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纪念馆 海门常乐镇张謇纪念馆
张謇是我国近代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不仅由于他是晚清状元,更因为他是我国近代工业、沿海滩涂垦殖业、海洋渔业、盐业和现代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晚清至民国时期著名的儒商。被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赞誉的“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间精英。
10月18日,我们在靖江生祠镇参观过刘国钧纪念馆,便驶上沪陕高速公路朝海门市长乐镇前进。下午1点半到达常乐镇。进镇的街口立有一座冲天石坊,坊额刻“状元故里”四个大字,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题写。街道尽头是一片广场, 广场中央立有着简洁大气的石坊,坊额刻“张公祠”三字。
仔细看,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所题。石坊后面是三间单檐歇山式门厅,门前立有一对石狮,古朴敦厚,憨态可掬。门楣上挂着“张謇纪念馆”横匾。廊柱上有副对联:今人能为古人事;述 者当知作者心。这是张謇的名句,意思是古人做到的事,今天的人们一定也能做到;而在谈论古人时,应当理解古人做事的良苦用心。全联充满自信与哲理。
走进纪念馆大门,里面是个大院子,正对着大门有座砖砌照壁,壁面刻着两行 楷字: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这也是张謇语录,文字通俗简洁,意思却很深刻。
转过身来,旁边有块高大的石碑,碑文题为《张公故里祠堂记》,旁边木板上写有介绍:张公故里祠堂修于张謇先生逝世十周年(1936年)之际。张謇的学生刘 炜撰写《张公故里祠堂记》并刻勒于石。碑文表达了故里百姓怀念张謇,要立专祠报答他的心情。
但因国运多舛,民生困苦,海门又连续遭受蝗灾,无力建造专祠。无奈把关帝庙后殿改作祠堂。碑文还介绍了关帝庙兴建的过程和格局,简述张謇先生的道德、学问和事业在国内外的深远影响,特别指出家乡百姓受惠最深,并期望后人有朝一日能在常乐镇建造专祠加以纪念。
走过照壁是一小片树林,树林后面有三间单檐歇山式殿宇,门头挂着“张公祠堂”横匾,落款:张绪武。张绪武是张謇嫡孙,曾担任过江苏省副省长。殿宇前柱 上挂有对联:多把芳菲汛春酒;已见沧海为桑田。这本是张謇题写在“通海牧业公司”望稼楼上的对联,抒发他经过数年开垦,荒芜的海滩变成良田时的喜悦心情。
走进殿堂,正中立有一尊张謇的坐姿铜像,背景以张謇所写日记手迹的复制件,梁上高悬一块“天民先觉”匾额,由张謇门生江谦所题,赞誉张謇以其渊博的 知识,敏锐的头脑看到了贫穷落后祖国的病症和出路,并以自己的实践,探索出一条实业救国之路。
堂上挂有柱联:疆勉学问疆勉行道;其所冯依其所自为。落款:啬翁集古。“啬翁”是张謇的号。“集古”指集古人文句而成之联。上联“疆勉学问疆勉行道”集自《汉书》董仲舒所云:“事在强勉而已矣。
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这里“疆”与“强”同义。“强勉”是“顽强”并不断鞭策自己的意思。意思说,如能“强勉”做学问,则见识广博而头脑聪明;如能“强勉”推行圣人的理想信念,则德行便高,事业也大有成效。
曾国藩在《挺经》中也引用过这段话,并说:“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下联语出唐代散文家韩愈《杂说四首》之一《龙说》:“云,龙之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
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与!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这里“冯”与“凭”同义。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云,是龙的能力使它有灵异的,至于龙的灵异,却不是云的能力使它这样的。
但是龙没有云,就不能显示出它的灵异来。龙失去所凭借的云,那是不行的。多么奇怪啊!龙所凭借依靠的,正是它自己造成的云。张謇集句作此联,意在激励自己及后人自立自强,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贫穷落后之现状。
张公祠内挂着一张《张氏家族世系表》,从表上看,张謇的祖父叫张朝彦,父亲叫张彭年,他自己排行老四。墙上还另有《张朝彦墓图》、《张彭年墓图》、《张氏宗祠图》、《常乐支祠图》等。另有一幅张绪武抄写其祖父张謇题写于张氏 家庙的对联:赖吴存张,兼祀吴以报吴,古者致敬发情,斯为礼意;惟祖肇考,敢忘祖而忝祖,今日力田奉祭,我是农家。
这副对联叙述张氏家族的一段家史。张华编著的《一个伟大的背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写到:张謇虽然出生在海门,可他的祖辈却居住在江南常熟的土竹山。
元代末年,一个叫张惟贤的人,为躲避战乱,迁居到长江北岸的通州石港。到张謇的祖父张朝彦时,已经是张家的第十四代传人了。张朝彦因为被人引诱去赌博,输得一干二净,最后不得不去通州金沙开瓷器店的吴家当了上门女婿。后来吴家迁到海门常乐镇,张朝彦就派儿子张彭年去照顾老人。因这段历史,张家祠堂附祀吴氏,成为张家世世代代知恩图报的惯例。
张公祠内还陈列一块《甲午科题名碑》。“甲午”即1894年,那是中国人难以 忘却的年份。那一年,慈禧太后60大寿,朝廷特开恩科取士。也就是这次会考,张謇中了状元。石碑上刻的是甲午恩科会考录取进士的名单。
张公祠墙上挂着二幅画轴,一幅是《张季子荷锄图》,那是张謇请江宁画家单林所画,并请包括翁同穌在内的众多师友题词,以表达自己远离官场投身实业之决 心。科举之路是寒门进入仕途、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张謇从18岁参加乡试,前后考了五次,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
之后又连续四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直至41岁时才在甲午恩科一举夺魁。然而,此时的张謇却选择了辞官回乡的道路,这让许多人惊愕。张华先生在《一个伟大的背影》一书中剖析了张謇辞官下海的原因:一是官场的险恶。
张謇高中状元之际,正是中日关系非常紧张之时。以翁同穌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发生激烈的斗争。尽管张謇官职不大,但凭借其在朝鲜与日本抗衡的经历,凭借其与翁同穌的师生关系,他很快就成为主战派声讨李鸿章的先锋人物。
他不但与翰林院的30多人一起上了一道《请罪李鸿章公折》,还独自奏了李鸿章一本,叫做《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历数李鸿章历年来对外主和误国的罪责。
这篇讨李檄文一出,朝野群情激奋。慈禧太后迫于压力,给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随着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的日益激化,官场生态变得错综反复,张謇越来越感到厌倦和反感;二是朝廷的腐败。
1894年7月,也就是张謇高中状元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慈禧太后却依然挥金如土,大办寿宴。7月22日那天,张謇随文武百官去迎接从颐和园移驾回宫的慈禧太后。
当天恰逢暴雨,路面积水,文武百官一个个匍匐路旁,膝盖泡在水里,衣帽全都湿透了。而慈禧太后乘轿经过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目睹这种场景,张謇万分失望。多年后张謇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三是“丁忧”的感慨。
“丁忧”是指古代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籍守孝三年。张謇高中状元的喜讯传到常乐镇不久,张謇的父亲就病逝了。张謇马上请假回家,跪在父亲的遗体前感慨万千:“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
”丁忧的三年,正好让张謇远离京城政治斗争的旋涡,也有了与张之洞等人联系创办实业的机会;四是爱国热忱。甲午战败后,中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謇愤然指出“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捐我之产以资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
”这年夏天,张謇在为张之洞代拟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共列出九条强国对策。
经济方面,张謇提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在士大夫。”并主张把发展工业放在强国富民之首位。原本就欣赏张謇才华的张之洞,对张謇的想法非常认同。1895年12月,张之洞委派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中国古代“商人”地位很低,张謇把返乡经商称为“舍身饲虎”,有着“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悲壮。
张謇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宫。”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刚中了状元的张謇就辞官回籍开拓实业了。
另一幅画是《东海牧夫长五十小像》,这是张謇50岁时 请江宁画家单林所画。画中的张謇坐在石头上,身边围着牛群和羊群,完全是一个垦牧者的形象。这幅画也有其历史背景。1900年秋,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成功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棉花等原料问题,募集股金创建“通海垦牧股份公司”。
但当时通海地区荒滩的地权关系十分复杂,通海垦牧公司从勘测开始,就引出了种种地界纠纷,有官、有兵、有民、有盐灶、有坍户、有批户,看似荒滩,其实每块地都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
加上当地有不少被称之为“荡棍”的地痞,他们相互勾结,借助地权纠纷,寻衅闹事。所以,真正要着手清理,很多意想不到的阻力都会浮出水面,难度可想而知。换了—般人,早就打退堂鼓了。张謇却请江宁画家单林画了一幅《东海牧夫长五十小像》,表达他开发沿海滩涂的信心和决心。
张公祠内还挂着一幅张謇书写、刻在板上的《家诫》:“我之爱子孙犹之古人也,忧之而欲勉之;以进德而继业,亦犹古人也。与其述已意,毋宁述古人,乃掇古《诫子》语书庭之屏,俾出入寓目而加省……”可见,张謇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更希望子孙后代都能自强自立。遂将古之贤者教子育人之名言,书之于堂,作为《家诫》。浏览之余细细品味,别有一番深意。
走出张公祠,依着园林小道向前,不远处是一片河塘,小桥流水,绿树环绕,环境非常优美。走过小石桥,前面是一组民国风格的青砖建筑。门前有块卧式碑刻 “张謇纪念馆”,是江泽民同志手迹。
走进纪念馆大门,展厅正中是一组西洋风格的门楼,在蓝天白云的天棚顶映衬下,张謇的半身铜像显得异常醒目。《导览图》显示,纪念馆分上下两层,设有 “出生成长”、“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社会事业”、“张謇研究”五个篇章。
清咸丰三年(1853年)张謇出生在海门常乐镇。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了一个制糖作坊。张謇4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读《千字文》,五岁进私塾,期望靠读书求取功名。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获得过秀才以上功名,是所谓的“冷籍”。
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塾师宋琛牵线认识了如皋张家,张家同意他冒充子嗣报名获取学籍。张謇16岁时考中秀才。但是,如皋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年年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要求得到一笔高昂的酬金。
这场诉讼延续了9年,令张謇全家十分狼狈,家道因此而困顿。幸而张謇的几位老师都十分爱惜他的才华,为他四处斡旋,尤其是通州知府孙云锦出面为他调解,将此事上报江苏学政,继而上书礼部。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20多年后,张謇撰写《归籍记》记载这件屈辱的往事。
冒籍案结案后的第二年,孙云锦调往江宁(今南京)发审局,邀请张謇入幕同往。在江宁,张謇认识了孙云锦的世交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于是便成了吴长庆的幕僚。1880年,吴长庆奉命督办山东海防,张謇随同到了山东登州。
第二年,科举不第的袁世凯由其嗣父袁甲三介绍给吴长庆。吴长庆觉得袁学识浅疏,命他在营中读书,并由张謇教导。因此,袁世凯当时对张謇行弟子之礼。后来经张謇极力推荐,加上袁世凯的机敏,才渐渐得到吴长庆的重用。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要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兵进抵仁川。为了阻止日本吞并朝鲜,吴长庆奉命赴朝平定局势,张謇随同到了汉城。期间他撰写的《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主张对外持强硬态度,受到光绪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常识。
因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对日的强硬态度,朝鲜事态平息后“庆字营”被分拆为正副两营。吴长庆率正营回国,袁世凯率副营留守朝鲜。吴长庆郁郁寡欢,不久病逝。这时,张謇跻身官场的机会很多,朝鲜希望以“宾师”待遇留住他,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向其发出礼聘,邀其入幕,张謇一概婉拒。被称作“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到通州,继续攻读应试,他想名正言顺地进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第二名举人。此后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层次冲击。而此时的“清流”党人翁同龢、潘祖荫对他极力延揽,在礼部会试中派人暗中识别他的卷子,结果却连续三次失误。1889年,考官将无锡孙和的卷子误认为张謇的,孙考中而张落榜。
潘祖荫因此生气不已,拒绝接受孙的拜访;1890年,又将陶世凤的卷子误认了,结果陶考中会元,张謇又落第;1892年,又误认了刘可毅的卷子,张謇再次落第。
直到1894年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赴京赶考。张謇中第六十名贡生,三月礼部复试中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迫不及待,命收卷官坐等张謇交卷,直接送到他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
还向光绪帝介绍:“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他41岁时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六品翰林院候撰。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惨遭失败。甲午之耻,令张謇深感仕途之无聊。不久,父亲去世,张謇回籍守孝,从此离开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1898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实业。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陆润庠是比张謇早20年同治状元,对经商没有兴趣,两年后重归仕途,官至侍郎、尚书、大学士。而张謇离开官场后再也没有回头,自强不息,闯出了一条中国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渔业的新路。
苏北是我国主要产棉区,当时日商在苏北收购大量棉花运回日本,加工成棉纱后再高价到中国销售。因此棉纱成为洋务派扶持的重点行业之一。张謇最早创办的企业叫“大生纱厂”,取《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表明其创办纱厂是为 解决“民生”之困。
工厂以股份制形式筹资。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始筹办到光绪二十六年(1899年)四月投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历经曲折,几濒夭折。
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筹资,张謇招集到沈敬夫、张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和樊时勋六位股东,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以100两为一股,共6000股,筹银60万两。
招股一开始就陷入困境,“通董”和“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此时张之洞已调任湖广总督,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1893年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商购得但一直闲置在上海港口的4万多锭纺纱机折价50万两银入股,此为“官股”;另外50万两“商股”由张謇从民间筹集,还是迟迟筹不齐。
这时,另一位靠洋务起家的实业家盛宣怀也在买纺机,就从张謇手中分走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
即使这样,张謇仍只筹到15万两银。筹资过程中张謇四处碰壁,备尝艰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破土动工。然而,工程一开工就资金告急,桂嵩庆承诺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默不作声,百般躲闪。
张謇在上海招股毫无收获,甚至无钱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路费。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说:“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捵者,不知几凡。
”、“若非经商,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大生纱厂开车试产时,运营资金仅数万两,甚至无钱购棉花。情急之中,只得以每月一分二之高利贷向钱庄借贷。
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打算将厂房设备出租又遭恶意杀价。走投无路之际与朋友“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最后,由张謇的好友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立即投产,采取边生产、边销售、边回笼资金,再购棉的办法维持运转。
幸而那时棉纱行情看好,产品供不应求,资金回笼很快,不仅维持了正常生产,还有较好的盈利。投产第二年,纱厂就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获利190余万两。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謇与股东商量再招20万两新股,这次扩股非常容易,不到一年就筹集到20.75万两。同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围垦沿海滩涂建成了10万亩原棉基地。
1904年,招股筹建大生二厂,原来不肯出资的桂嵩庆爽快出资2万两,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也入股1万两。仅29个月就轻松筹集到80万两股本,大生二厂建成投产。当时,正逢欧洲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纺织业发展的极好机遇。
1913年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盈利,供销两旺。至1919年大生一厂、二厂 共拥有纱锭13.7万锭,一年盈利380余万两,创下历史最好纪录。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总计盈利1000余万两。
那段时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公司的股票行情,是当时最抢手的股票之一。大生公司鼎盛时,上海的银行、钱庄争相提供贷款,两厂掌握的现金最多时达两三千万两,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两之间。由于借贷便利,大生公司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这段时间,张謇先在唐闸创办广生油厂,利用棉籽榨油。后又创办复新面粉 厂、资生冶厂等企业,逐步形成了唐闸工业区。为了便于运输,还在唐闸沿江兴建港口——天生港。利用港区兴办电厂,在城镇之间,乡镇之间连接电线,修筑公路,使天生港成为南通地区的重要港口。
张謇除了在通海、盐阜等地围垦大片滩涂外,还在东台境内与其兄长张詧共同出资创办大赉(民国六年设于角斜)、大丰 (民国七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八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八年设于潘家)等5家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两,少的数十万两,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植棉,形成了棉花、棉纱生产的一条龙。
发展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创办学校。首先是与罗叔韫、汤寿潜等人在通州创办通州师范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1905年,张謇又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1909年创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南通中学)、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又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12年创办医学专科学校和纺织专科学校(今扬州大学、南通大学前身)、河海工程专科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前 身);在张謇的支持下,1917年同济医工学堂在吴淞复校,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张謇还是国立东南大学创始人之一;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
期间,张謇还陆续兴办了数十座幼稚院、小学和中学。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謇投资创办南通大达轮船局,开辟长江航线,以后 又组建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后来又在东台设立分公司,在沿线集镇设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东台与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在通州创办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09年创办南通电灯厂,城市开始用电灯照明;1913年,建立大聪电话公司,开通城乡邮政与电话 业务;1916年,设立南通气象台,为当地的生产和生活服务;1914年,张謇以他兼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创办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组织无业贫民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生产。
1919年,创办南通“更俗剧场”,引导新的社会风尚,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张謇一生共创办40多家工业企业,100多家农垦、盐垦、渔业公司,70多家金融商贸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建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鉴于张謇创办实业的贡献,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省咨议局议长;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省两淮盐业总理;辛亥革命时,曾为清廷起草退位诏书;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北洋政府成立后,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 水利局总裁。
1921年,大生公司对外负债已达400余万两,加上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南通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联合举办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最高。这一年他七十大寿。也就是这一年,市场出现了逆转,棉贵纱贱,大生一厂、二厂相继出现亏损,张謇兴办的诸多社会事业,又急等着用钱。无奈之下,张謇找日本和欧洲的客商借钱,都未有结果,大生等企业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近乎全城的百姓赶来为他送行。丁文江先生在张謇追悼会上说:“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
”民国政府的重要人物纷纷题送挽联,其中黄炎培先生送的挽联是:物则棉铁,地则江淮,盖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凡在后生,宜知勉矣;早岁文章,壮岁经济,所谓不作第二人想非耶?孰非有我,孰是我有,晚而大觉,尚可憾乎?
参观张謇纪念馆结束时,看到一座巨大的书架,书架上放满了有关张謇的书 籍。旁边写着许多政要、名人对张謇的评价,其中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是这样说的:“张季直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他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负担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一个人,是值得以一部以至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