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端木蕻良 萧红和端木蕻良

1980年代初,我读大专的时候,虽然听了现代文学课,但是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在我的头脑中没有什么印象。我最初接触他是在读本科时的现代文学史课上,但是我没有予以关注,后来在读了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之后,才对他有了粗略的了解。

不过,《萧红传》所叙述的端木蕻良给我的印象不太好,主要是他与萧红相爱与结婚得不到许多人的理解。如果一个人得不到某个人的喜欢并不奇怪,但是为众多人所讨厌,那就值得注意了,就得好好检讨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尤其是这个人自身的原因。

最近读了孔海立的《端木蕻良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这才了解到端木蕻良的满肚子委屈和他的真情实感,才对他的印象有了改变。

但是,对于端木蕻良的认识是否改变或许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在许多人心目中留下不那么美好的印象?根据孔海立对于端木蕻良人生的叙述,觉得造成他不受许多人欢迎的原因虽然有其自身的某些局限,但是最根本的还是那个时代人们受政治的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偏见,因为端木蕻良长期行走在政治的边缘,换句话说就是端木蕻良的政治热情没有他当时身边的那些人强烈,相比之下显得有些不入时,再加上他不善于沟通与强烈的个性让那些意识偏左的人士看不惯,因而令他格外孤立,更引起许多不知情的人对他的误解,他为此饱受委屈。

对于当时许多人不喜欢端木蕻良,孔海立的《端木蕻良传》没有回避,而是作客观的叙述。人们不喜欢端木蕻良主要是在他与萧红的恋爱结婚以及萧红病逝前后。端木蕻良第一次见到萧红是在1936年夏天。当时,萧红与萧军、黄源等人在公园里散步,端木蕻良远远地见了,但是没有上前打招呼,因为当时端木蕻良想到萧红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作家,而自己还是无名之辈,所以心里有些自卑,只能“在远处默默地注视着”(第74页)。

但是,这一次见面,萧红的背影给端木蕻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1937年夏天,在筹备《七月》期刊的会议上,端木蕻良与萧红结识了,当时的端木蕻良究竟给了萧红怎样的印象呢?我们不得而知,估计不会太差,因为“萧红后来有些责怪胡风为什么不早介绍大家认识”(第74页)端木蕻良。大概就是第一次印象都还不差,才有了端木蕻良与萧红后来的相爱与结婚。

萧红与萧军离异之后,端木蕻良与萧红爱上了,先是同居后来举行了正式的婚宴。就在萧红与端木蕻良同居之后,周围的许多朋友不予理解,纷纷“站在萧军的一边,并开始渐渐地疏远了他们”(第82页)。他们几乎都认为,萧红爱上了端木蕻良,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第82页)这些朋友的看法显然具有侮辱人(将端木蕻良比喻为“牛粪”)味道,还具有瞧不起端木蕻良的意味,更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对端木蕻良的厌恶。

聂绀弩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萧红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

”(第82页)同时,萧红的朋友梅林知道他们俩同居之后,“都不愿意常去看她”(第82页),他们的共同朋友蒋锡金在“得知他们同居的事实以后,也没有再去看望过拖着重体的萧红。

”(第82页)1938年5月,端木蕻良与萧红在武汉的一家酒店正式举行婚宴,从形式上确认了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他们希望得到朋友们的理解和承认,然而,“参加婚宴的仅有几位宾客,其中大多数来自住在武汉的端木蕻良方面的亲戚。

”(第89页)而且,萧红的东北老乡们以及朋友们“似乎始终不能接受端木蕻良和萧红已经举行了婚宴的这一事实。”(第90页)更有甚者,这一帮人就连端木蕻良的名字都不愿意提及,在萧军、胡风、骆宾基、聂绀弩、梅林、高原、蒋锡金等人的文章中,“端木蕻良都变成了‘无名氏’,他们不是称他为‘T’就是‘D’,或者‘某君’甚至‘××’……”(第90页)他们如此这般对待端木蕻良,不仅严重伤害了端木蕻良,而且也表现出对萧红缺乏应有的尊重,因为萧红毕竟是爱端木蕻良,即使端木蕻良身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是十分严重的缺陷,这毕竟是萧红本人的选择。

不过这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人们为什么不接受端木蕻良与萧红相爱和结婚?如果端木蕻良与萧红没有恋爱和结婚,那么人们还会这样对待他吗?

对于这个问题,孔海立的《端木蕻良传》在叙述了端木蕻良与骆宾基的矛盾之后做了这样的分析:“长期以来,端木蕻良总是有些与众不同,使得大多数人不能接受他的举动。无论是那些穿着军装的还是那些穿长衫甚至穿西装的,都不那么愿意接受这个性格独特的穿马靴的端木蕻良。

穿军装的革命家们不能接受他这个‘懒散的资产阶级’分子。而穿长衫的‘传统文人’甚至西装革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不能接受他的‘左倾’思想和激进学问。而偏偏这一个与众不同的端木蕻良被才华斐然的萧红选中,实在是有些让人气不过。

于是大家群起而攻之,大有把萧红的‘寂寞’和早逝的罪过,统统归结到端木蕻良身上的趋势。”(第126-127页)孔海立的这个解释将问题引向政治,是对的,但是他的指向仍然是笼统而含糊的,而且这当中所包含的某些传统文化的缺陷竟然被忽略了。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人们心目中,萧红是“大名鼎鼎”(第74页)的作家,而端木蕻良则还是“无名之辈”(第74页),两者很不相称。

如果颠倒过来,端木蕻良大名鼎鼎而萧红则是无名之辈,那些人可能就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了,说到底这是传统文化中男权中心意识还在作祟。另一方面,端木蕻良的穿马靴是他个人的喜好,与别人无关,那些朋友们为什么就不能够包容呢?一个人穿戴什么,除非他是军人或职业要求,否则都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别人无权干预。

而端木蕻良与萧红身边的这些朋友却因此而看不惯端木蕻良,进而因萧红嫁给端木蕻良而责怪和归罪端木蕻良,实在没有道理。

所有这些朋友中,没有人因不认同端木蕻良与萧红的恋爱和结婚而主动与他们俩中的一个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予以劝阻,而是非常冷漠地对待端木蕻良,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罪人。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朋友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态度涉嫌干预他人恋爱婚姻自由,而他们恰恰都是受到五四新文化洗礼过的,而他们的这种行为与他们的身份实不相符。

端木蕻良的委屈说到底是政治造成的,原因就在于端木蕻良无论是“左”的一面,还是“右”的一面都显得面目模糊,无法判断,与他的这些朋友明确的政治要求相距甚远,但是他们又都管不了端木蕻良,尤其是当端木蕻良与曾经受到鲁迅青睐的萧红相爱时,他们接受不了了。

端木蕻良的政治面目比较模糊,他的家庭出身就表现出这样的复杂性。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特别强调家庭成分与血统的社会,而端木蕻良的情况则显得特别复杂。含糊地说,他是草原之子;具体而细致地说,他的父亲是个大地主,“拥有土地两千多垧”(第11页),而他的母亲则是地地道道的贫农,而且是被端木蕻良的父亲抢来的。

这种情况与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比较相似。阅读过《青春之歌》的读者都知道,林道静的母亲是雇农的女儿,而她的父亲则是地主,林道静的母亲被抢到林家做了小妾,在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依然是欺凌的对象。

端木蕻良的母亲也是如此,在曹家(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后来改名曹京平,“端木蕻良”是他最常用也最有影响的笔名)同样没有地位,与奴婢差不多。

不过,端木蕻良并不是林道静。林道静首先是封建家庭的反抗者和叛逆者,后来在中共的领导和教育下,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端木蕻良则对他的家庭怀有十分复杂的情感。

他一方面因母亲在曹家被当作奴婢使唤而对曹家怀有“无比的仇恨、敌对”(第23页);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个曾经辉煌富有的家族怀有一种神秘的崇拜,仿佛还有着非常的荣耀感。”(第23页)在端木蕻良这里,他“常常把自己和忏悔的贵族联系起来,时而骄傲、时而忏悔、时而憎恨。

”(第23页)端木蕻良虽然后来走南闯北闯荡世界,但是他也不同于林道静的离家出走,在林道静这里,她是与旧家庭的决裂,而端木蕻良则是由家庭送出去的,所以他与曹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再看他的爱人萧红(乳名张荣华,学名张秀环,后改名张廼莹,笔名萧红)在离开张家之后既没有再回到过张家,也没有与父母联系过,甚至连位于哈尔滨之北的呼兰的家都没有回过,显得十分决绝。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身边的那些人对待他们夫妻俩不同的态度。端木蕻良不仅没有与他的家庭决裂,而且还继承了他那家庭的贵族气质和某种程度上的公子气息。而这些都是他们身边那些左翼人士所不能接受的。

其实,端木蕻良与每个青年人一样,他也曾怀有一定的政治激情。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不满8岁的端木蕻良就和小学生们一道唱着歌,呼喊口号,“打着小旗子上街参加示威游行”(第20页)。1923年,端木蕻良被送到天津,进入汇文中学读书。

尽管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是端木蕻良在这里可以阅读到《语丝》、《创造》和《奔流》等新文学期刊,接受五四新文化的洗礼。1928年,端木蕻良在其兄长曹汉奇的支持和帮助下,再次来到天津,进入南开学校读书。

当他读到初三的时候,他一方面组织文学社团“三三文学研究会”,一方面担任校刊《南开双周》的编辑。他在负责编辑校刊时,他“不管校方的反对,竟然把校方公布的公告、条例等,甚至何时开学一类的消息,都归拢在一个自己命名的‘断烂朝报’专栏刊出”(第46页),显得有些激进。

将端木蕻良激进情绪推向高潮的是“九·一八”事件之后的抗日激情的迸发。“九·一八”事变爆发,使端木蕻良“在一瞬之间失去了自己的故土,失去了在自己故土上呼吸、生存的权利。

顿时一种对国家、对故乡甚至对自己前途的担忧搅扰着他,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这种失落就好像是个悲哀的影子,紧紧地贴着他的身体。端木蕻良的思乡之情顿时变得从未有过的强烈,这种热切的情怀便进一步牵引了他与东北草原之间的情结”(第48页).

于是,他“渴望着夺回失去的家园,收复国土”(第49页)。此时,端木蕻良的政治激情是由失去国土家园的愤恨激起了,与党派政治没有关系。

不过,像他这样的政治激情很容易与党派政治联结起来或者为党派政治利用乃至转化为党派政治。1931年秋天,端木蕻良在政治激情的激荡下,与他的同学一道组织了抗日团体“刻苦团”(后来扩展为“抗日救国团”)。

然而,学生们的抗日行为受到了校方的处罚,他们被南开中学开除了。对于这些青年来说,愈是压制就愈会迸发出更加激烈的情感。被开除了的端木蕻良,没有停止他的抗日活动。不久,他就加入到北京学生筹备的南下示威活动。

但是他不慎被抓。后来在哥哥的救助下,他才逃出虎口。稍后,端木蕻良参加了孙殿英的部队“北京学生军”,“着手获取军队的经验”(第51页)以救国。端木蕻良既然到部队是为了获得军队经验,那么他就没有在部队待比较长的时间。

他不久就离开了,既而来到了北平的清华园继续读书。随即他的政治热情被北方的“左联”组织看中了,并被纳入进来,他于是成为北方“左联”的一员。加入“左联”以后,端木蕻良“非常热衷于‘左联’在北平的各种活动”(第57页)。

他在李大钊的公祭活动中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气概。他还与方殷、臧云远等一同编辑北方“左联”的政治刊物,发表革命文章,宣传革命的思想理论。在当时清华大学的某些同学的印象中,端木蕻良“不太安分,不肯用功读书,而是喜欢出风头,走‘偏道’,常常参加‘闹学潮’。”(第58页)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端木蕻良很可能成长为周扬、夏衍这样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作家。

但是人生是复杂的,人的性格是复杂的,哪怕一个很小的偶然因素都可能激发起性格中潜藏的某种因子进而改变人的命运。就端木蕻良来说,1933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写了他的人生历史。就在这一年的8月3日,北平“左联”的组织部长因被捕而叛变,在端木蕻良的精神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使他的“政治热情冷却下来”(第59页)。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呢?孔海立在他的《端木蕻良传》中没有作出具体的分析。我觉得很大可能是,这个被捕叛变的人不是普通的“左联”成员,而是一位领导,他意志不够坚定,抛弃理想,叛变投敌,而且还对其他同志形成严重威胁。

领导尚且叛变,抛弃理想,背叛革命,更何况普通的成员!端木蕻良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神情沮丧,痛苦万分。

他一整天一整天地躺在床上,哪里也不想去,什么也不想做。”(第59-60页),“重大的挫折感几乎把他整个人打垮,他感到无望,前途茫茫。”(第60页)在那个领导叛变之时,端木蕻良差点被抓,“从此也再没有像他学生时代那样如此冒着生命危险如此热情地参加过政治活动”(第59页)。

由此可见,端木蕻良的革命理想在领导的叛变打击下完全垮了。所以,到了“一二·九”运动时,端木蕻良虽然参加了这次历史上著名的政治运动,但是他“只参加了一半”(第59页),没有坚持到整个游行示威结束就半途离开了。

或许有人认为端木蕻良是胆小鬼,革命意志不坚定,被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吓怕了。从表面上看,根据端木蕻良的当时表现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们如果联系到端木蕻良在香港遭遇到日军的炮火时坚守在萧红的身边就会看到这个结论的不可靠。人们常常关注的是,端木蕻良精神中具有“散漫自由的气质”(第59页)。

(1936年萧红摄于鲁迅家门口,题字是萧军)

端木蕻良经历了一番理想信念遭遇重挫的痛苦之后,他的政治激情几乎烟消云散,但是他没有就此沉沦和颓废,而是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他花了4个月的时间创作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后来他又创作了《集体的咆哮》。

1936年,端木蕻良来到了上海,他试图通过鲁迅的帮助立足于文坛。然而,上海文坛自193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营,据说国民党当局对其进行过文化“围剿”,但是红色文化仍然十分盛行。

端木蕻良通过鲁迅和郑振铎(他们二人共同推荐端木蕻良的《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等作品)终于在上海文坛有了立足之地,于是与左翼作家不可避免地有了接触和联系。但是,接触归接触,联系归联系,那些左翼作家对端木蕻良并不那么喜欢,尤其是在鲁迅去世以后。

左翼人士的中胡风虽然曾经给端木蕻良写过评论文章,但是对端木蕻良就很有看法,当然端木蕻良也不喜欢胡风,他“不仅是不喜欢胡风的个性,而且不喜欢他的政治观点和文学主张”(第71页)。

最初,他们之间的龃龉还隐藏着,到了端木蕻良与萧红相爱并结婚时,则公开化了。直到几十年后的1996年,孔海立为写作《端木蕻良传》而致电胡风夫人梅志试图了解传主当年在上海的情况,梅志一听到端木蕻良的名字就“马上表现出‘无可奉告’的态度”(第71页),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芥蒂有多深。

在1937年夏天的《七月》筹备会上,萧红第一次见到了端木蕻良并了解到胡风早就认识了端木蕻良,于是委婉地批评胡风“喜欢‘单线领导’”(第74页)。

其实,胡风不愿向朋友圈介绍端木蕻良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喜欢端木蕻良这个人。而这不喜欢,隐隐暗藏着的是他们的政治倾向不同,胡F等人是左翼人士,习惯于以革命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以革命的标准来衡量人,经他们这种标尺一衡量,端木蕻良革命意志的消退就很成问题,他的家庭出身也不好,更严重的问题是他的贵族气质与“散漫自由”的特性距革命的要求实在是太远了。

即便是到了1981年,经历过政治风风雨雨的作家丁玲仍然毫不掩饰地说:“我对端木蕻良是有一定的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很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

早上起得很晚,别人吃早饭,他还在睡觉,别人工作了,他才刚刚起床,整天东逛逛西荡荡,自由主义的样子。看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人。”(第82页)这虽然是过了几十年之后的话,仍然显示出丁玲对端木蕻良的不屑和鄙视。而这种厌恶是由政治上的分歧进而延伸到对端木蕻良生活方式的极其不满。这也显示了革命作家心胸过于狭窄,唯我独尊,缺乏宽容和包容之心。

像端木蕻良这样的人爱上一个颇受鲁迅青睐,而且才华出众的女作家,这是这些左翼人士怎么也不愿意看到的,然而事情偏偏发生了,而且无可挽回,因而他们便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懑予以抵制。那么,胡风等人的这种情感和看法扩散开来,不断地影响着周围的人和朋友圈里的人,进而将端木蕻良推向了“千夫所指”的境地,令端木蕻良备受委屈。

既然人们对端木蕻良有看法,那么对于他的一些举动就可能产生误解,进而流传出某些谣言,并且不断扩大影响,由此产生可怕的负面效应。1938年初,端木蕻良与罗烽、梅林等人从武汉乘船去重庆。当时,日寇正逼近武汉,武汉处于危急关头,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

而已经成为端木蕻良妻子的萧红此时正在武汉,没有与丈夫一道撤往重庆,于是流传了谣言,说端木蕻良“一个人买了一张头等舱船票去了重庆,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武昌不管了。”(第93页),同是东北作家的骆宾基说:端木蕻良“等到船票拿到手,武汉已极度恐慌的时候,……而他却把船票作为己有……起程去川了。

”(第91页)姑且不说骆宾基的这段话表达上有些问题,他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就对端木蕻良去重庆的事进行妄评,即使不能说是造谣,至少也是说了不负责任的话。

就是这些谣言传播开来,端木蕻良给人的印象不仅是不仁不义,而且是没有作为人的情感,而且还缺乏人性──他居然将重孕在身的妻子萧红抛下,自己一人忙于逃命。

他的这种“‘不近人情’的‘负心郎’的行为”(第91页)当然会遭到众人的谴责。然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原来,当时端木蕻良托人只买到一张船票,本来是要萧红先去重庆的,但是萧红执意让丈夫先去。

他们夫妻为此还发生了争执,后来端木蕻良得知妻子可以与田汉夫人安娥一道去重庆,也就放心先行了。离开武昌以后,端木蕻良心仍在萧红这里,牵挂着萧红的安危,与萧红频繁通信,直到一个多月后萧红来到了重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给端木蕻良造成的消极影响却是伴随着他几十年。

遭受委屈,通常情况下,许多人都会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或者通过沟通取得周围人的理解和信任。而端木蕻良既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设法与那些误解他的人沟通,而是我行我素。或许端木蕻良深知自己有一些改不了的缺点,比如他有些大大咧咧的,行事比较粗疏,对于萧红的照顾不够心细,对于女性的心理与情感把握不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缺乏深思,不够慎密,甚至还有“娇惯的‘大孩子’的脾气”(第98页)……而他的这些缺点肯定影响着人们对他的看法。

或许他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会让人们理解他,他根据自己的方式行事,不用管别人的看法。这种想法是很可贵的,但是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还得拥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他既然爱上了萧红,他就非常执着地爱下去,哪管别人怎么看,他觉得既对得起萧红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难以看出端木蕻良对萧红真挚的爱(其实从萧红不惜放下身段为丈夫端木蕻良誊抄稿件可以旁证他对萧红的挚爱),那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941年,萧红病情加重,不得不住院治疗。这个时候,“端木蕻良这个‘大孩子’那时候已经不得不‘长大了’,他开始学会体贴萧红。”(第109页)萧红出院以后,在家里需要格外细心的照料,“为了让萧红舒服一些,端木蕻良就请在《时代文学》担任编务工作而来九龙上班的袁大顿,一起把萧红的卧榻南移又北转,甚至想摆动小孩摇篮一样,把她的床摆来摆去。

”(第109页)当然,这些还算不了什么,最艰难的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了香港,由于日军的严厉军管,“城市生活的所有正常程序都中断了。

”(第111页)而此时的萧红已经病入膏肓,“完全卧床,她咳嗽、头痛、失眠日益加剧,身体虚弱之极。”(第111页)即使在正常生活环境中,要伺候妥当这样的病人,都很不容易,更何况这是在兵荒马乱期间。

当时,许多朋友为躲避战乱而纷纷逃离香港。这时,要找朋友帮忙都十分困难。而端木蕻良一方面要照料萧红的生活,一方面还要替萧红寻找可以治病的地方、医生和药物。

由于日军占领,交通工具全部被日军控制欲征用,端木蕻良出门只能靠步行,“他顾不得自己的风湿性关节炎,一拖一拐,皮鞋底也踏出个洞,疲惫不堪。”(第113页)由此可见,为了萧红治病,端木蕻良吃了多少苦,历经多少艰辛,而这些都是胡F、聂绀弩等人所看不到的。

(女作家萧红同志之墓;一九一一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九四二年卒于香港原墓香港浅水湾;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迁骨灰安葬于银河公墓)

萧红生前,端木蕻良辛勤忙碌,含辛茹苦,身心疲惫。萧红去世以后,端木蕻良不仅按照萧红的遗愿将其骨灰分葬两处,而且陷入失去妻子的巨大悲哀之中。在安葬萧红时,有一个细节突出表明端木蕻良对萧红的挚爱,帮助安葬萧红的大学生在填完土后,“为了坚固一些”,“又用脚把土踩平”,“这时候端木蕻良突然惊叫起来,把那个大学生着实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了。

端木蕻良轻轻地说:‘不能踩!’那大学生似乎明白了端木蕻良的心境,便用手拍打了一阵。

”(第118页)“端木蕻良也不顾腿疼,趴在浮土前,用手捧土,轻轻抹平压紧,就好像往往为萧红掖了掖被子。然后,又盖上草皮。……” (第118页)后来的几十年岁月里,端木蕻良还将萧红的一缕头发一直珍藏在身边,表达对爱妻的永久怀念。

端木蕻良与他那些左翼朋友的关系长期以来是一直紧张的,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且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端木蕻良并没有怨恨他的这些左翼朋友,倒是这些人却几十年来一直将对他的不满放在心上。1950年代中期,胡风由于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思想而连同他的不少朋友被打成“反D集团”,此时的端木蕻良没有落井下石,报过去的一箭之仇,而是“以直报怨”。

当时,“有位文联的领导多次找端木蕻良谈话,要他揭发胡F,尽管端木蕻良和胡F早有芥蒂,但在胡F遇难的时候,端木蕻良决不落井下石,始终保持沉默。

”(第162页),这与胡F在这10多年前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艾青透露,胡F曾经在信中告诉自己:“汪精卫到了香港,端木也到了香港。

端木在香港安下了香窝。”(第102页)胡F将端木蕻良去香港与汪精卫联系起来,其用意是十分阴险的。而端木蕻良在胡F被难时“以直报怨”也没有感动胡F及其家人,梅志在孔海立试图就端木蕻良的事采访她时则表现出相当冷漠,没有替端木蕻良说几句公道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左翼人士在指责别人人格的时候自己的人格恰恰十分低劣。

1930年代的事本来早已过去,但是由于左翼人士普遍缺乏自我反思和检讨,缺少改正错误的勇气,因而几十年里仍然坚持对端木蕻良的偏见,并且以其所居文坛上的重要地位而影响着不知情的人们不能正确看待端木蕻良,从而继续伤害着一直忍辱负重的端木蕻良。

进入1980年代,“萧红热”在内地兴起,人们纷纷发掘和研究现代文学史上这位英年早逝的女作家,与此同时,“往往把萧红悲剧的起源,归根在端木蕻良身上,端木蕻良受到众人的指责:薄情寡义、冷漠孤僻。

有的说他‘冷淡’萧红,有的说他是‘负心人’……凡是提到端木蕻良往往是与‘萧红的不幸纠连在一起。在所有的叙述中,他都被描写成一个负心郎’”(第173页)。美国学者葛浩文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当他在中国大陆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如果端木蕻良在有关资料上先签了名字,那么许多有关人士就拒绝再签上自己的名字,而且很多纪念萧红的活动,都不邀请端木蕻良,更不忌讳在公开的场合指责批评端木蕻良了。

”(第173页)虽然这些人当中不少是专家和学者,但是就没有人去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去认真探究和了解真实的历史,而是以站队的方式与端木蕻良“划清界线”,简直将其视为“阶级敌人”,而且这还发生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这是多么可悲啊!

不过,令端木蕻良感到欣慰的是,他后来的夫人钟耀群还是理解和尊重他的,还有海外学者葛浩文与他的弟子孔海立扫去了蒙在历史上的灰尘,让人们了解到端木蕻良的为人与对萧红的真挚而深沉的爱,更让人们看到左翼人士的重大人格缺陷。因而,端木蕻良能够在“心境平和”中“悄然离世”(第177页)。

孙德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1960年生,男,江苏淮安人,武汉大学毕业,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