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赞干布的妻子是谁 松赞干布陵的古史传说与考古探索
公元7世纪初,祖国各族人民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与大唐王朝基本同时,在青藏高原也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地方性政权——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的开国君主,他不仅通过兼并战争统一了过去的高原诸部,还创立法制、设立职官、发展生产、迁都拉萨,通过迎请唐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入藏,进一步密切了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成为西藏古史上一位著名的君主。
关于松赞干布的生卒年历来学术界颇存争议,①对于他死后的葬礼和陵墓的情况,长期以来也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历史传说来加以推测。随着西藏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近年来对于松赞干布逝世后吐蕃君臣为其建陵的情况,也有了更为可靠的依据。
一、关于松赞干布陵的古史传说
在今天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琼结县境内的琼结河畔,分布着一个规模宏大的陵区,东西长约2500米,南北宽约1500米,面积为350多万平方米。整个陵区被冲沟分割为东西两区,两区相距约1公里。据敦煌古藏文文献等的记载,自吐蕃第二十九代赞普(即国王)赤聂松赞起,历代王室成员的陵墓开始营建在一个叫做“顿卡达”的山谷平原内,后来被称为东陵区。
到了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开始在与东陵区一沟相隔的穆日山脚琼结河畔兴建新的陵区,因其位于顿卡达沟之西,即被称为西陵区,也有直接称为穆日山陵区的。
这个新陵区内所建造的陵墓,都有高大壮观的封土堆(墓丘),而且基本形状都是方形覆斗式,和中原地区的汉唐陵墓外观有相似之处。1961年,国务院将这个陵区正式公布为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所以后来很多人只知道藏王陵就是西陵区,而不知道隔着一条山沟还有它的另外一半——东陵区的存在。
为何会在旧有东陵区之外再新建这样一个西陵区?我认为很有可能与松赞干布去世之后,其后继者极为尊崇他的历史功勋,有意为其选择和开辟新的墓地,从而与过去的先君先王有所区别。②这一点也可从藏族古史记载当中得到应证。
如在《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等史书中,都称松赞干布陵的名称为“穆日穆波”,意为葬在“穆日山坡麓地带”的王陵。另一部由藏族近代史家让穷多结撰著的史书中,也记载称松赞干布的陵墓建在“琼达”,而据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对这个地名的解读,它就是指今天的琼结河畔的某一处平原,直到后世仍称建在琼结城堡之下的这处平原为琼达。③
让穷多结的著作中对陵墓的规模和墓内的华丽程度也有描述:“其大小有一箭之遥,其占地约掷石之远,内中有五座神殿,此墓以其绚丽的装饰而闻名,它的秘称是穆日穆波。它的珍宝是分三次从全世界奉献出来的:五种神圣的供品、五种林中的珍奇、五种人间的瑰宝。
世界的真如创造生命,并给予众生幸福。此时的世界是从珠山中而来,泥是从妖水中取来,大门向西朝着尼婆罗。在它的内室,陈列着五种供物,在中央,鬼域被金刚顶镇伏着,顶部是个各由十八腕尺长的柱子搭成的柱廊,它是由叫做白旃檀的檀香木料做成的。
正中央是国王的御衣、各种不同的珍宝和无数珍贵的王冠。”墓内的情况还包括:“四方墓冢分成格,丝纸拌于泥土中,以此塑成英主像,载上木车踏歌舞,安放圣像于墓中,奇珍异宝充于格,此风从此盛于世。
”①和西藏古史记载中常见的笔法一样,在这些关于松赞干布陵墓的传说当中,也混杂进来较多的佛教文化色彩,与当时吐蕃时代的实际情况可能完全相符。对于西藏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的松赞干布陵的情况,我认为既不可都奉为信史,但也不可一概视为夸张神奇的传说,对于当中具有参考价值的部分还应科学吸收。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知悉这样一些可贵的线索:
第一,从松赞干布陵开始,在穆日山下、琼结河畔开始兴建一个新的陵区,即西陵区,而松赞干布则是第一位葬入这个陵区的吐蕃赞普(国王);第二,这座陵墓的封土外观呈方形,与以往杂乱无章的墓葬封土形状有了很大的区别;第三,墓葬内部的结构和形制为方格状,随葬品按照不同的门类放进相应的区域;送葬的过程中可能采用了木车之类的葬具;随葬品中包括有死者“圣像”在内的各种奇珍异宝;第四,陵墓的建筑材料十分考究,在泥土之中还要掺和其他可以用为加固墙体的材料,等等。
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是不够的,要真正科学地去认识藏王陵区和松赞干布陵,考古学的介入就十分重要了。
二、琼结藏王陵区中的一号陵
在西陵区(即穆日山陵区)内,从琼结河畔开始一直到穆日山脚下,分布排列着众多外观呈方形覆斗状的陵墓,那么,究竟其中哪一座陵墓有可能是松赞干布的陵墓呢?目前无论是国内外学术界还是民间形成的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将西陵区内编号为一号陵的这座陵墓比定为松赞干布陵。
首先,让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观察一下这座陵墓的现状。一号陵位于琼结河东岸,西距琼结河约90米,墓葬的封土呈覆斗形,墓顶中央的地理坐标为北纬29°00′54.24″,东经91°40′47.73″,方向北偏东30°,海拔3816米。
封土平面为方形,墓顶长96米、宽80米,墓底长135米、宽136米,现存封土高度18米。墓顶平面呈正方形,边缘四周多处有坍塌。墓顶中央有一座重建于1983年的寺庙松赞拉康,该庙所占地理面积约867.
6平方米。墓顶南、北部各有一隆起的园丘。墓顶西南处和墓顶中央靠北的位置,现各有一房屋遗迹,前者属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而后者则是原松赞拉康寺庙的建筑基址。此外,在墓顶东南角还有一处与地表平行的石砌遗迹,东西长6米、宽1米,对其性质目前还不明确(图1)。
为何在众多陵墓中将这座陵墓认定为松赞干布陵?这首先要从西陵区的布局谈起。根据文献记载提供的线索,松赞干布陵是第一座安葬在这个陵区内的陵寝,所以就有两种可能性存在:一是首先从穆日山脚下开始排列布置陵位;二是从琼结河畔开始布置陵位。
如果是前者,那么从一号陵到其后的诸座陵墓至少在开始阶段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但我们却发现,如从山脚下的陵墓起算,紧随其后的各陵(即现在编号的第五、六、七号陵)则完全不在一条直线上,基本上是按照山形地势择地安排陵位,让我们很难理解陵区初开时在空间还十分宽裕的情况下,为何采取这种杂乱无章的布局方式。
反之,如果换一种布局方式,不是从穆日山脚下,而是从琼结河畔开始排置一号陵(即现在一号陵所在的陵位),那么紧随其后的第二、三、五、六号诸陵则正好呈南北向一字排开,井然有序,符合一般依山建陵用地的空间格局配置原则(见下页图2)。
其次,从后世的文献记载提供的线索来看,对松赞干布以后的诸陵陵位的记载都是以松赞干布陵作为起始点,依次向左(也就是从河岸方向朝后)一直排列到穆日山脚下的,才能使文献记载和现存的陵墓基本对位。如《西藏王统记》记载,松赞干布之后的芒松芒赞陵墓是在“松赞干布陵的左方,被称为俄谢塞波”;而芒松芒赞之后的都松芒布支的陵墓又是在“芒松芒赞陵的左方,被称为僧格孜坚”,其他各陵则依此渐次向后排列。
最后,民间传说一直将一号陵比定为松赞干布陵,而且现今在陵墓顶上还建有一座据说是为守护松赞干布陵而建的拉康,故名为“松赞拉康”。虽然目前的建筑已是1983年恢复重建的,但其最初建立的时代据调查可以上溯到公元11世纪,①这就表明历史上将这座陵墓认定为松赞干布陵并加以保护的传统由来已久,不大可能毫无根据。
一号陵陵位及其墓主的确定,是比定其他各陵的标准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西陵区内安排的吐蕃各位赞普的陵位虽然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②但却基本一致地同意这座陵就是松赞干布陵,表现出高度的认可度,并以此为起始点,结合文献记载去比定陵区内其他各陵的墓主。
三、一号陵陵垣建筑的考古调查和试掘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围绕一号陵开展了不少考古调查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发现了一号陵周围的陵垣建筑遗迹。③早在1948年,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在藏王陵区内进行实地踏查时,便已经发现过这一独特的遗迹现象,他记载说:“在河(笔者按:指琼结河)右面头一个自然形成的土丘,其顶端有一个属红教系统的小神堂,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松赞干布的坟墓。
周围有一圈环行路,但是仍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堵古老的墙壁的痕迹,把整个地方都围了起来。
”④遗憾的是,他独具慧眼的这个发现竟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以后便渐渐无人提及。直到2012年,由于接受国家文物局和西藏文物局对藏王陵制定保护规划的任务,我率领四川大学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山南地区文物局等联合组成的藏王陵考古队在陵区内开展工作,才又一次发现了这处早已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下的陵垣遗址,并进行了试掘清理。
这段墙体的基础以条形石头在内外两侧砌垒,可辨最高砌垒层数为8层,石头之间以泥土粘合,粘合厚度约2~5厘米,相互错缝,内外搭砌,显示出成熟的毛石墙砌筑技术。墙体中间以不规则的石块填垒,没有明显规律(图3)。
在墙垣内侧至1号陵封土边缘,我们在发掘清理时还曾经发现一个人类活动留下的“活动面”,面积原来可能较大,已揭露出的部分约达33平方米,在上面发现有因为人为踩踏而嵌入地面的陶片、动物骨头、碳屑等遗迹现象,可以肯定当时曾有人在墙内活动过。
活动面的地表较为坚硬,似乎采用过特殊的地面铺垫处理,从土层的色泽、坚实度观察,它和西藏民间传统建筑中使用的“巴嘎土”很接近。从调查和发掘的情况来看,一号陵的四面都有保存程度不同的陵垣残段掩埋在河水冲积形成的坡麓之下,最深处达到现在距地表2米左右以下。
根据考古地层关系推断,陵垣形成的年代可分为早、晚两个大的时期,其中早期陵垣以编号为Q2的墙体为代表,墙体所在的考古学地层和一号陵基础部分所在的地层相同,都是直接在河滩的砾石层上砌建基础,两者可以归为同一时期。
从活动面上采集到的木炭、羊骨标本进行了放射性同位素碳十四测年,其中编号为Beta381630的1件羊肋骨标本经过实验室预处理,提取骨胶原,得出的碳十四年代为公元645至685年。
这与松赞干布下葬年代基本吻合,可以确定是吐蕃王朝时期的遗存。而在墙体的外侧(即靠近琼结河的方向),则为古老的河相堆积,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址。这个发现再次证明一号陵可能的确是最早建在西陵区的陵墓,和文献记载与古史传说相互吻合。
晚期陵垣以及与之共存的房屋遗址等属于后期不断修葺的建筑遗存,从中出土的陶器残片、珠饰等推测,时代可能晚到17世纪左右。
一号陵陵垣遗址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首次确认了一号陵存在吐蕃时期的陵垣,这是藏王陵研究史中的重大突破,为研究藏王陵陵墓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我认为藏王陵区内陵垣建筑的设计,与唐王朝的陵垣制度关系密切。
唐陵自乾陵始,在封土为陵的陵墓周边,都建有围绕封土的陵垣,四面设以门阙,在陵垣门外的神道两旁周列“石象生”等。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时期通过与唐王朝的和亲、礼聘、通使往来等各种方式,一直都与唐代中央政府保护着密切的朝贡关系与文化交往。
史书记载表明,唐蕃双方文化交往的过程中,吐蕃的丧葬文化也深受唐代礼制的影响,最高统治阶级的陵墓更有可能效仿唐制。回顾松赞干布的事迹,他在迎接大唐文成公主进藏时,便对唐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表达出倾慕之情,心向往之:“文成,宗室女。
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封,降于吐蕃赞普弄赞,命江夏王送之。弄赞亲迎于河源,见王,行子婿礼甚谨,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谓所亲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今我得仰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后世!
’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学诗书,从之。”①此外,吐蕃王朝还曾经多次遣使前往唐朝参加唐代皇帝的丧礼,从中大约也深受其仪轨礼制的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当中,我们曾在藏王陵陵区内发现陵前石狮、具有唐碑风格的墓前石碑等文物遗存,均具有明显的唐代丧葬文化因素。本次试掘发现的陵垣遗迹,进一步证明藏王陵也如同唐陵一样,存在着陵垣,这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于吐蕃王朝接受唐王朝丧葬礼制影响的基本认识。
另一方面,一号陵晚期陵垣以及墙体内房屋遗址和出土器物的发现,也说明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后世建立的西藏地方政权还曾在藏王陵区进行过一系列修缮和祭祀活动,显示出藏王陵在西藏政治生活中具有的特殊地位。而这些晚期陵垣遗存的年代大致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公元17世纪),可能也有某些特殊的政治背景。
我们知道,五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就在琼结藏王陵邻近的雪村,他幼年时期曾在当地的日乌德钦寺出家,对家乡和藏王陵都存在某种特殊的感情。
另一方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也希望通过修缮吐蕃王陵等举措来彰显其与吐蕃王室的特殊血脉关系,以此为其创立的新政权谋求政治权威。如果这个推测无误,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些晚期的建筑是在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之后兴建的。
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藏王陵与五世达赖之间有关的史实:过去曾经位于赤松德赞陵前的墓碑(也有学者认为或为赤松德赞记功碑),原来的位置是在陵区内的河谷漫滩上,后来却被移到了今天雪村附近(现琼结县县政府内),此碑现在的方向也正对准着五世达赖家乡的日乌德钦寺。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有学者认为这也很可能与五世达赖时期围绕藏王陵开展的一系列政治建构和陵区建设有关,②这个推测我认为是有可能成立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献记载、古史传说,到考古调查与试掘,所有的线索都足以表明,位于穆日山西陵区内的一号陵,应当就是吐蕃王朝一代英王松赞干布的陵墓,虽然目前对其内部的情况还只能停留在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留给人们有限的想象空间,但从考古学观察到的陵墓建筑、尤其是其一号陵在陵区内所处的特殊位置、采用其他陵墓目前尚未发现的陵垣建筑等特别因素来综合考虑,松赞干布陵墓是名符其实的吐蕃“众陵之首”,这与考古学家们赋予它的编号“一号陵”正是名实相符。
今后,随着藏王陵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于这座王陵和其他王陵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和细化,距离最终揭开掩盖在藏王陵和松赞干布陵上那层神秘的面纱,将会不太遥远。
【作者简介】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西藏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