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自述最新章节 黄克诚忆彭德怀之死:他痛得把被头都咬烂了
我一辈子处事、待人、做工作都比较温和谨慎,从来没有这样“泼辣”过。过去我在新四军任三师师长时,见过经济理论家孙冶方同志,他后来说当时对我的印象是有“儒将”风度。“儒”字我不敢当,我读书不多,对马列主义重在领会精神实质,并未系统地读;其他亦未学有专长。
这话只是说明我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温文、讲理的。但是,面对不讲理的人,我也绝不“温、良、恭、俭、让”。那时我是囚徒,又年老体弱,反抗的力量和方式都很有限,但我毕竟表达了我反抗的意志,有时也多少有点效果。
我在1970年接到家中讯息,恢复了和家属的联系,最难过的日子似乎已熬了过去。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态度大大改变。厕所、洗澡间都开放给我们使用,暖气也好了一些,但我们当时却不知道原因。我因患感冒,咳得很厉害,发高烧不退,住进医院。在医院和哨兵谈话,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国大变。
1972年1月,我从广播中得知陈毅元帅去世的消息。陈毅和朱老总当年曾带动我们在湘南起义,起义失败、上井冈山改编后,陈毅是直接领导我的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时,他又是直接领导我的军长。多年的老上级、老战友辞世,论公谊、论私交,我心中的难过是无可形容的。
但我连去追悼他的资格也没有,只有心中默哀而已。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去世,但详情一无所知。刘主席、贺元帅是我尊重的上级领导,陶铸和我还是谈得来的朋友。他们莫名其故地死去,令我悲伤不已。
1972年2月,我病稍好,出院回监。那时,我们同被监护的一批人已又迁移到政治干校。我出院后也搬了过去,陪我同去的连长态度较好。到干校后,管理制度未变,生活却有所改善。这里有一个天井,被监护的人可以分别时间到那里散步。
住房有20平方米左右,有点余地可以走动。此外,这里是楼房,设有卫生间,厕所和洗澡设备齐全,日子好过多了。彭总、谭政就住在我隔壁,还不时听见李井泉向管理人员发脾气的声音。班禅后来告诉我,他住得也离我不远。其他同监者多半不在这里,听说彭真已和我们分开,万里则已经出狱,解除监护了。这是个好消息。
这以后不久就准许家属探视。一年可以见两次,特殊情况还可以提出申请,经批准见面。探视办法是:由专案组把时间通知家属,届时先把我送到部队驻地,在会议室等候。然后由他们用车把家属接来。大家围着一个长桌坐下,门口另设一套小桌椅,有监护人员坐在那里旁听。
我记得第一次是我老伴带着我两个女儿和小儿子来的,但也记不太清楚了。大女儿已经结了婚,1973年生了一个小外孙女,有一次还带了小家伙来。小孩刚出生不久,包在小被里,就放在那长桌上睡觉。
我们除谈谈家庭生活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每天看报特别留心这个方面,而且还认真地辨别真伪。可惜家里人对此知识甚少,而且接触面也小,了解情况不多。
一般探视时间约两小时。会见结束后由专案组先送家属回去,然后我再回监护所。尽管有些话不便畅谈,但这已是隔离监护后的优待。我从谈话中得知:1970年我老伴唐棣华所在的干校盛传我已死亡,她无意中得知此事,半信半疑,乃写信给周总理,说我长女要结婚,想从山西取一点我的东西。
总理批示将信转给我,并说东西可以给家属,令我写信给山西。这样我才在隔绝两年后得到家属的消息,而家属也得知我并未死亡。到此时能见面探视,我心里自是更为安定。
只是还得写检讨,实在没得写,也得东拉西扯地敷衍一下。好在专案组如今似乎也是在应付差使,对我这种做法并不苛求。审讯者曾逼我揭发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问题,我都实实在在地说真心话,不作违心之言。他们知道我在新四军时曾受过少奇的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我揭发他。
我说:我和刘少奇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刘有叛党的行为,不能瞎说。我和彭真只是有一次有过不同意见,更算不得个事;别的我都不知道。
杨尚昆在三军团当政委,是我的上级领导。我这人意见多,愿找他反映我的想法。他一贯尊重党中央、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林彪叛国后,他们也要我揭发、表态。我仍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过去对林彪印象不错,觉得他很能打仗,也能听取和采纳他认为正确的建议。这次,他叛党叛国出逃,自己否定了自己,用不着我说什么了。
到了1973-1974年间,对我们的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1974年我又因病住院,得知彭总也住在这个医院里。但因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我病房外设有一屏风,屏后坐一值班军人进行监管,想来彭总亦必如此。
彭总因癌症逝世,我虽同在一个医院,竟完全不知情。后来才得知此事,又听说他死时,因癌症剧痛,把被头都咬烂了。一代英雄,如此萧然辞世?虽说死生是常事,苦乐也是常情,但彭德怀这样死,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痛惜。再见的希望成为泡影,长与故人生死别矣。
1974-1975年,周总理病了,病情逐渐加重。“四人帮”制造混乱,总理不得不一一处理善后,忧心忡忡,到处奔忙,心力交瘁。“四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他们可以取而代之,没想到毛主席选择了邓小平来接替总理,特别提出: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九个字的评语,在干部中进行传达。除“四人帮”及其死党外,听传达者无不欢欣鼓舞。
1975年1月,我前列腺炎又急性发作,尿道完全堵塞,疼得满地打滚。专案组急送我到301医院,不知何故医院这次竟不肯收。我只得写信给家属,家属又赶紧写信给小平同志,小平马上批示下来,我才得以住进301医院治疗。住院一个时期后,病情逐渐好转。唐棣华又给小平同志写报告,请求准许我解除监护;如果不行,也望能保外就医。
到这年夏天,专案组王组长来和我商量,说他们写了一个材料,我签字后,经向上报告就能解除监护。
因我仍有不同意见,反复争论,拖了很久。后来我的老伴极力劝我,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我勉强同意签了字。王组长如释重负,看来专案组也早就想丢掉我这个包袱了。他宣布:中央决定给我解除监护,仍让我回山西任副省长。我出了医院,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又回山西去了。
1975年秋,我刚到太原时,省委还有让我参加工作之意,说是先住几天宾馆,等安排好住房,即迁往省领导大院宿舍。但不几天就变了,说我身体不好,还需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我搬到晋祠去。晋祠招待所像个公园,最适于疗养。这实际上是不让我参加工作,我知道他们必有难言的苦衷,当然服从决定。
摘自《黄克诚自述》,黄克诚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