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九三学社 悼念“七君子”的最后一个——史良同志
史良同志是著名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她是“七君子”中最后一个离开我们而去的。
“九·一八”以后,日寇侵略步步加紧,华北政权岌岌可危。史良同志当时在上海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她维护真理,伸张正义,敢于为进步人士、地下党员辩护,奔走营救。同时,她参加爱国运动,奋不顾身地宣传抗日救国,不畏强暴,敢于和压迫者进行斗争。
因此,史良同志已逐渐闻名于上海。兹九身为妇女,早已和史良同志在社会活动中有所接触,知道她是个能联系群众,富于正义感,特别是坚决维护妇女权益的有名大律师。“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上海各界群众也沸腾起来。
12日,上海市文化界发表救国运动宣言。这时,一向争取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史良同志,率先倡导筹备妇女的救国组织。她找兹九和妇女界的一些朋友们,记得有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邓裕志、王伊蔚、陈维姜、陈波儿等,并联合当时社会上各种妇女团体,于12月22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1月,纪念“一·二八”四周年那天,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从此,全国人民的救国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如火如荼,势不可当。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愈之当时已经以救国会成员的身分公开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经常和陕北来的、负责联系救国会工作的冯雪峰同志有所接触。冯雪峰同志告诉说,鲁迅先生的丧事决定由救国会出面筹备办理。
愈之把这个决定转告了沈衡老及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从这时起,愈之和史良同志才有了直接的接触。我们共同商讨决定: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游行,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由于大家的努力,鲁迅先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各界民众瞻仰遗容和吊唁三天,最后,送葬的仪式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
六七千人的送葬队伍(妇女群众占了相当大的数量),浩浩荡荡,唱挽歌、呼口号,声震寰宇,气壮山河。蔡元培、宋庆龄也参加了葬礼,史良同志和其他救国会领导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鲁迅先生葬礼所显示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救国运动和广大群众的怒潮,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对救国会的仇视,终于在一个月以后,11月22日深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他们先被押解到法国巡捕房,然后带着手铐被送到法院。
因为没有犯罪证据,结果交保释放。史良同志被放出来后,暂避在朋友家中。24日深夜,国民党政府再度拘捕。“六君子”,未经正式审讯,即将他们送到苏州监狱。史良同志因“拒捕”便成了被反动派悬赏通缉的“在逃犯”。
史良同志当时是全救会的组织干事,负责组织发展和联络工作。她在被通缉的日子里,为了保护其他救国会同志的安全,和救国会组织免遭破坏,终日繁忙交待工作,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
在这期间,我们一直和这个“在逃犯”保持着秘密联系。直到工作交待、安排就绪,史良同志毅然决定前往苏州高等法院自动投案,与“六君子”一起,为“爱国有罪”坐牢。为了避免在去苏州途中发生意外,我们决定让史良同志化装前往。
兹九亲自为她描眉涂粉,把她打扮成一位华丽、高贵的阔太太,由她的未婚夫陆殿栋先生借了一辆小汽车,陪送她去苏州,即刻到高等法院投案。她被关进了苏州司前街女看守所。这时,正是1936年除夕的前一天。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特别是救国会成员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声援和营救“七君子”运动。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来函电,表示关切和同情。当时,我们一面组织律师准备为“七君子”辩护,一面通过报纸杂志等舆论工具,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和它的鬼蜮伎俩进行揭露和抗议,同时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我们千方百计地和狱里的战友们加强联系,通过他们的家属和孩子们传递消息。愈之经常以“紫云姑母”署名,把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斗争的设想写成综合性的信件,绑在孩子身上带给他们。
他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把狱里的情况和他们的想法告诉我们。最困难的是史良同志,她单独关在女监,而且尚未结婚,但她很主动、巧妙地利用亲友探监的机会和男监的“六君子”以及外界朋友互通声气,密切配合。“七君子”团结得象一个人,使敌人无隙可乘。
“七君子”关押六个月之后,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罗织了“十大罪状”,对他们提起公诉。“七君子”知道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而不是法律问题。他们都有丰富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沈衡老、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都是工作多年的知名律师。
他们也利用法律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准备了雄辩有力的“答辩状”。张志让同志等二十多位有正义感的著名律师,自愿义务出庭为“七君子”辩护。在外面的救国会同志,终日到处奔走呼吁。
利用各种宣传工具,随时报道“七君子”案件的进展情况,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密切关注。6月11日开庭审判以后,“七君子”把法庭当作讲坛,用最明晰、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救国会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同时把起诉书罗织的“十大罪状”一一批驳得体无完肤。他们义正词严地向审判长提出质问,常常使审判长理屈词穷,张口结舌,狼狈不堪。法庭对“七君子”是分别开庭审讯,使他们互不通气。史良同志独坐女监,孤军作战。
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和“六君子”始终保持着言论、行动的一致。审判长审讯史良同志时问:“联合各党各派是联合共产党吗?”“你们主张联合各党各派,这不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吗?”史良同志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回答,“救国会的意思是任何党派都要联合,不管它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是抗日不抗日。
”“一致抗日救国,是由于全国大众的要求,不是跟着共产党喊的口号”。共产党的要求就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史良同志不但和“六君子”始终保持着一致,而且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也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法院两次开庭审判都告失败,反动派同时利用其他手段,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也宣告破产。他们顽固到底,没有证据,仍要判罪。我们采取另一种方式,发起“入狱运动”,进一步开展斗争。“入狱运动”由宋庆龄、何香凝领衔及其他发起人共十六人发表声明:“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
”1937年7月5日,愈之、兹九及其他发起人陪同宋庆龄同志专程由沪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与“七君子”“同受羁押,并案处理”。宋庆龄同志带病和我们坚持到下午,才迫使法院作了差强人意的答复。我们的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声援营救下,“七君子”终于被释放出狱。
我们和史良同志相识相交整整半个世纪了。在这漫长坎坷的道路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互相也受到教育和帮助。史良同志的为人,正如韬奋同志在《一个“难妹”》中所描述的“思想敏锐,擅长口才,有胆量,尤其有一种坚强的特性,反对黑暗势力和压迫的精神。
”在旧社会,她有一颗热爱祖国的火热而赤诚的心;新中国成立以后,她的这颗心更火热而赤诚地爱着中国共产党。她最听党的话,对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她不愧是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忠诚战士,祖国的优秀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