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家属 王耀武与文士

曾叔祖父王耀武先生一生与枪杆子打交道,从青春年少的黄埔军校学员到成熟稳重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武器伴随着他。但他曾经是个书卷青年,在少年时期为补贴清贫之家用而去厂子劳苦做工人时期,夜间仍不忘去读书求知。

也是因为这一时期打下的与书本的情缘,让选择行伍之路的曾叔祖父对笔杆子相关人事物亦抱有极大的热忱,十分尊重文士,始终对读书人恩遇有加,毕生以诚相待知识分子,与文化人们关系密切。钱钟书、胡适、钱穆、季羡林、张恨水、田汉、严怪愚、李卓然等文客鸿儒都与曾叔祖父王耀武先生有过深密交集。

在本文中王统一将为读者诸君逐个按时间远近之顺序梳理。遵循笔者撰先辈历史类文章之惯例,下述文字省略人物之礼貌称谓,直接用人物全名记述,以方便读者阅读。

在前述人物中与王耀武较早有过交往的当属田汉,也就是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的作品很多有关抗日,他被于九一八后依然带领武装坚持与冈村宁次等日寇搏击在白山黑水、长城内外的辽宁省主席唐聚五(其事迹详见本人《关东「赛德克·巴莱」——唐聚五》)之义举所感染,在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民国二十二年三月、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分别在北平、古北口、武汉与唐三次相见后,创作了这一首词,后来聂耳为此做了曲,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会长兼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为此歌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日登载在上海《中华日报》。

与此词类似,田汉与王耀武的相见也是因为撰写作品宣扬抗战。民国二十七年,武汉会战爆发,国军面对的依然是老对手冈村宁次,王耀武所部在德安鏖战倭寇,万家岭张古峰为中日必争要地,王耀武组织张灵甫、唐生海、于清祥等敢死队在此与日本人进行血肉拉锯,双方开展反复争夺,我方终于在辛亥双十节前夕的十月九日夜全面拿下此地,重创日一〇一、一〇六师团,连叶挺都不禁赞叹“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永垂不朽”。

一向形势嗅觉灵、常随大环境变化而动的郭沫若此时和多年后写下“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你已经活了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地质年,你还要活下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天文年”一样,开始注目蒸蒸日上的王耀武,而当时田汉正被此战鼓舞想与王耀武取得联系,郭便推荐田来见王,田汉以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经历创作了歌词“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

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援过徐海,大战过兰封。南浔路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此外,据西元二〇一二年第九期《同舟共进》载“田汉前来采访张灵甫等人,以他们的事迹为蓝本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王耀武与田汉的关系由此建立起来。

后来在八一五日本投降当夜,王耀武带领第四方面军将士及湖南大学学生彻夜高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表达振奋欣喜之心情。

第二位与王耀武发生联结的前述人物为张恨水,缘起为常德会战。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侵华日军为确保倭占区安全,进军常德。王耀武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七十四军军长,所部为战区直辖,负责守卫常德。战前,王耀武为七十四军命名“辉煌”,所属五十一师为“前茅”、五十七师为“虎贲”、五十八师为“激扬”,受到蒋中正称赞。

战事期间,开罗会议召开,蒋中正携夫人蒋宋美龄出席,该会发表《开罗宣言》“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蒋电王耀武“一定要保住常德”。

与余程万共同守城的柴意新向王耀武许下“人在城在,为国尽忠”的承诺,留下年仅二十三岁的妻子李传芸及她腹中的儿子柴陵华,壮烈殉国,王耀武为她们母子颁发他签字、盖章的《出征抗敌殉国军人家属证明书》。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结拜兄弟、盛京副都统冯麟阁(冯德麟)之子冯庸(冯庸大学创校校长)时任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负责军纪军容,为王耀武前方作战提供了保障。

七十四军经过浴血奋战,最终击退来犯日军,让敌人发出“宁碰阎王,莫碰老王”的惊呼,王耀武的此一名号后来被金庸写进《书剑恩仇录》,用来描述威震河朔王维扬。战后,王耀武立纪念碑坊祭奠阵亡将士,亲自手书“陆军第七十四军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坊”,蒋中正亦题字“天地正气”(十年文乱期间该坊被涂抹污损,后于西元一九八一年修复)。

民国三十三年,身在重庆的张恨水通过与二位参与过常德会战的七十四军勇士之交流,了解到了此战当中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细节,他颇受触动,之后他通过与众多亲历者们的长时间访谈以及自身的调研、资料搜集,历时近两年的光阴,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出版作品《虎贲万岁》,此书让更广大的民众认识了七十四军,王耀武老部下、七十四军副军长余程万特地送来财物,但被张婉拒,请他吃饭,张亦谢绝,仅收下具有深远意义的日俘战刀。

此外,张恨水有作品《一线之城镇远》,当中所刻画之镇远亦同王耀武有所联结,镇远头牌街上居住过一位叫蒋玉珍的美女,人称“一枝花”,后来嫁给了王耀武的副官。

第三位从时间上和王耀武有交集的前述人物为钱钟书。民国三十三年八月,日寇进犯邵阳,离此地不远的蓝田有一座高等学府——国立师范学院,钱钟书为该校首任英文系主任,当时钱仍旧受困于日本占据的上海无法脱身,他于民国三十年暑假回到位于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609号(现为复兴中路573号)的家陪妻子杨绛长住了些时日,不巧期间赶上英吉利与美利坚开始对日本宣战,日本占领了英美带头管理的公共租界,同时也加强了对法兰西租界的监控,钱只得留居在沪,向妻子发愿“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全家在沦陷区共患难。

钱钟书深陷困境的同时,国立师范学院也即将受到日寇威胁,且钱钟书的老父亲、教育家钱基博就身在此校。时任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王耀武为保护中华文脉,将国立师范学院迁溆浦,忠直的钱钟书老父表示自己要留守老校区,言:“非寇退危解,不赴院召,亦使人知学府中人尚有人站得起也!

”王耀武在致信及当面苦劝钱父皆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强行保护老人家转移。

钱钟书因此与王耀武有了密切之关系,民国三十四年五月,钱父推荐早有报国之志的钱钟书挚友吴忠匡给王耀武做了中校秘书。抗战胜利后,王耀武任吴忠匡为《山东公报》总编辑。

第四位同王耀武有过关系的前述人物是严正(严怪愚),他是邵阳《力报》总编辑,曾因在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七日发表揭露汪兆铭投日之文《图作小朝廷之大傀儡,汪逆实行降敌卖国,向敌索取活动费及军费借款》而在新闻史上有了一席之地,该文与四月五日王芸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汪精卫的大阴谋》一文成为最早报道汪逆叛邦的两则消息。

民国三十四年,湘西会战爆发,严怪愚来到一线报道,指挥战事之时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的王耀武为他送来防毒面具以及亲书“赠严怪愚先生”的锦旗。

第五位和王耀武产生联系的前述人物乃李卓然(李云龙),他为清朝秀才,认同国父孙中山先生主张入同盟会,曾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湖南省府高级顾问。其二哥李燮和亦为辛亥先驱,曾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官。卸职后,李卓然积极关心家乡教育。他还掌管着一座其父李春轩留下的大庄园——李园,名号取自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李春轩乃清代当地远近闻名的茶叶巨贾,其茶远销海外。

全面抗战爆发后,主抓教育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陈立夫主张设立国家级的师资力量培养机构。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陈立夫聘廖世承为国立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廖开始着手选址建校,在长郡中学校长鲁立刚建议下选定在蓝田,而此地属李园最佳。

李卓然闻之欣然同意,向廖世承义务提供李园建校。十二月一日,之前所述的那座钱钟书任教的国立师范学院在李园开学。王耀武为防范日寇破坏,在民国三十三年将国立师范学院迁走后,李园先后成为部队驻地、野战医院、新兵训练所,后王耀武巡视蓝田时前来看望李卓然,下令“此屋不准驻军”来保护这座饱经风霜的功勋建筑。

第六位与王耀武有所联结的前述人物就是季羡林。民国三十六年暑假,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到济南访亲。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兼山东省主席兼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兼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兼第二绥靖区行政长兼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等职的王耀武自从抗战胜利后主管家乡山东以来,始终践行“秉承元首旨意,竭尽忠诚,为我父老兄弟谋安定,争取生存,改善生活,开辟生机,使能安居乐业”的诺言,悬泰山之巅题字“雄峙天东”于官邸,以示复兴齐鲁,为此他求贤若渴。

季羡林是王耀武早就仰慕的博学才俊,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国民教育司副司长张天麟访王耀武,王就引进有德国深造背景之学者事宜向张咨询,身为王秘书的季羡林初中校友、梁实秋学生王昭建此时提及季学问高,王心中便有了待季假期归鲁面晤之想法。

季羡林刚一回济,王耀武便要亲访,差王昭建先行登门拜望,季则决意先行求见王,即随王昭建前往王耀武办公室。王一见季就热情上前握手致意,言“我本想登门拜望的,岂意先生竟先贵临,太失礼了”,设宴款待从中午直至晚间,文史专家阴法鲁以及吴忠匡、王昭建共同在席间作陪王耀武与季羡林。

王耀武在饭桌上力邀季羡林归鲁,之后还派车队为季家送来面粉、白糖等当时极为宝贵的物资,按季老之子季承言此举“惊动了二里长的佛山街,从此季家名声大振”,王耀武还任季羡林主编《国学周刊》。

第七位跟王耀武交往过的前述人物是胡适。王耀武对于山东的教育领域颇为用心,笔者在《王耀武山东纪事略》一文中已有提及,创立青岛中正中学、组建青年教导总队等等,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自然是王耀武着力去结交的合适对象。

上一段所提及的山东《国学周刊》,就是胡适为王耀武题词的。民国三十六年,王耀武特地委托季羡林转呈致信胡适,表达对胡之敬意和问候,同时邀请其来济南作学术演讲、指导山东教育发展,胡适回信王耀武表示会相机到济南和山东教育界同行们共同研究有关议题。

第八位和王耀武发生交集的前述人物为钱穆(钱宾四)。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国文化服务社常任监察人吴稚晖(吴敬恒,为获得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称号的首位华人)任江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十四日,邀请钱穆做该校文学院院长,次年春,钱穆到校任教。

钱穆执教江南大学的同年,王耀武妹夫孙鼎宸任苏州城防司令,他曾数度前来拜望钱穆,过从甚密。民国三十八年春假期间,时局日紧,钱穆决定独自南下赴穗,临行前向孙鼎宸托付其家。

秋,事态更急,钱穆又迁港。在港,钱穆创中文大学(历经三次更名:亚洲文商学院→新亚书院→中文大学,至今),于十月十日开学。创校之初时,孙鼎宸一家亦携岳母(王耀武母)迁港,他每周皆来听钱讲座,还将钱历次讲稿汇编成《新亚学术讲座》,成为中文大学出版之第一书。

西元一九五三年秋,钱穆又成立了专门文史研究机构——新亚研究所,孙鼎宸亦来听讲,还遵钱嘱编《中国兵制史》,该书为此研究所学员之首书。双方感情因此更为深厚,西元一九六一年春,王耀武母辞世,钱穆亲往吊唁。即便后来,孙鼎宸举家迁居加国,仍保持着与钱穆的情谊,年近古稀仍在为钱穆编制著述目录。

以上这些与王耀武发生过交集的文化人们都已经作古,在那个时常处于炮火的年代里,纵然有人信奉枪杆子为王,但王耀武没有忘记给予手握笔杆子之诸公应有的同等尊重礼遇,他们掌中笔也没有被大环境的连天烽火所折断,仍然坚持用文字传递着乐、真、善、美,通过作品给予人们以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