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真实情况 1950年 真实故事《白毛女》(图)

1950年 脱胎于民间传说和真实故事的《白毛女》

重温“北风那个吹”的集体记忆

相信每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中国人都很难抹去“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集体记忆,从前也许并不能很好地理解那唱词中的悲苦无助,直到站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半百之当口,同时也站在上世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之上,才意识到这样一个兼具着奇情和浪漫的复仇故事,寄托了当时人民被欺压的痛苦和奋起反抗的普遍心情,《白毛女》被传唱至今,也源于此。

口述影像:一听“北风吹”,就知道是《白毛女》

田华:地道的农村姑娘亮相银幕

1949年底或1950年初,上级通知让我去北池子甲34号,见几位导演、摄影、化装等创作人员,有水华、吴蔚云、钱江、汪洋等几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汪洋说:“可能是选喜儿。”到了以后,他们一边问我话,一边围着我转,仔细地审视我的各种角度。此后,又叫我去北影试装,还照了我的喜怒哀乐等各种表情的照片。

一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电报,通知我电影《白毛女》的主角已定,由我扮演,并要我尽快赶赴东影(长影前身)。到长春后,我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王滨导演。我虽被选上演喜儿而感到荣幸,同时,又因不懂电影和他的严肃而感到恐惧。

我当时是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当演员,而我出生在河北农村,正好与《白毛女》的传说中的“白毛仙姑”是同一个地区;在舞台上,一直扮演农民形象,身上有一股乡土气息,大概这些都是导演反复考虑的方方面面。

到外景地平山县后,王滨导演对我说:“别看你生长在农村,但还是要体验生活。”于是大伙儿根据喜儿这个角色,为我找了几个农村姑娘,逐渐唤起了我对农村生活的回忆,把握那种特定的感觉。在人物造型上,王滨导演告诉我,演员的气质无疑要与角色的气质相吻合,但只有这一点还不够,吻合了还要找差距。

他说,镜头就是观众,在镜头前面塑造人物,要比舞台上更加生活化。演员既要有镜头感,又要没有镜头感。因此,站在镜头前,就不能老想着我自己;适应了,就不做作了。

这些都对我以后的表演有着很大的启发。记得拍摄的第一个镜头是在地里割谷子,王大婶送饭来喊着:“春儿!喜儿吃饭了!”我从谷穗当中一抬头,一抹汗,怀里抱着谷穗一亮相,大家都说一个地道的河北农村姑娘活脱脱出现在银幕上了。

《白毛女》最初放映时,在农村反响特别强烈。甚至在国外影响都很大,1951年有几部片子参加了捷克的卡罗维·发利第六届电影节,《白毛女》荣获了特别荣誉奖。我去前苏联看到喜儿说着俄语;去日本,看到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世界各地,一听到《北风吹》歌曲,人们就知道是《白毛女》。

杨润身:我来自“白毛女”的故乡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杨白劳式的人物。9岁时就听奶奶讲过白毛女的故事,后来自己就搞了一个村剧团开始排白毛女的戏,也看过当时排出来的歌剧《白毛女》。因为一个什么契机《白毛女》被搬上银幕呢?在40年代末,歌剧《白毛女》在民间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香港那边想把歌剧改编成电影,新中国刚成立的电影局了解了有关情况,认为我们最有条件来把这部电影拍好。

当时设备条件最好的是“东影”,就决定由“东影”来拍。为什么我成了编剧之一呢?电影局已决定水华和王滨来编剧和导演,但是他们并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他们知道我曾经组织村剧团排过《白毛女》的戏,就很周折地找到当时在平山的我,我也很高兴,因为对这个故事太熟悉了,那年我28岁。

当时有一个《白毛女》的版本,喜儿和大春没有结婚;被玷污的喜儿为黄世仁生下了一个小姑娘。这种结果观众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把这样的结局改掉了。另外还有杨白劳除夕躲债的情节。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穷苦人没有欠账的习惯,有一分还一分,绝不可能怀里揣着几个钱而四处躲藏。

就是要让杨白劳冒雪赶到黄世仁家还债去,钱财两清,黄世仁还不肯放过喜儿,这恰恰更好地表现了地主恶霸的蛇蝎心肠。电影《白毛女》的剧本写了一年多,摄制耗时9个月,所有的外景地都选在我的老家平山县。

毛主席说过“平山是白毛女的故乡”,现在我还经常回到平山的老家坐在乡亲们的地垄炕头上。白毛女纪念馆成立时,老朋友田华、陈强等人都又回到了50多年前拍电影的地方,大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