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平凉故事
翻看《宋史》,我才惊奇地发现,原来,那个写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范仲淹与滕子京,竟然与我们平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真的,如果没有范仲淹、滕子京先后在我们大西北庆州、泾州的任职经历,也就没有后来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的事情了。没有了重修岳阳楼,就不会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了。如果是这样,中国文学史真的就会缺少非常精彩的一笔。
范仲淹与滕子京曾是同科进士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时期名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滕子京,大名滕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北宋官员,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为世人所知。
二人的年纪差不多,范仲淹比滕子京年长一岁。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滕子京与范仲淹同科进士。其中范仲淹以“朱说”之名,中乙科第97名,由“寒儒”一举而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滕子京则被任命为泰州军事判官。
虽为同科进士,但二人的生活轨迹却截然不同。
岳阳楼双公祠中的范仲淹、滕子京像。
范仲淹生于江南,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为朱说。进士及第,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就将母亲接回来奉养,同时改回自己的本名范仲淹。此后,他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
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期间,庆历元年至庆历二年(1041—1042年)兼任庆州(今甘肃庆城)知州。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
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知州。皇佑四年(1052年),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享年64岁。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滕子京生于河南,中进士后,最早担任的是泰州军事判官。范仲淹升任京官后,因为赞赏他的才干,将他召入试学院。天圣年间,又改任为专管审核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丞。天圣九年(1031年)因开封玉照昭应宫大火事件,被贬到闽北邵武县。明道元年(1032年)又奉调入京,旋即又因宫廷火灾被贬,出任地方官。先后任职于信州、江宁、湖州。
康定元年(1040年)九月,滕子京任泾州(今平凉泾川)知州,因抗击西夏有功,升任庆州知州,随后又被弹劾,官降一级,先后在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虢州(今宝鸡市虢镇)、巴陵郡任知州。庆历七年(1047年)卒于苏州任上,终年58岁。
古时,读书人之间都以同科进士互称“同年”,性质有如现在的同学,一旦成了“同年”,性质就非同一般,在官场中关系比其他人要亲密许多。由于有同科进士这一层关系,先前素昧平生的范仲淹和滕子京在以后多有交集。而且,因为范仲淹为朝官,身份地位都比滕子京要高,所以范仲淹提携、帮助滕子京更多些。特别是滕子京几次被贬,关键时候,都是范仲淹挺身而出,全力相救,才让滕子京度过了困顿。
二人曾先后任职庆州和泾州
在范仲淹、滕子京的一生中,最让人称奇的是,他们二人曾先后在泾州和庆州任职,这不能不说是二人生命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
据《宋会要·选举》三三之五记载: “康定元年(1040年)十一月廿五,知湖州、祠部员外郎滕宗谅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按宋朝的惯例,一般官员大都身兼三个头衔,即官、职、差遣,滕子京当时的级别(官、职)为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实际担任的职务(差遣)则是泾州知州,有如现在的地方主官挂上一级政府行政职务的待遇。
在泾州,滕子京开始长达三个年头、实际只有整两年的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生涯。三年后,“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辛巳,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滕宗谅为天章阁待制、环庆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长编》卷一三八)。在庆州仅仅10个月以后,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丁亥,徙知庆州滕宗谅权知凤翔府”,即被调到凤翔府。
范仲淹任职庆州的时间,与滕子京任职泾州的时间,几乎是重合的。滕子京在泾州时,范仲淹在庆州。据《长编》卷一三二记载:“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壬申,徙知耀州、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知庆州。”第一年五月到任,第二年十一月离职,实际上他在庆州知州任上只有十八个月时间。
离职时,他即推荐滕子京取代自己为庆州知州。需要指出的是,范仲淹当时任庆州知州,是高一级职务的下派,仅仅是兼职,他高一级的另一个职务是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还负责鄜延路防御西夏的事务。
其时,正是宋、夏战事最为吃紧的时期。宋、夏之间三川口(今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镇)之战后,西夏军对宋西北边地的侵扰愈加频繁。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带来的威胁,于是下令封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的事务,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负责鄜延路。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为遏制夏军,仁宗采纳韩琦的建议,诏令鄜延、泾原两路于正月上旬同时进兵讨伐西夏。受命以后,韩琦在泾州召集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到泾州议事。二月,宋军还在备战阶段,西夏10万大军已经南下,直抵好水川(今隆德县城北)一带。李元昊发挥自己的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力埋伏于六盘山以西的好水川口,另派一支兵力攻打怀远(今西吉县东偏城),声称要攻打渭州(今平凉),引诱宋军深入。
韩琦听到夏军来攻的消息,就命令任福率兵数万,自镇戎军(今固原市)到达羊牧隆城(今西吉县兴隆镇西北),迂回到夏军之后,伺机破敌。二月十三,任福的部队在张易堡(今原州区张易堡镇)与西夏兵展开一场恶战,杀死西夏军几千人。西夏兵假装失败撤退,丢弃了不少的羊马骆驼。任福不知是计,分兵两路追赶,黄昏时,追至好水川,人困马乏,饥渴交迫,于是就地扎营。
十四日,宋军与西夏骑兵遭遇,陷入包围圈,战斗从早晨进行到中午,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将官及士卒战死者达1.3万人,桑怿等将领全部战死。战报送至朝廷,朝廷上下为之震惊,宋仁宗为之绝食几天。
为了吸取战败的教训,北宋朝廷加强了抵御西夏的战略部署,将靠近西夏的地区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在人员配备上,重用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军,任命韩琦知秦州(今天水),王沿知渭州(今平凉),范仲淹知庆州(今庆城县),滕子京知泾州(今泾川),庞籍知延州(今延安)。
但西夏并没有因此停止进攻北宋的步伐,反而想藉此扩大战果,所以又开始了新一轮攻宋的军事行动。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西夏李元昊再次举兵进犯泾原,渭州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抗击。
葛怀敏不听都监赵珣的建议,命诸军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攻。二十一日,宋军到达定川寨,被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二十二日清晨,葛怀敏率众突围不成,与14名将领全部战死,近万人被西夏军俘虏。
定川寨兵败,沿边郡县十分震恐。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子京驻守的泾州只120里。他沉着应战,一边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一边又招募勇士,侦察敌情,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守准备。关键时候,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率1.5万人自庆州赶到,解除了泾州之危。滕子京负责征集供应柴粮,确保战争所需一切物资,范仲淹、滕子京齐心协力,终于将西夏军击退。
在这次保卫泾州的战役中,滕子京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为庆祝胜利,滕子京杀牛设酒,大摆宴席,犒劳参战的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寨战争中阵亡的士卒作法事祭奠。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安抚死者亲属,同时也是为了笼络羌族,借以求得民心的安定和边疆的安稳。
由于防卫泾州有功,所以,在范仲淹举荐下,滕子京被提拔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庆州知州。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写《楼记》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滕子京调任庆州知州后不久,庆历三年(1043年),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却向朝廷告发,说滕子京在泾州时滥用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也对他进行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16万贯,皇帝随即派遣中使进行调查。
当时调查的结果是,所谓16万贯公使钱是诸军的月供给费,用在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的费用只有3000贯。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监官欧阳修等都为其上书辩白,极力相救,最后滕子京只被降官一级,贬到凤翔府任知州,后又被贬到虢州(今宝鸡市虢镇)任知州。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又被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市)任郡守。
岳阳地处湖南省东北,洞庭湖之滨,依长江,纳三湘四水,江湖交汇。夏商为荆州之域,三苗之地,春秋战国时为楚地。晋武帝太康元年(281年)建立巴陵县,惠帝元康元年(290年)置巴陵郡。宋代以前,江南地区因为远离中央政府,不及中原地区富庶,滕子京被贬巴陵郡的时候,巴陵郡还是未及开发的边远蛮荒之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上自屈原起,岳阳就成为各朝仕途坎坷、累有贬迹的名家最多的去处,岳阳最终也藉此而闻名天下。
应该说滕子京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到巴陵郡后,他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仍然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多有善举。在任期内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重修岳阳楼,这些都受到百姓称赞。仅仅两年时间岳州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一”。
湖南岳阳楼。
重修岳阳楼之后,滕子京写信给范仲淹,请他作记。随信还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范仲淹参考,让他“涉毫之际,或有所助”。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长在江南,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谙。其时,范仲淹因他自己力推的“庆历新政”遭当朝保守派大臣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等攻击而失败,他自己也于庆历五年(1045年)由参知政事贬谪为邓州(今河南南阳市)知州。
或许正是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际遇,触动了范仲淹,于是他借楼写湖,凭湖抒怀,认为大丈夫应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鼓励滕子京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既是自勉,也是对挚友的婉转规劝。
由于多年身处高位,对官场的险恶范仲淹深有体会,所以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可谓苦心孤诣。他知道重修岳阳楼肯定要花很多钱,担心有人会再次借机揭发滕子京劳民伤财,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对滕子京的政绩给予肯定和颂扬。同时告诉他人,滕子京是在干出政绩后才重修名胜古迹岳阳楼的,又堵了攻击者之口。
范仲淹的苦心没有白费,因为他的这篇《岳阳楼记》,庆历七年(1047年)滕子京由于治巴陵郡有功,调任江南重镇苏州知州,这也算是朝廷对他的最后肯定。
滕子京驻守巴陵郡3年,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3个多月后,即病逝于苏州任所。死后葬于苏州,后来他的子孙按其生前“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的意愿,将他的遗骨迁葬于青阳县城南金龟源。《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他死后竟然“无余财”,给家里什么也没有留下,看来当初那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泾州公案”,应该是一场冤案了。
滕子京在中国历史上本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既没什么显赫的地位,亦无特殊的才干或很大的名声,但却因为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才使他的名字得以万古流传,而且还被冠以“勤政为民”的美名。
2018年度平凉消费者维权热点,你中招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