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是艾滋病人吗 濮存昕:艾滋病宣傳員 我人生的重要角色

2018-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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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濮存昕在貴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兩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親切擁抱,並鼓勵他們放下包袱,鼓起生活的勇氣,戰勝病魔.楊楹攝10月下旬,中國著名演員

濮存昕在貴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兩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親切擁抱,並鼓勵他們放下包袱,鼓起生活的勇氣,戰勝病魔。楊楹攝10月下旬,中國著名演員濮存昕在美國獲得了由海外華人組織的慈善組織—美國愛心基金會頒發的傑出成就獎,該獎旨在表彰在中國抗擊艾滋病中做出的重大貢獻的人士,除了濮存昕,此次獲獎的另外三人為:關心和幫助中國抗擊艾滋病事業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救助艾滋孤兒的香港“智行基金會”創建人杜聰、研究艾滋病疫苗和治療方法的中國性病與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專家邵一鳴。

濮存昕是中國知名度很高的一位公眾人物。他的職業是演員,主演過多部話劇、電影和電視劇,同時,他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還是全國政協委員。

近幾年來,他成了中國艾滋病防治事業中的一個明星:從2000年起,他接受衛生部之邀,出任了艾滋病宣傳員。從那時起,濮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和感召力,號召全社會重視艾滋病,關愛艾滋病患者,並身體力行地從精神上或者經濟上幫助艾滋病患者和他們的家庭。

光榮的使命 2000年11月1日,當濮存昕從衛生部副部長手裏接過“艾滋病宣傳員”的聘書時,心裏充滿莊嚴感:“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英雄,要克服困難甚至犧牲自己,去完成一個艱難的任務”,他説。

此前兩個月時的某一天,當濮存昕的一個朋友打電話給他,轉達衛生部官方希望他能擔當“艾滋病宣傳員”這一義務工作時,濮存昕對艾滋病本身及艾滋病在中國的傳播情況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跟大多數人一樣,聽到艾滋病這個名詞跟聽到魔鬼這個名詞的感覺差不多:可怕,但是虛幻遙遠。

濮存昕在電話裏回答他的朋友説:“你給我十分鐘時間考慮。”十分鐘以後,他回電話説,他接受這一工作。 中國著名演員濮存昕(左)24日在華盛頓獲得由美國愛心基金會頒發的傑出成就獎,此獎表彰他在中國抗擊艾滋病中做出的重大貢獻。

這是中國駐美使館總領事邱學軍為濮存昕頒獎。cnsphoto 濮存昕這樣痛快地接受了這一要求,讓衛生部稍感意外並且非常高興,因為據説此前有幾位公眾人物曾經拒絕了這一工作。

就這樣,濮存昕成為中國第一個出任“艾滋病宣傳員”的公眾人物。 在接受《北京週報》記者採訪時濮存昕説,當時不能説一點顧慮都沒有,一方面那時候因為對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不了解,覺得這一工作可能會有一定風險;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確定這一工作是否會對自己的公眾形象有負面影響,也許有人會懷疑自己做這一工作是因為本身染上了艾滋病。

“但是,衛生部是政府部門,它提出這樣的要求,説明社會需要在這個時候有這樣一個人去做這樣一件事情,既然選擇了我,那我責無旁貸。

” “是的,我想我從小就有一種使命感。”濮説。濮存昕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出生於北京的一個藝術家庭,他的父親在退休前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著名的話劇導演和演員。

跟當時許多年青人一樣,濮在不到二十歲的時候,曾經懷著改造世界和鍛鍊自己的理想,響應國家的號召,自願到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的農村去生活了數年。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他是一所軍隊話劇團的話劇演員,後來又進入中國最著名的話劇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並在這裡成長為深受人們喜愛的話劇演員及影視演員,在許多話劇和影視作品中擔任主角,包括外國經典名劇如哈姆雷特等等。

先天個性、後天所受教育和個人經歷等種種因素,使他身上帶有一種藝術氣質和理想主義色彩。 在電話同意接受艾滋病宣傳員這一工作後,濮存昕開始請教專家、搜尋資料,學習和了解有關方面的知識和資訊。

對艾滋病致病原因和傳播途徑的了解,消除了他原來對艾滋病的恐懼,而對艾滋病在中國傳播情況的了解則使他感到憂慮。 在此後的幾年內,濮存昕做了大量工作:拍公益廣告、出演有關艾滋病的電影、對社會公眾或政府機構人員做講座和培訓、在政協會議上提交有關提案,等等。

所有這些工作,從所希望達到的效果來説,可以説有兩個:引起社會對防治艾滋病工作的重視;呼籲社會關心艾滋病病人。 濮存昕説,“事情好像越做越多,因為我的原則就是要麼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 必須引起全社會的重視 這幾年,在中國各大城市的機場、地鐵通道、馬路邊等等許多公共場所,出現了許多關於預防艾滋病的公益廣告,其中不少都有濮存昕的形象出現,巨大的廣告牌上,他的陽光微笑具有特殊的宣傳效果。

很多人説,衛生部選擇濮存昕做艾滋病宣傳員是找對了人。濮存昕幾十年來出演過的許多話劇和影視角色中,大部分是正面角色,加上他英俊的外形條件,在廣大觀眾心目中,他正直而充滿陽光。

除了這種形象基礎,事實上,也許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人。濮是全國政協委員,2001年3月,在他任艾滋病宣傳員後參加的第一次全國政協會議上,他就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政府採用街頭廣告形式擴大預防艾滋病宣傳面”,他高興地看到,當年底,在北京和上海的地鐵、火車站,在全國18個國際機場,都樹立了預防艾滋病的公益廣告牌。

此後,每年他參加全國政協全體會議時,都會提出一些跟預防艾滋病有關的提案,繼續推動艾滋病宣傳工作更廣泛地開展。

濮存昕説,直到今天,政府和整個社會對艾滋病的威脅、對艾滋病給中國可持續發展造成的威脅的認知程度,與迅速蔓延的艾滋病病毒傳播趨勢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反差。

據估算,中國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數約在 85萬左右,跟中國13億人的基數相比,當然佔個很小的比例,公眾大多在生活中很少會親身接觸艾滋病病人,因而容易覺得這是與自己無關的、遙遠的事。

但是自從艾滋病在中國出現至今,它一直處在上升狀態,甚至有專家估計,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中國可能會出現1000萬艾滋病人! “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讓全社會--包括各地各級政府和全國公眾--對此給予高度重視!

要讓每個中國人都知道,艾滋病離我們並不遙遠。”濮説,一方面要使大家在思想意識上警惕起來,另一方面則是要普及艾滋病知識,讓大家了解如何避免傳染和被傳染。 他説,事實上,艾滋病傳播只有血液傳播、性傳播和母嬰傳播三種途徑,只要避免在這三個方面出問題,就能避免感染艾滋病,比如,性生活中使用安全套,就是避免性傳播的一個良好的辦法。

濮在許多學校、鬧市地區等公開場合都曾參加過宣傳使用和公開發放安全套的活動,去年,應泰國有關方面邀請,他還曾與中國另一位著名影星蔣雯麗參加“泰中紅絲帶預防艾滋病聯合行動”,在曼谷的繁華鬧市為在這裡聚會的年輕人和外國遊客派發安全套。

他甚至允許有關機構在供宣傳用的安全套上印上了他個人的漫畫肖像,在公開場合發放。

有一次,在北京的一次街頭宣傳活動結束時,當主辦方把一個裝有安全套的紙袋送給他作為禮物時,濮存昕幽默地對在場的公眾説:“我一個人也用不了這麼多呵,還是送給大家吧。

”説完就取出裏面的安全套散發給大笑中的人們。濮存昕就這樣以其個人魅力和坦然的態度,把安全套這個人們私密生活中的小物件變成了一個公開談論的避免感染艾滋病的話題。 除了對公眾的宣傳,濮存昕説,對各地各級政府有關部門的宣傳和培訓也非常重要,畢竟,政府的重視和努力是非常有效的。

濮存昕與衛生部門的幾位官員和專家曾在十幾個省市舉辦過艾滋病預防培訓班,參加人員包括高級、中級和基層幹部。而且,還有越來越多的地方提出了培訓申請。

濮存昕説,這説明中國各級官員對艾滋病防治日益重視起來了,這是一個值得欣慰的現象。 我們的敵人是艾滋病,不是艾滋病人 “我們的敵人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濮存昕在很多場説過這句話。

濮説,不論這些人因為何種原因受到感染,他們首先是病人,需要得到起碼的尊重和關愛。 今年4月,濮存昕和中央電視臺的記者一起前往山西,走進一位艾滋病患者的家拍攝一部與艾滋病有關的專題片。

這家有夫婦兩人及兩個孩子,原本是一個快樂的四口之家。自從男主人不幸染上艾滋病後,他們的天空便籠罩上了陰影。在那個陰暗的窯洞裏,濮存昕跟他們生活了一天,那一天這個破舊的家裏充滿了笑聲,濮存昕和他們一起包餃子,一起吃飯,一起聊天,並把愛人買的一書包生活用品和學習用具作為禮物送給他們。

看到這兩個孩子,濮存昕想到了自己的女兒,想到了北京孩子們優越的生活環境,心裏酸酸的。告別的時候,濮存昕把身上僅有的1700元錢都留了下來,還寫下了自己的手機號碼。

他告訴染病的男主人,他會一直資助這兩個孩子讀書,並對他們負責到底。“從男主人激動的眼神和説不完的話語中,我感受到,這個群體是多麼渴望人間溫暖!” 濮存昕説。 在很多地方,由於對有關艾滋病的知識了解不夠,許多人排斥艾滋病人,艾滋病患者面臨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和生存壓力。

在陜西,濮存昕遇到一個感染了艾滋病的農民,那是一個貧困家庭,他種的麥子,被人一把火給燒了,交不起公糧,交不起土地稅。

在北京的佑安醫院,一位女艾滋病病人噙淚對濮存昕説:“在老家,家裏和村裏的人都討厭我,不理我,沒想到您不嫌棄我,還跟我握手,您真的不怕嗎?”濮存昕笑著回答:“要怕就不來了!” 事實上,許多人都問過濮存昕:你經常和艾滋病患者接觸,不怕被感染嗎?他回答説:一把鋒利無比的水果刀,如果不往人身上扎,它就是安全的。

艾滋病就像水果刀,雖然傳播快,死亡率高,但切斷了血液和體液這兩個傳播途徑,正常的接觸不會出現意外。

“我就是想通過我跟艾滋病人的接觸告訴大家,艾滋病患者沒有什麼可怕的,不應該是被排擠的。”他説。 濮存昕不斷地呼籲社會關注艾滋病病人的生存權,尊重他們的勞動。他不光用語言、握手和擁抱作來支援這一呼籲,也用具體行動實踐它。

在山西聞喜縣,有一位姓紀的感染者,他和妻子以手工製作民間工藝品“布老虎”謀生,濮存昕去看望他們的時候,一方面被他們不屈服於疾病的精神所感動,另一方面,也覺得他們的布老虎具有藝術價值。

臨走時,濮存昕拿出1500元,對他們説:“把這群小老虎都給我裝上吧,我來負責給你們賣。”兩百多只小老虎裝了兩麻袋,塞進了濮存昕的汽車後坐。此後的一段時間,濮存晰所到之處就推銷這一群“小老虎”,以至於朋友見到他,常會問起:“你的老虎賣完了嗎?” 濮存昕説,消除社會歧視、關心艾滋病病人除了因為他們本身必須得到尊重外,也是因為,這是一件對全社會都有益的工作。

濮説,專家估算的中國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數約在 85萬左右,而來自醫院的檢測記錄上,只有不到6萬人。

約80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社會上流動,有些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已被感染,因而很容易産生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那麼,為什麼他們不來檢查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害怕別人知道他們得這個病。

這個現象是社會歧視的不正常現象造成的。所以,我們需要把艾滋病的知識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告訴大家,艾滋病不可怕,不要去歧視艾滋病人,不要干擾他們的生活,不許因為艾滋原因辭他們的職。

這樣,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他們才能放鬆,更多的人就會主動來檢查了。這對社會,對他們本人都有好處。 有一次濮存昕去去醫院探望艾滋病人,臨走時,一位艾滋病患者拉著他的手,很認真地説:“我可以跟你保證,我的艾滋病到我為止,不會感染給任何人。

”濮説,這句善良而負責的話讓他非常感動:“如果事情都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社會就變成一個良性迴圈的結構了。”文:封婧供稿:《北京週報》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