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扬和张申府的后代 “一二·九”运动中的教授们:张申府教授被捕

“一二·九”运动,迅速地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北平学联”和“北平院校(包括东北大学)”的师生于1936年1月联合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张申府和吴觉先(武剑西)、潘怀素、程希孟、章友江、黄松龄、严景耀、杨秀峰、许德珩等进步教授都参加了。

不久,“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与“北平学联”又共同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中包括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七个省,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工农、妇女五个部。

《张申府文集》回忆道:“总务部由我负责……杨秀峰任顾问,他耳朵虽然不好,但是许多主意都是由他拿的,在救国会中起了指导作用。经杨秀峰介绍,我认识了彭真同志,当时人们称他为‘高先生’,并由此认识了林铁、肖明等人。”

接着,上海由著名的“七君子”等人筹划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七君子之长的沈钧儒负责。南北团结联合,相互声援,壮大了抗日救亡的力量。

躲到冯友兰教授家里

《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中有一篇《一九三六年清华被围纪事》,冯友兰回忆1936年2月29日夜晚情况时说:我刚吃过晚饭要出门到梅校长家去开校务会议时,“进来了两个学生。其中的一个我认识,他叫黄诚,是清华学生会主席,另一个我不知叫什么名字。

他们说:‘宋哲元的军队来了,要抓人,我们两个先在您家躲一下。’我说:‘那好吧,都进来吧。你们在客厅里坐,我要去开会。把他们安顿好后,我就去开会了。”校务会议成员“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往城里打电话,向各方面求救。

打来打去,找到了秦德纯。当时他是北平市市长,也是宋哲元身边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在电话里对秦说,现在的事态非常严重,如果军队进了体育馆,就要闯下大祸了。秦德纯听说后说他马上去见宋哲元。

过了一段时间,秦德纯打来电话说:‘我和宋哲元说了,现在宋已经下命令叫军队撤回城里。’……我们仍留在梅贻琦家里等消息,一直等到校卫队打来电话说军队全走了……大家才放心……这时已是当夜两三点钟了。我回家后,黄诚他们已经走了……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开会,会上有一位同志走到我跟前说:‘我也是清华的学生。那年宋哲元包围清华时,我和黄诚在您家里躲过。我叫姚依林。’”

姚依林在《党史通讯》第6期的《“一二·九”运动回忆》一文中说:“这时,在学校里是南翔负责指挥,他通知我,还有黄诚,到冯友兰教授家里去避一避。我们就在冯友兰家的厨房里待着。到了晚上两点钟光景,国民党军警来见冯友兰,很客气地问及冯友兰,家里有没有人?有没有学生躲在屋子里?冯友兰回答说没有。警察未搜查即离去。第二天早上6点钟的样子,这时军警撤走了,我离开了冯友兰家。”

张申府教授被捕

就在同一天上午,张申府教授已经被两个便衣逮捕了。

据《张申府文集》记载,当时,他在从城内大乘寺19号家中往西单清华返校班车站去的路上,“那些抓我的人非常高兴,他们口称‘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头子’……我本是预备躲一躲的,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躲就被捕了……刘清扬也被捕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把我和刘清扬押解到宣武门外的侦缉总队。一到那里就把我关到木笼里,后来又把我放出了木笼。总队的队长姓马,他对我说,你太太给你求情了。原来这个姓马的是回民,刘清扬也是回民,刘清扬借此向那个姓马的求情,才把我从木笼里放了出来……我们又被送到前门内的警察局第三厅,被关在一个西屋里……靠北边是政治犯,多是学生,也有教员……这些人主要是因为搞学生运动、参加‘一二·九’游行被捕的……大约三月十几号,警察局把我、刘清扬还有十几位学生,一同解到位于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此地俗称炮局子。

不久前,抗日将领吉鸿昌在这里被杀害。到了监狱,首先是队长‘训话’,此人粗暴野蛮,他总是‘张崧年’、‘张崧年’地喊着我的名字训斥,我非常憎恨他,所以出狱后,立刻把我的名字改为申府(申府原为号)。队长‘训话’后,我被戴上脚镣,关进牢房。”

张申府还说:“我被捕后,地下共产党组织积极营救,家属和朋友也设法活动。当时任女一中校长的孙荪荃到南京找到冯玉祥,请冯从中帮忙,因为当时宋哲元任平津卫戍司令,统治北平,而宋曾是冯玉祥的部下……随着形势的逐渐好转,终于在5月8日被释放恢复了自由。我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七十天。”

张申府出狱后回到清华继续教书。但“不料到了暑假,有人提出我在哲学课堂上讲时事太多,学校借此把我解聘了。在此期间,学校还开除了一些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最终我还是被迫离开了讲坛,离开了可爱的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