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会成员 华兴会的成立
华兴会是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2月)由黄兴等在湖南长沙建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辛丑条约》订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扩大等等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各地革命组织的建立,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志士筹建的华兴会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组织。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武、竞武,号杞园,从事革命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长沙)龙喜乡凉塘人。少时受儒家传统教育,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武昌两湖书院,受到变法维新思想影响。
二十八年春由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在这里黄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先后参与创办了《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编译社”等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和阵地。
为了团结同志,他在学院内选择一些坚贞可靠的湘籍同学,秘密组织“土曜会”,每逢周日,会员即开秘密会议,黄兴经常“登台演说,痛低满人之罪状,声泪俱下,咸为之动容”;课余他又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参加射击比赛,做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
二十九年沙俄违约,拒不从东北撤兵。消息传来,黄兴“焦急万状,咯血斗余”,积极投入拒俄运动,后被军国民教育会委派为“运动员”,于五月初五(5月31日)离日归国开展革命活动。
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省旅沪人士,并入圣彼得教堂受洗;该堂牧师吴国光把他介绍给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以便他利用教堂掩护革命活动。
《苏报》案发生后,他与《苏报》主笔章士钊一起离上海回湖南,路经湖北时,结识武昌文普通学堂湘籍进步学生宋教仁,相约一同归湘进行革命。至长沙后,黄兴任教于胡元?(1872―1940)创立的明德学堂,主持师范班,并任中学的历史、体操和小学的地理、博物等课程。
在此期间,他不仅在课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物色了进步学生胡瑛(1884―1933)等人,并与长沙的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九月十六日(黄兴生日),黄兴与章士钊、宋教仁、刘揆一(1878―1905)、长沙高等学堂教务周震霖、民立第一中学监督柳聘农、教员彭渊恂、柳刚、实业学堂监督福建人翁巩、长沙学堂教员徐佛苏、明德学堂教员江苏人秦毓鎏及胡瑛等12人,齐集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以祝寿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
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打着集股“兴办矿业”的旗号,实际以“矿业”二字代“革命”,股票即是会员证。
华兴会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寓“扑灭满清”的意思。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百余人;黄兴建议各方面应联合起来,共同发难;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以推翻清政府的战略方针。
鉴于华兴会是一个以归国留学生和在国内新式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学界有较好的基础,而当时湖南新军力量较弱,会党的力量却相当雄厚的客观形势,黄兴等人确定除了在省城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外,另设“同仇会”,大力发动会党。
当时湖南会党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马福益为龙头(即老大,亦即山堂之最高首领)的醴陵、湘潭、浏阳一带的哥老会,会众达2万多人。
刘揆一同马福益具有深交,黄兴通过刘的关系与马福益达成共同发动反清起义的协议。他们商定:预埋炸弹于省城玉皇殿下,趁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一日(11月7日)西太后70寿辰,全省城文武官吏在玉皇殿行礼时,进行爆炸,宣布起
义;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会党群众予以协助;在军、学界党人指挥下,以马福益能调动的会党群众为主力,于岳州、常德、浏阳、宝庆、衡州五路响应,然后进攻北京。起义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为了促成“各省纷起”,华兴会又派宋教仁、胡瑛联络湖北科学补习所,派人同浙江党人、四川会党、江西防营等取得联系,俟长沙枪声一响,各省立即配合起义。结果风声泄漏,九月十六日,长沙清军出动捕人,搜查华兴会机关。
黄兴在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掩护下化装出走,经汉口转赴上海,不久再次东渡日本。马福益先是逃往广西,后返湘准备再次发动起义,不幸被清军截捕,于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4月20日)遇害。就在这一年,华兴会主要成员均集于日本,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等团体联合建立了中国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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