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张雪峰 三所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
在马相伯长达百年的生命岁月中,他的活动遍及政治、宗教和教育三大领域。鉴于他曾在近代中国第一所耶稣会学校任校长,创建或参与创建了三所著名的大学,或许我们可以断言:比之他的宗教和政治生涯,作为教育家的他显得更为斐然卓著。
这三所大学,除了震旦和辅仁是天主教会大学,另外一所乃是世俗的学府,即复旦大学。尽管马相伯并没有参与建立辅仁的具体事务,但是在试图取得教皇批准这一关键步骤中,他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又联合章炳麟、梁启超等人,以法国人文科学院(L’Academie Francaise)为模式,发起创建中国国家人文科学研究院,即"函夏考文苑"。
虽然这一宏伟计划并未实现,却是我们由此而看到,马相伯的教育实践曾涉及中国近代教育的各个层面。
尽管马相伯是如此值得瞩目的人物,除了在他去世前后有不少回忆纪念文字外,对他的研究却远远不够。而他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和思想,研究似乎更少。值得一提的,天主教学者方豪对马相伯的论著进行了搜集、整理、出版的工作,并对其生活的各方面作了综合的研究 。另外,如张天松的《马相伯学习生活》 ,对马相伯的早期读书生涯作了一部传记,从中可见塑成马相伯教育思想的部分背景。
复旦从事校史研究的学者们,曾对马相伯创建复旦及其相关的历史作了颇仔细的研究。加拿大的许美德博士(Dr. Ruth Hayhoe)对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发表了若干见解。作为研究比较教育的西方学者,她的研究是从解释一所中国大学的精神气质是如何在中西方文化转移过程中铸成的这样一个视角而进行的。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对马相伯的教育生涯进行研究远未充分。本文正是试图以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来探讨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就笔者所见,从事发展中国教育事业,既非马相伯的初衷,亦非他早年的兴趣。他最初献身在中国培养西方式传教人员的教育活动。然而作为一个社会改革者,亲身经历"自强运动"达二十余年却以失败告终,促使他转向在中国开展世俗教育。面对国家的衰亡和清政府的腐败,马相伯正如同时代的许多有识之士所共同感受到的:只有教育才能拯救这个民族。
马相伯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归因于他所经受的十九年耶稣会的西方教育,和他作为中国士大夫中的一员所拥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同时还与他本人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双重角色相关。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信仰并提倡"公教精神",因为精神信仰在激发和影响它的知识生活中是一重要力量。然而,作为一位敏感的晚清爱国绅士,他又积极地活跃于广泛的社会改革中,试图寻求挽救民族命运的药方。
由于马相伯受过良好的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他在整体上深深地仰慕两种文化的同时,也对两种文化中的糟粕持批判态度。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实现融合两种文化的精髓、两种传统的长处这样的理想。在他的教育事业中,他总是希望超越两种传统,汲取近代欧洲教育的长处以满足促进中国改革的需要。
由于这样的原因,马相伯常常同时与两方面发生冲突:耶稣会和功利的中国官绅。他反对不加甄别地照搬法国耶稣会的教育模式,而提倡教育应从传教事业和基督教信仰中分离出来,尽管他一生笃信天主,并一度是耶稣会士。同样,他也反对弥漫中国社会的,尤其是官僚阶层所信崇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尽管他一直都参与政治,并曾是袁世凯的高等政治顾问。
马相伯始终坚持追求他的理想,从未丧失信心,但他所面临的却是重重困难,早在他担任徐汇公学校长时,因为他要求学生同等注重中西学问的学习,受到耶稣会的怀疑而被调任。此后,当他决定建立一所现代化的中国大学,他又面临法国耶稣会士们与中国青年学生之间的冲突;他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官绅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
于是,他在1903年创建了震旦,却不得在两年后离开,任其变成一所完全由耶稣会控制的法国化的大学;他于1905年建立了复旦,然而,只能看着它变成一所在新式官僚控制下,远离他理想的高等学府。
1910年以后,他又介入创办一所新的天主教会大学——辅仁大学,虽然此校坐落于此时中国文化的中心北京,远离耶稣会的传教中心上海,但是,必须征得教皇的准许这一现实,又与他的超越性追求相违背。
与此同时,他为建立"函夏考文苑"而作努力又成泡影,再次显示了他的超越性追求难以摆脱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社会而实现。(本文由龚向群根据陆永玲写的《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一文缩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