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壮壮蓝风筝 田壮壮执导电影《蓝风筝》

1993年,张艺谋拍出了《活着》,陈凯歌拍出了《霸王别姬》,田壮壮拍出了《蓝风筝》。那大概是华语电影近二十年中最绚烂的一年,至今也未曾重现过。三位导演在各自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指向与“文革”有关的题材,各有各的话说。

十多年之后,张艺谋再拍的是《英雄》和《十面埋伏》,陈凯歌的《无极》也将在轰轰烈烈中揭幕,而田壮壮默默地拍了他的《德拉姆》,写围棋大师一生的《吴清源》则迟迟没有面世。或许1993年时的他们,就已经决定要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

田壮壮:对挥之不去的过去说再见

库斯图里卡的影响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去戛纳看过库斯图里卡的影片《爸爸出差时》(1985),故事讲的是50年代的南斯拉夫,有一些人被叫去“出差”,就再没回来。一个叫马利卡的6岁小男孩感到很奇怪也很恐惧,直到有一天他的爸爸也要“出差”去了。

我后来又看过很多遍,觉得这个片子对人的理解,是很深的那种对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矛盾交织心理的理解,而导演对影片的处理绝对是天性使然,不是他听别人说过的、见过的,或者他分析过的。这是直觉上的认知力,使他能够在那个时候理解并用影像传递出来这种东西,而这个东西的意义就在于并不是这件事情结束了,它的意义就丧失了,我认为他所传递的是一种永恒。

人总得为了一点什么而活着

就在40岁生日的前后,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让我心悸不已,现在想起来都记忆犹新,我梦到死神了。后来就跟一些朋友聊这个事情,觉得可能自己的意识深处,比自己所能感知到的更深的地方有一些声音,正是这些深处的声音造成了这个死神的梦。死神对我说:“太放纵自己了。”这其实是对艺术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的态度。

随着年龄增大,对自己真正失去的东西或者说想追求的东西,内心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我对自己说从此以后我不再拍任何我不想拍的电影。突然间明白了这个道理:人总得为了一点什么而活着。为钱?为情?为名?为利?还是为一个内心的东西?或者是为一种信仰?肯定都是为点什么而活着。当然,“为了什么?”这件事情可能不停地在改变。

我琢磨了好久,觉得自己还真是从心里面挺钟爱电影的,所以我也说了很多挺极端的话,像“殉道”之类的,我不要求别人这样,也不希望别人这样,有的时候你也会遇到诱惑,你也有欲望,但是你慢慢会发现,你坚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那欲望也就随之打消了。

《大水》是《蓝风筝》的母亲

也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有个公司想跟中国合作再找一个导演,他们曾经和张艺谋拍过《菊豆》。他们就问我有没有想要拍的戏,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非常想拍的,曾经请莫言和刘毅然帮我写过一个有关黄河的剧本,起名叫《大水》,剧本也发表过,但后来还是没拍成。我最初源于一种真实的想法,觉得黄河这条“母亲河”既造福又造灾,但是后来明白了其实母亲再丑也是你的母亲,因为她生了你,所以你不能指责她。

一个跟风筝有关的故事

人家又问我还有什么要拍的,我就说挺想拍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院子,里面发生过好多好多的事情。他们问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说是一个跟风筝有关的故事。小时候隔壁的叔叔每年秋天都带着我们到房顶上放风筝。人家也挺感兴趣,我就找到肖矛,和她商量结构、人物关系、细节等等,不着急,写得挺扎实的,肖矛大概写了七稿,拍的时候我又改了一稿,就是后来电影中的样子。

其实人都有一种情结,受挫折以后都会有一种说报复心也好或者说想证明一个什么事也好,反正有一个心结。说到我第一部独立执导的作品《九月》(1984),现在看到的版本后面大概有三场戏被整个拿掉了。荒煤叔叔那时是电影局局长,他跟我们住一个院好多年,他当时提出来一条,最好不要写“十七年”,我知道他这是爱护我,这些我都明白。

可是问题在于“十七年”对于我来说成了一个“结”了,为什么不能谈?人与社会之间的调和与管理成为非常“有趣”的现象。日本有一种黑白棋,棋子一面黑一面白,下棋的时候翻,看谁留下的棋子最多,我觉得人就像这棋子似的忽然“翻面”,在《猎场札撒》、《盗马贼》中都有我对“翻面”这件事情的感受,只不过藏得很深。

其实我们从幼儿长成少年的那段时光应该是挺“阳光灿烂”的,父母就像非常大的保护伞或水里面的空气罩一样保护孩子不受伤害,其实他们怎么想我们并不知道。

电影是对我心灵里面的东西进行一种传递

好多现象以及似是而非的东西长在你脑子里,在你长大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事情和你亲身经历的“文革”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功过是非永远不会有人把它说清楚。但是一个人的成长、人和人的接触、人和人的命运却是实实在在的,它最终有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