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邓小南 邓小南:宋代疆域不及汉唐但有一点前朝不能比

北宋所承继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之一:中原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周边先后分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北宋结束了这种动乱频仍的分裂局面。宋朝统一后的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相比,但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则是前朝所难于比拟的。

我们的教科书上常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贫”指国力、财政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应该说,这种概括有一定道理,亦有其片面性。宋代确实是周边受到严重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时期,是面临各类严峻挑战的时期,整体战略格局与政策应对有诸多问题;但与此同时,它也是治国基调比较开明的时期,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时期,其多方面的杰出成就,有效地牵动了中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在宋代,传统农业达于成熟,工商业亦有长足发展。有学者研究指出,北宋中期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相媲美。盛唐天宝年间一年铸钱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正是在北宋出现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也都是在宋代。

立纪纲、召和气相辅而行

五代8姓14君,一共只维持了53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当时人觉得这无非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这个王朝稳定了下来,法宝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宋太宗将谨守的法度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

为了建立稳定的政治文化秩序,宋代以“立纪纲”“召和气”相辅而行。“纪纲(纲纪)”指法规制度;“和气”指的是能够感召阴阳,使天地间充盈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以科举制度为例,制度的严密化,使其更为开放合理。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

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元祐三年苏轼任主考官,门生李廌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天赐良机。

但到拆号张榜时,李廌却榜上无名。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范仲淹断齑画粥,坚持学业。欧阳修幼年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范仲淹认为,像寇准这样,在宋辽交涉中勇于担当,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即是“大忠”。南宋的普通官员方庭实,也敢于对皇帝指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万姓、三军的天下,而不是皇帝个人的天下。

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强力推进。朝堂之上他坚持主见,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的卓绝品行和高深文学造诣,受到同时代人的尊重。苏轼在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六言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感叹:“此老野狐精也。”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确实如此。1972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曾经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要效法“三不足”的改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