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谦都写过哪些歌 姚谦 那些了不起 都会变得平常化
“昨天从上海回京,因为暴雨只能坐高铁,北京南站到站12点。地铁站工作人员要下班,只留个小出站口。外头黑车要宰人,众人堵在门口不肯上车,像个灾难。我只想离开现场。我淋着雨走,一路上没车愿意停,都知道前头有高价活。
“我想,了不起不睡觉吧,慢慢走。雨下大了,我走了一个半小时,不知到哪了。一黑车师傅凑上来问我要不要搭车。他河南口音,要价不高,两倍。我说,好吧。”
“为什么想逃离现场?”我问。
“我常觉得——这样讲有点自命清高——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参与。要从集体的议论或行为里抽离。”
姚谦选择了双城生活,每个月在台北、北京各住一半,这是他抽离的方式之一。采访当天,他从798艺术区步行一小时至约定的咖啡馆,想以移动的方式远离四周。8月份要爬乞力马扎罗山,步行也是一个初老之人的体力准备。前两天的56岁生日在从巴黎回国的飞机上度过。中年之后姚谦频繁旅行,想依靠观察和思考让自己不至于活得“狼狈”——迎合世界,被环境左右而言不由衷。
历任台湾EMI、Virgin、Sony唱片公司总经理,姚谦曾经像所有渴望施展抱负的年轻人一样卖力工作。写词人是他被广泛知晓的身份,他写词密度最高是在2000年前那十年,正是唱片兴盛的年代。什么是“姚氏”歌词风格,姚谦没法说出个究竟,但不介意承认自己风格鲜明及可以复制。微软互联网工程院去年找到姚谦,想让“微软小冰”读完他所有歌词数据后,用他的语气写歌。姚谦欣然应允,但对方决定让“微软小冰”先写诗。
林夕歌词的讲究、黄伟文歌词的毒辣多少是个可供识别的特质。对“姚氏”歌词的流传评价只是空泛的“女性视角”,可能再加上细腻、温暖、小哀愁的基调。这种基调也许与创作氛围相关。侯湘婷的《秋天别来》在台北隆隆雷雨的夏天午后完稿;林忆莲的《盼你在此》是见一群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草地上野餐、踢球有感而发;优客李林和伍思凯合唱的《有梦有朋友》是与朋友同行纽约所写。
因名利的负担、屈于怕被遗忘的廉价自尊之下而创作的阶段,姚谦经历过。在唱片业全盛时期,为了唱片销量更好,作品更被认同,他尽力迎合别人。那时候卡拉OK点击量是一种流量指标,能看出一首歌的热度。他总结卡拉OK洗脑歌的特质——几分钟要到副歌,副歌要“我爱你”多唱几次。等到广场舞肆虐时,他观察舞曲的旋律如何结构并在创作上趋近。
“我发觉当大家挤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输家。就像昨天在火车站一样,很多人出不去。挤过几次我就知道,这不是我的选择。”之后他先在非主打歌里写一些自己喜欢的,到现在他基本不接受歌曲定制。
在唱片业最高峰时,他感受到的动荡是没有把握作品是否受欢迎,流量是否大。而唱片业式微时的动荡让他感受更为清晰。姚谦所在的国际企业常需要做预算,以当前状况预计之后三五年的情形。慢慢地他开始错愕于数字总不按报表走,曲线不断往下。
产业内部同样分崩离析。姚谦曾经历信任危机——因裁员的遣散费未满足要求,他曾经亲近的搭档认为自己的忠诚与友好“被辜负了”。2005年,姚谦对唱片业无计可施,宣布离任台湾维京唱片总经理一职,进入半退休的状态。
“昨天我淋着雨在路上慢慢走时就在想,所有人都在慌张地保护好自己,想办法跟黑车砍价、顾好行李。雨不大,但工作人员竟然在赶着人往前走,他们急着下班。难怪群众要自卫。台湾音乐经常出现自怜式的标题,可能也来自自卫。我很反对台湾常用小日子、小确幸自我催眠并博认同。大陆音乐更多是鸡血式的,以‘我要飞得更高’来回避问题,俨然是另一种自我催眠——我不看了。
“我一个朋友今天说,一早起来很忙碌,让自己产生了伟大的幻觉。90年代的台湾也是鸡血式的状态,那时经济向上,让你排满各种行程表,觉得自己很成功。而事实上,所有的了不起都是会过去的,现在看来,只是当时有了伟大的幻觉。”
彼时姚谦是鸡血式人群中的一员。在有了安享余生的物质准备的今天,他回看并感慨,“那些了不起都会变得平常化,但自己的平常却很容易失去。”他有时也会思考,如果当时没有选择将精力倾注于工作,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也许正愁孩子大学之后该如何,正如他妹妹所愁的事情一样。
破解
身处娱乐工业之中,得有时时被闪光灯包围的觉悟,即便不是艺人。姚谦第一次意识到被大众关注是在一场大型记者发布会上。原本麦当劳的广告由萧亚轩拍摄,拍摄完成后人选换成了孙燕姿。姚谦不满,决定起诉麦当劳,他自知对方过强没有胜算,但不能失了英勇。
在发布会上,姚谦照律师事先写好的稿子念。艺人在身边坐着,不能开口。等到闪光灯啪啪闪亮,他发现电影里的情节正如实嵌套在他身上。他紧张但必须掩饰,想着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记着自己是会被媒体报道的。
台湾的狗仔队让姚谦有压力。他曾与萧亚轩合作七年,萧亚轩刚火的那几年被狗仔队盯,每隔两三个礼拜她就会上一次娱乐杂志封面。姚谦曾与《壹周刊》打了一年多的官司,因记者写萧亚轩有一个贩毒的男朋友。此次从上海回京时,姚谦见有明星提着行李在机场让安排好的记者拍照,“为了流量”。他回想20年前香港记者还是主动追着明星的,记者们赞美明星在忙碌中不忘保持美丽。
警惕媒体却又不得不借助媒体,姚谦坦白说如果不是因为新书出版可能就不接受采访了,他不晓得能提供什么,也“没有责任要提供什么”。
但面前是个有服务精神的采访对象。他不断重提开场的寓言故事,并直白地告诉我这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主题——自由、自主。他坦诚剖析过去的卑劣心态:曾有过为拥有别人所讨论的东西而收藏艺术品的阶段,出于虚荣心及寻求认同。遵循成长故事中主人公改过自新的走向,他现阶段的收藏与阅读相关并关注时代。最近吸引他的是天生对电波敏感的丹麦艺术家——独居森林,放弃电与手机。
与父亲的情感是姚谦小心隐藏的部分,微微后倾的姿势暴露出他本能的防备。“男性家人之间的情感不鼓励太露骨的表达,觉得含蓄或隐藏才是有深意的。”他喜欢李安电影《喜宴》的最后一幕:父亲过机场安检扬起双臂,似在投降。在那个父母对同性恋儿子逼婚的故事里,父亲最后无奈离开。在姚谦看来,那是作为男性的李安在一定距离以外带着情感看父亲的眼光。
2012年5月28日台北,姚谦(左)和李心洁(中)、黄子佼出席音乐电影《脚趾上的星光》首映会
姚谦在书中写过父亲:他扮演父亲的角色是来自于母亲的督促,他自始至终都像个乐观自由的少年。61岁的李安在去年上海电影节的演讲中说,自己不如同一个年纪时的父亲。姚谦不这么想,他不愿“放大”父亲,“父亲自我感觉良好,很喜欢被人注意,造成我不这样。我不喜欢被注意,希望躲起来。我背这么鲜艳的包,其实也在挑战别人怎么看——一个中年男人搞成这样。”
前几天在巴黎,姚谦经过“春天百货”,见国人在奢侈品店前排队。走海关,他又见一群东北旅客人手LV包。他想起自己以前也干过同样的事,这种经验“有趣”。这次他选择拐去一家买手店,按门铃后里头宽敞如古堡,亚洲人的蜡像头齐整摆在门口。
他挑选了一只橙色皮包——鲜艳的颜色考验手工染工艺。接着他展示了所穿的裤子,来自一个被明星追逐的品牌。按姚谦的解释,它运用了“解构主义”。早在十几年前博客流行时他就告诉男人,审美可以从袜子开始,穿自己喜欢的花色袜子,但隐藏在裤腿里。网友骂他,男人怎么能讲究这些。五年前,他在采访中让男人“千万记住”,“如果你想谈恋爱,就要把格子衬衫脱掉。女孩子看了格子衬衫会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屌丝,一个无趣的男人。”
反叛父亲渴望被关注的特质,却又在审美上挑战被观看,姚谦以“破解而非对抗”自洽——不希望被注意,但又不屈于成规。为什么不可以穿粉红色袜子?为什么正经的男人背包必须不是黑色就是棕色?就是特别喜欢橘色、紫色,紫色被认为有女性倾向又怎样?
年轻时他对别人的评判有所怀疑,现在这种小规模郑重其事的反叛是他屡试不爽的游戏。在巴黎游走,他因此前在Facebook上见有人在地铁站被抢劫便避免坐地铁。巴黎那几天天晴,树荫下有风,步行很凉快。最后一天他决定还是试试地铁出行。地铁站依然脏乱臭。他故意绕来绕去,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初老
五六十岁复出的明星,仍然是最辉煌时期的打扮,姚谦目睹过。那种状态与他刚步入中年的措手不及相似,都面临对另一个阶段的适应问题。那时候,好几次刷牙被自己刚起床的脸给吓到,姚谦说服自己,也许太累、近来飞机搭太多或性生活太少。
衰老藏不住。只要不笑,嘴角总会自然地往水平线以下两端微垂。后来姚谦学着时时保持微笑,并非出于礼貌,只怕被人发现老态。他厌恶周围敬老的眼神。那眼神里还有敬仰。他惶恐,担心与别人想象中文雅、博学的样子不符。
他的确不怎么文雅,却有着不容置疑的亲切。他招呼我们一块儿吃大面包。于是见他开开合合的嘴全程沾着白面粉。说着话,他将稀疏的头发一把抓起玩弄又抛开。后退的发际线没守住饱满的额头,它扎实占据了脸的一半空间。
妹妹比姚谦小三岁,最近两人在讨论家庭与年老。“父母还守着,希望我们回去吃饭,维持以前家庭的状态。但我们各自独立,知道回不去了。那个家精神上存在,但我们要面对具象上的结束。甚至父母变老,回到孩童时代,我们看着他们老去就如同预演自己的老去。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升级,不用害怕逝去。”
中年将逝,姚谦常告诉自己,要做好成为老人的准备。在40岁之前,宠物猫和狗陆续寿终正寝,他重拾单身日子至今。他在家中院子里种上植物,在楼梯乃至每天必经之处放置轻便的辅助椅。
年纪比他小的哥们相继有了孩子,孩子们亲热地叫他“大大”。姚谦年轻时守着听Billboard排行榜,没有网络,他买录制排行榜前二十名歌曲的盗版卡带、唱片或等着电台播放。听着一波波的新歌,他向往美国。而这些孩子不再以西方审美为最高标准,不崇尚洋气。
世代的缩影投射在音乐中。在新晋台湾乐队“草东没有派对”的巡演结束后,粉丝们欢快合唱“杀了它,顺便杀了我,拜托你了”(《情歌》)。乐评人马世芳不懂这些跟唱的年轻世代,他在《“鲁蛇世代”的虚无与愤怒》中写道:“没有台湾乐坛习见的拖沓黏腻、啰里啰嗦的文艺腔。他们的词,刀刀见血,骨子里是绝无出路的虚无。”
鲁蛇即loser,是台湾近两年来的流行语。“鲁蛇”大致与“屌丝”同属一个族群。在姚谦看来,“草东”表面的虚无只是青少年对抗和渴求理解的表达方式,并非歌颂失败。28岁的李宗盛在首张个人专辑里就曾唱出抗议,“我已听的太多,我也有话要说。”只是那时还只是温和的愤怒。
90年代末,女歌手专辑的台湾销量冠军还是张惠妹和李玟。去年,久未露面的李玟在内地音乐节目《我是歌手》里与晚十余年出道的台湾歌手徐佳莹同台竞技。年底王菲“幻乐一场”演唱会的高票价和走音成了热闹话题。要知道在唱片产业兴盛时期,演唱会是为了让人熟知艺人专辑里的歌,唱片销售自会填充演唱会的亏损。
1992年在娱乐杂志头版见王菲清早在胡同公共厕所睡眼惺忪的照片后,姚谦为她写出《我愿意》。看过王菲的演唱会后,姚谦觉得她“被欺负了”,“媒体平台应当适度保护艺人,那是一个基础工作失败的播出:连人吞咽的声音都听到了,音乐却听不到。”
几乎每期录完《我是歌手》,曾合作多年的李玟都会在电话里问姚谦的意见。面对节目拍摄方式、美学的要求,“她充满了慌乱。”姚谦视她为妹妹,大部分时候他只是安慰,“节目把你拍得很漂亮啊。导演让你唱快歌是因为这是你的强项,是在帮你。”
从《我是歌手》里姚谦意外发现了“直男的脆弱”。“男性的说法通常是有梦、飞得更高、勇敢的心,而现在男性的创作愿意表达自己的困惑。赵雷就有直男的脆弱——瘦小,有些敏感,还有些孩子气的倔强。”姚谦说,“这是被市场需求的。当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大部分都是大型的歌,观众对这种小品式表达脆弱的音乐有反应。”
姚谦似乎闻到了类似当年唱片兴起的气息——网络对生活的涉入度渐趋稳定,音乐被广泛提及。经历黑胶、磁带、CD、数字音乐媒介更迭,2016年3月,姚谦加入乐视音乐担任高级副总裁,支持互联网音乐产业链条的上端内容部分。主流音乐的大流行没有过往那么容易发生,姚谦设想,音乐因被使用而流行,成为一种可能。他试图构建一种以音乐为核心的运动系统,让众人在运动中有肉身共鸣进而传播歌曲。
当被问到从个人审美的层面上是否认同这些音乐,这个曾经抱持旧式审美的写词人巧妙地以传销式的热情向我介绍这个运动系统的发端和原理。当初给李玟的编舞参考了印度歌舞的特点,现在姚谦从广场舞和韩国“江南style”中汲取灵感,“韩国的潮是从低往高看的潮,旋律和视觉形象都成型,只是你不记得歌词写的是什么。”
为张国荣写的唯一一首歌没有大红大紫,渐渐姚谦都忘记曾经写过。两人年纪相仿,同样面临过娱乐业大起大落的几波浪潮。2009年4月,姚谦在张国荣的忌日那天给他写信:“相较于至今仍在媒体前装傻卖乖博版面的人,你显得更有尊严。而我这个小角色,在努力地学习卑躬屈膝迎接自己的晚年。”
去年春节,姚谦与家人共同度过。假期结束后众人各自归家。从人群欢聚过渡到孤独日常,姚谦边收拾桌上的土司屑边写了首《平常邮件》,借用这歌他与自己对话。歌里他写:平常的邮件怎么可能都是欢愉。
(参考书目:姚谦《如果这可以是首歌》、《品味》)
特约撰稿/双桨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王双兴 吴媛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