱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我不愿意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别人觉得你，老郑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摇滚歌手，你应该过成我想象的一样，那样过的生活，你要不食人间烟火，很牛逼的这种姿态得有。但是我觉得，我为了他们活在那个姿态里面，太没意思。人生很短暂，我想看看还有别的活法没有。”其中让粉丝最不能接受的“别的活法”，就是这位华语摇滚的扛鼎人物，竟然在真人秀的镜头里带孩子，他需要面对无数育子难题和琐碎日常，与往常人们印象里洒脱不吝的摇滚歌星形象大相径庭。可郑钧不在乎这些，“我去上真人秀，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你不能让我停留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生活状态之中，这个时代有无数的新东西，互联网是太神奇的一个东西。”让郑钧觉得神奇的还在于，“我跟我儿子吃饭，别人为了看这个付钱给我，我觉得，好神奇啊这个世界。你要问我对真人秀什么感觉，我觉得真人秀真是个理解不了的一件事。我在那就吃饭、玩儿，我陪他，看孩子，给孩子洗澡，有人给我付钱，很多钱。我觉得，好神奇的事儿。”所以，其实郑钧也不理解真人秀的消费模式和存在形态，他只知道，如果你不想看，“可以不看，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可以不看。就跟鲍勃迪伦似的，鲍勃迪伦那时候写一个反战歌曲，然后大家觉得他是牛逼的反战大师，各种抗议之声，鲍勃迪伦你得站在前面，你得是我的代言人。鲍勃迪伦说我从来不是任何人的代言，我是我的代言人。我就是一个，我是个职业歌手，我写歌的，别让我干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我还有老婆孩子，我要过我的生活。列侬也是这样的人。”“所以记住一点就是，没有人是神，再牛逼的人，也要拉屎。你说你的偶像拉屎你受不了，他也得拉，要不然他受不了”，说完，郑钧自己也开怀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