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中国的道路 李慎之[哲学家、社会学家]

从顾准,到李慎之先生,都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娜拉”。林贤治先生在《纪念李慎之先生》中说:“李先生也是娜拉。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间,出走成了唯一的主题。”然而今天,“他倒下了,倒在门槛旁边。”“出走”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一个独特的精神命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从顾准到李慎之对自己青年的理想、事业的义无返顾大步高吭的思想出走,一方面昭示了一种艰难的灵魂挣扎的过程,一方面向历史、向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展示了一种理想的破灭及其血的教训。

在李慎之先生作为二十世纪末知识界最重要的人物的全部意义中,我认为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他以他的个人的惨痛经历与艰难的思想挣扎,向时代与历史,中国与世界,我们与他们,昭示了一个具有道德良知与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百年的历程中的希望与失望,幻想与破灭以及挫败之后的最终选择。

李慎之、李锐、王元化等老先生,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一代人,他们有过激情澎湃的年轻时代,他们曾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民族的振兴的理想而参加过学生运动,直至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任何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都会奋起反抗专制政治。

通过《历史的先声》等书,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当时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执着追求,我们仍能感受那个时代激动人心的时代脉搏。因此,李慎之先生老年还说“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

而革命胜利以后,却是数十年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的历史。他们开始于因追求民主、自由而参加革命,革命胜利以后却又因追求民主、自由而罹难。直至晚年,经过了血的教训,他们选择了对他们自身的历史以及与他们的一生密切相关的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反思,民主、自由再次成为他们的思想母题。

在革命胜利以后的这五十年中,李慎之、李锐、王元化等老知识分子,都有过受到重用的经历,也都有过饱受打击、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

李慎之先生不但曾作为外交助理陪周恩来等领导人出访,还担任过中科院副院长。李锐先生则曾经做过毛泽东的秘书,王元化先生也曾任要职。他们见证了中国数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正是他们这种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可能经历的复杂、曲折的历程,使他们的反省与最终选择具有极大的警世意义。

李慎之的名字,是和顾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文革”前后近三十年的历史中,我们幸而有顾准。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高度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时代的极大限制,但是,一个苦难的时代,特别是处在苦难不断重演,悲剧总是循环的历史之中,每一点反思的结果都是极其珍贵的。

顾准并没有提供什么精深的思想体系,但是,他的每一个观点的提出,背后都饱含了作者自己乃至整个民族惨痛的血与泪的教训。当一个民族完全笼罩在暴政的恐惧之中噤若寒蝉,甚至已经彻底失去反思的能力的时候,顾准却以地狱中的思考者的姿态,以鲜血做墨水写下他的文字。在这点上,李慎之先生的意义和顾准完全相同。

李慎之先生出走了,他走到了门槛旁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终怀疑他的理想,剔骨还父,削肉还母。出走的过程,就是良心的艰难挣扎的过程。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李慎之先生为中国知识界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大的命题:重新启蒙、自由主义、民主、全球化……等等。

在《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与复兴》中,李先生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100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这是“出走”之后的基本价值选择。李先生提出的一系列命题,都是富有历史眼光的,历史终将证明,这些话题正是当前知识界急切必须了解、梳理的命题,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甚至关系中华民族走向何方的重大命题。

段跃先生的《永远的尊严》写到,李先生对当前青年人比较关心个人利益,是否会发展成为个人主义,进而要求民主这个问题的忧思,李先生说:“如果仅仅是为个人利益,也是有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不顾道义的原则,屈从于权势的,结果也许会朝着更加专制的方向发展。

”这确实是极其深刻的真知灼见,而且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个结论。在这个方生方死的大时代里,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过程,李先生所担忧的这种倾向有可能真正发生。

李公走了,他不但自己已经迈出了门槛,而且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国重新点燃了启蒙的火炬。这火种,就是李公为后来者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命题,这些命题正是我们继续思考、言说的最基本的根据,也是我们思考、言说的出发点。

可以说,在世纪之交,我们幸而有李慎之,中国幸而有李慎之,中国未来的思想方向有了一个大体的共识和一个坚强的根基——这个根基是建立在一个、甚至一群经历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的。李公已经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伟大使命,而他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则需要仍然活着的我们,继续做出回答。

当代中国思想界有所谓“南王北李”之说,王是上海的王元化,李是北京的李慎之。此外,一些青年学者亦推崇庞朴和汤一介,其学问和人格都备受尊崇,或许可说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四大天王”吧。

李慎之原来是周恩来英文秘书,但在反右及文革期间受了不少苦,平反后因其特有风骨,很受敬重,其一句“不在刺刀下当官”的话,也常被知识分子传述。其气度沉稳勇锐,头脑极清晰,有猛虎之势。庞朴则在改革开放后,立刻表达其学问深度,且提拔了不少青年学者做各方面研究。他气度温文内蕴,不多发言,一发言则必有洞识,如云中潜龙之出没。

我们对话的核心在人类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处境将如何?李慎之以全球化时代始于五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上帝眼中只是永恒中的一瞬,但却对人类造成巨大影响。至一九九二年冷战结束,则是另一时代开始,是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

庞朴以五百年前是西方文化操纵世界之始,但真正全球化当在二十一世纪,不以西方为主轴,是全球参与的多元化时代。此中的中国与世界之关系,可用庄子一句话明之:“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即中国若没有全球,就不能有自己,全球若没有中国,也无得着。中国当以不排斥各族各文化的前提,来提供自己的价值给人类,海外华人当以“文化中国”来参与到世界里去。

李慎之提醒中国切勿以自己为中心,那将成世界的祸害,故须视自己为多元中的一元。在中国失去的是“灵魂”,必须重寻上天放入心中的良知判断准则,而建立人类和好之道。

诘难主流文明与普世精神者尝言,那些东西在中国的民族传统中没有根基,是在中国找不到锚地的舶来之物,中国的出路在于或另辟他途,或回归本土。然而,慎之先生用他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慎之先生本人即是普世精神的本土楷模。

慎之先生以他的一生为一个案,证明了他在《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中所伸张的,主流文明与普世价值虽非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但是来到中国就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融和。慎之先生的言行在当代中国的思考者中间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可见先生之道不孤。———刘军宁

中国知识界在八十年代有了一道“说真话”的题目。巴金提倡说真话,于是有《真话集》,其实那是小学三年级程度的真话,这种真话用的是记叙文的方式,说的大抵是关于个人的事情,一点回忆,一点感悟。然而,即便如此,事情就已经闹得不得了了。

但这并不能说明巴金的真话之真有很高的程度,只是说明我们的程度更低,此前只是“文盲”,几十年盲人瞎马的过来罢了。萧乾也说是要说真话,但提出要修改巴金的“要说真话”的说法,加上“尽量”两个字,明显地后退了一步。

在关于哈维尔以及别的文章中,李先生恰好也提及说真话。他赞誉王国维、陈寅恪是“惟真是求”,不趋时媚俗。真话是分层级的。如果说王、陈二位的真话不出学术的范围,那么李先生的真话则是超学术的;“真”的程度很高,这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容易做到的。———林贤治

现代中国,“理想”在许多场合成为克人纵己只赚不赔的游戏,如明儒黄宗羲所言“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慎之先生正是这种伪“理想”之敌。而古今有贤者焉,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能强使人而不强。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真理想之友。———秦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