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泪祭罗隆基可以 肆意贬低张澜不行(转)

本文不是全面论述罗隆基与张澜,主要是章诒和在网上发表的《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一文中所述罗隆基与张澜的内容大量严重失实,本文据史实举证指出,澄清是非,以免误导读者。一、张澜的书面谈话是叶笃义根据张的口述写的,并非出自罗隆基之手

章诒和在该文的开头,先发了些感慨,然后着重写道:

“好,文章就从这里写起——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民盟上层人士都了解:张澜患有严重口吃症,不善言辞,不善社交,诸事多依仗极具雄辨之才的罗隆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民盟被迫解散,张澜那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并呼吁全体盟员继续奋斗下去——‘声明’里的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它出自罗隆基之手。罗氏长于议论,风发泉涌,连老蒋也是知道的”。

她着重“从这里写起”的张澜这篇谈话稿子,她强调“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它出自”“长于议论,风发泉涌”的“罗隆基之手”。不知情的读者,难免信以为真。

然而张澜这篇谈话稿子,是民盟青年中央委员叶笃义根据张澜口述内容大意执笔写成的,确实并非“出自罗隆基之手”。内容精神出自张澜亲自口述,只有他本人才能讲出他“迫不得已”,“忍痛”签发解散民盟总部公告,既要保护全国盟员的安全,又要示意今后坚持奋斗的沉痛苦心。叶笃义是清华高才生,也能写得他阅后满意,交叶等去争取发表。

叶笃义生前亲笔写下的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1999年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为“百年人生丛书”之一出版,其中第55页对此事有详实的记述,他写道:

“解散文件是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发布的。他感到非常沉痛,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便叫我根据他口述的大意,替他拟了一个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书面谈话,全文是这样的:

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告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其目的。”

住在张澜身边的叶笃义和盟务干部陈新桂分头把这个谈话稿发至上海各个报社。张澜希望通过这个书面谈话,使全国盟员了解到,他在头一天以民盟主席名义发布的解散公告,在形势上是‘迫不得已’的,在心情上是‘忍痛’的,这样一个照顾到客观形势号召盟员‘谨守法律范围’的书面谈话,苏联在上海所办的中文《时代日报》于11月7日全文发表,《大公报》刊载了摘要,《文汇报》作为新闻报道,其余所有中文报纸都拒绝或不能登载。

当时的客观形势和实际具体情况,也说明不可能“出自罗隆基之手。”民盟面临被强制解散总部,在上海的领导成员推派黄炎培、叶笃义到南京,会同被软禁在南京民盟总部的罗隆基一起和国民党代表交涉。他们回上海时,软禁罗隆基的两名特务以“护送”他们为名义同行。他们到张澜住处会商时,那两名“护送”的特务仍留守在张澜住处门外的汽车里。

张澜借住在四川人办的和成银行的宿舍里,身边除了照顾生活的四川大学刚毕业的女儿张茂延外,民盟的工作人员只有年青的中央委员叶笃义和青年盟务工作干部陈新桂。张澜一夜未眠后口述的谈话记录稿,内容是张澜亲自口述的。只有他才能讲出他“迫不得已”、“忍痛”签发解散总部公告的沉痛苦心,也当然只能由叶笃义记录整理。叶笃义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同他一直住在一起(上海永嘉路集益里8号,系四川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将上海和成银行宿舍提供为招待表老的公馆),作为他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助手。”叶笃义所述的情景真实可信,合情合理。也只有他才能写得那样具体真切,在场的当事人陈新桂已去世,张茂延健在,前此她曾要我查阅叶笃义的回忆录,可见她认为叶笃义的记述是真实可信的。

罗隆基才华出众,他是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宣传部长)。主要是为民盟中央写大会政治报告,对外公开声明等正式文件,为张澜临时代笔写谈话等具体事务,多次是成都籍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这次是常住身边的青年中央委员叶笃义,也不会是罗隆基。

章诒和着重地作为文章的开头举出的罗隆基功业的张澜谈话稿却是移花接木,将叶笃义的手笔冒充“出自罗隆基之手”。叶笃义写回忆录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回忆录出版时印25000册,出书才几年,章诒和便这样做,也太大胆了。

章诒和真要赞扬罗隆基是可以的,但要实事求是,否则实得其反。罗隆基对民盟很有贡献,对中国的抗日民主团结统一事业也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也准备写一篇《“英勇的民主战士”罗隆基》,已经写了一半。章诒和要赞扬罗隆基,却如此将叶笃义执笔写的稿子冒充是罗隆基的手笔,只能暴露自己的虚假和无赖。

二、为了抬高罗隆基,肆意贬毁张澜。

她为了抬高罗隆基,就肆意贬毁张澜。

我有一位中学老师康开俊,是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时的学生,他前些年和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喝茶闲谈时说:张澜校长当年给成大学生讲话时,是站在坝子里的一张桌子上,他开头的两三个字有点口吃,但讲下去就不口吃了。康老师的说法是如实的,我有很深的印象。我见过三次张澜,1991年在《人物》杂志第3期上发表过一篇《三见张表老》。第一次是1944年10月7日在成都华西坝上五大学十二学术团体在华西大学体育馆召开的国是座谈会上听张澜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讲话,我在文章中没有提到张澜开头两三个字口吃的问题。因为他噪音宏亮,内容和用语是我们在白色恐怖中首次听到的激奋人心的精彩之言,令我们激动不已,对他是否开头两三个字口吃就没有印象了。所谓“患有严重口吃症”,不是事实。我在该文中写着:

“在这次座谈会上,最受群众欢迎,一再赢得大家鼓掌的是民盟主席张澜先生,他体魄比较高大,身着旧布长袍,年逾古稀尚挺着腰板。他用生动犀利的四川方言讲到:‘今天你们提出的许许多多问题,其实根本问题就只有一个,就是民主政治问题。如果实行民主,就不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既有这些问题,就反证今天是不民主。(鼓掌)他指出:何以政治腐败到这种程度,何以国家到如此境地?都是由于一党专政独裁的结果!(大鼓掌)’‘贪污违法不一而足,亦以财政部为第一。(部长孔祥熙)民意不能代表,舆论不能伸张,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官吏,因此,法令繁多而纷扰,民不聊生,利归中饱。(大鼓掌)’‘所以要实行民主,才能团结全国,集中人才,革新这么多年来腐化的政治,才能挽救国家的危局。

’张澜点名谴责蒋介石的假民主说:‘蒋委员长,国民党也在喊民主。他们那块(个)民主,不是我们这块(个)民主!(长时间大鼓掌)’‘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联合政府。’‘现在正是说话的时候,希望大家起来多说,多吼,那么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自然就有了!(大鼓掌)’1984年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工委在所编写的《民主青年协会革命斗争史稿》一书中写到这次国是座谈会时,也强调指出:‘民盟主席张澜在会上发表了激昂的讲演……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打破了大后方沉寂的局面,动员和鼓舞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我是第一次见到张澜,聆听了他在聚集了一千多大学生的大会上讲演,并没有章诒和所说的他‘患有严重口吃症,不善言辞’的印象,相反的是他敢于点名谴责蒋委员长的精彩宏论,令我们深受鼓舞,至今记忆犹新,当年成都《新中国日报》作了详实的报导,八十年代成都党史工委的《史稿》对他“激昂的讲演”也特别赞赏。邹韬奋在书中盛赞张澜‘口若悬河,气薄云霄’。(详见后文)张澜在讲话中用南充西区方言讲国民党时音同‘刮民党’,我们不禁嘲笑国民党,为张澜鼓掌。我们对张澜的四川方言与章诒和的所谓‘一口川腔’,感受也截然不同。”(共识网)

民盟中央委员、作家梁晓声在《一世狂澜———纪念张澜博客》中说:“中国现代史上诸多名人受业于张澜名下。杰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生前任民盟中央主席),曾亲自聆听过张澜先生演讲。其社会学思想,深受张澜先生之爱国济民思想的影响。”

张澜端庄持重,不是夸夸其谈的性格,但未见有人像章诒和那样说他:“不善言辞,不善社交。”历史事实是,许多著名历史人物都登门拜访,和他联系商谈重要问题。最先思考筹建民盟的梁漱溟,在重庆和黄炎培商量后,便专程到成都访张澜研讨,三人于是商定筹建民盟。梁漱溟晚年犹对张茂延说:“表老德高望重,敢于斗争,大家都尊敬他。”

张澜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且一生清廉,有“川北一圣人”、“蜀中学生半门生”的美誉,川中实力派都很敬重信赖他。1933年3月,四川善后督办爱国将领刘湘,欲联络西南地方实力派,恳请张澜以考察教育为名,访问广西、云南、贵州。张澜同意联络西南地方实力派为反蒋抗日作准备,遂率领鲜英、任乃强(教授)、杨达璋、杜象谷走访,游说争取他们,收到很好的效果,为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团结反蒋抗日打下了基础。四川爱国反蒋将领刘文辉有要事常访张澜摆谈请教,1944年亲自到培根火柴厂宿舍张澜简朴的住房里办理参加民盟的手续,成为秘密盟员。曾任宋美龄顾问,四川省长张群家庭英语教师的加拿大籍教授文幼章,乐于到民办慈善机构慈会堂和张澜聊天叙谈。他回国后任加拿大全国和平大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访问时,特地到嘉祥里5号古朴的院子里拜访张澜,重逢畅叙,和在座的爱国实业家何北衡三位一起在客厅门前的阶沿合影,留下了重逢愉悦的笑容。

章诒和为了抬高罗隆基,就肆意从性格和才能方面歪曲编造贬毁张澜, 张澜德高望重,影响广泛深远,正如范朴斋1947年在上海《人物杂志》发表的文章所说:“他能感召人,不但因为他有高远的见解和坚定的主张。我见到他那种刚正之气,无畏精神,随时在言语行动间流露出来的时候,实在使人要折服。”章诒和这样做是不能得逞的,我在后文还举到邹韬奋对张澜讲话的高度赞赏,读者相信邹韬奋还是相信章诒和?

三、民盟上海和香港领导人“共同一致”“值得骄傲”

张澜通过盛丕华给香港汇款,绝无“中断汇款”之事

章诒和如此刻意从性格和才能方面歪曲贬损张澜,目的是要接她的下文,称张澜“诸多事依仗极具雄辨之才的罗隆基。”罗隆基“控制”“挟持”张澜。

张澜是民盟中央主席,罗隆基是宣传委员会主任(宣传部长),民盟的宣传工作,如写大会政治报告,公开书面声明,出面代表民盟谈话等,都要交由罗隆基办,这是正常的分工。但章诒和所谓张澜“诸多事依仗”罗隆基,在下文里发展到罗隆基“利用他,蒙蔽他,控制他,”甚至“挟持他”。这却是章诒和的虚构捏造。

她列举的主要具体问题,是称1948年中共发表“五一”号召后,民盟香港总部沈钧儒、章伯钧和李济琛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响应召开新政协的号召。罗隆基“挟持张澜主席”,造成“沪港两地,左右对峙。民盟四大头牌:沈钧儒、章伯钧与张澜、罗隆基姿态各异。”“明眼人都看得出,他这是成心从中作梗,而且就是给中共‘作梗’的。”“一不做二不休。当初,张澜允诺每月从上海给香港总部汇报。从香港总部响应‘五一’号召后,罗隆基就设法阻挠,中断了汇款。这使得一九四八年夏秋两季的香港民盟总部处境十分困难。”(共识网)

这又是章诒和的肆意编造,对罗隆基和张澜都是严重的诬蔑。

历史事实与章诒和所写的完全相反,转移到香港的民盟中央委员在沈钧儒、章伯钧的主持下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前后,内地和香港的意见是一致的。沈钧儒在三中全会《闭幕词》中讲道:“我们接到了上海同志们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说,他们每一句每一字都同意,和我们完全采取了共同一致的意见,这是开会中我们值得骄傲的。”他会后又在《光明报》上发表了《民盟三中全会的成就》一文,强调说:“怨恨民盟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卒们,不断制造民盟分裂的谣言,暗中且时时玩弄离间挑拨的手段,”“结果反使民盟国内外同志形成更亲密的团结。”三中全会后,沈钧儒、章伯钧还派青年中央委员罗涵先秘密回上海向张澜、罗隆基、黄炎培、史良等汇报三中全会的详细情况,他们都很赞许。

民盟香港三中全会于1948年1月5日至19日召开,会后三个多月中共就发出筹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民盟上海和香港负责人之间并未出现分歧。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代总统后派邵力子、甘介候到上海请张澜再像过去一样出面“调解。”张澜对他们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不能再作调人。”张澜与香港沈钧儒等完全一致,绝无什么“沪港两地,左右对峙”的情况。章诒和所谓罗隆基阻挠张澜给香港总部汇款的事,也是不存在的。民盟无固定经费来源,不存在“每月”给香港总部汇款的问题,而是筹到款项即寄。1949年1月5日,四川爱国将领秘密盟员刘文辉应蒋介石召唤到南京后,命随行的参谋长杨家桢秘密到上海代表他看望被软禁中的张澜,商量川康应如何做的问题。

刘文辉完全同意张澜的意见,并遵嘱提供了一笔盟务经费。张澜将此款交给四川实业家办的和成银行汇往香港补助香港总部的经费。叶笃义在前述回忆录中也曾写道,留沪“中委中有一个不成形的事实上的核心,那就是张澜、黄炎培和罗隆基,我参与其中。”“香港三中全会公开提出反蒋的口号,我们是赞成的。”“我们在经济上是支持的,先后由我通过盛丕华(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从民盟的基金中汇至香港成万的港币,作为活动经费。”(58页至59页)“我于5月14日谮离上海到香港,路费是范朴斋从胡子昂那里拿了六两黄金资送我们走的。”(64页)张澜筹集的资金,不少都是由范朴斋经管处理的,如筹集的可购黄金三十余两的民盟一大经费,就是由范朴斋自成都带到重庆的。盟务经费问题不由罗隆基管,罗亦不过问。

章诒和提到的民盟四位领导人中,只是章伯钧在中共“五一”号召前,有过一段私自的活动。当时香港有的反蒋爱国将领一度幻想“划江而治”,经中共在港负责人做工作后方才放弃了。当时章伯钧也写了一个绢质布条交去港汇报工作的民盟四川省支部组织委员会委员张松涛带回重庆北碚交给梁漱溟和范朴斋,内称“弟在此立言稍异……所谓彻底的战争解决,终不是那回事。钧,卅七年五月十七日。”主张三分天下有其一。梁漱溟、范朴斋听张松涛说明在香港曾给周新民、李相符等看过,“都不以为然”后,梁、范当即表示“拒绝”。“五一”号召后,章伯钧表示拥护。此事也就告一段落了。但他曾面嘱其侄儿章培毅回四川用第三党的名义拉队伍。章培毅回重庆后,衣袋里装着“委任状”,随处轻率委托人作司令员。地下党同志和民盟同志劝他不要那样搞,他不听劝,不久暴露,被特务抓去关在渣滓洞,牺牲在那里。

四、民盟坚持抗日民主反对独裁内战

张澜、罗隆基和中共风雨同舟,并肩战斗,不走中间路线

章诒和所谓罗隆基“挟持”张澜的第二个问题,她写道:“到底罗隆基把张澜拉到了一条什么样的邪路呢?其实,所谓的邪路,就是中间道路。”

这也不是历史事实。

民盟从组织来说,它在国共两大党之间,处于中间、中立的地位。但它的政治态度和路线,是坚持抗日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与对日冠的妥协投降,这与中共当时的路线和政策是一致的,因此,民盟与中共实际上是风雨同舟,并肩战斗,而不是所谓走中间路线。蒋介石国民党骂民盟是中共的尾巴,即是为此。民盟是联盟性质的政党,认识难免有参差,有的上层成员有中间路线的幻想,或一段时间有过这样的幻想,但都没有对民盟组织起到过主导作用,也不可能改变民盟的政治路线。民盟的主席张澜和宣传部长罗隆基,都没有走中间路线,也不会走中间路线。(共识网)

罗隆基先后留学美国、英国七年,受英国拉斯基教授的影响很深,早年响往英、美的民主政治。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民盟任宣传部长以后,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抗日、民主、团结、统一的奋斗中,和中共密切合作,表现是很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为民盟代表参加第一组即政府组织组,和中共代表王若飞共商国事,密切配合,并肩战斗的事迹。可以说是民盟和中共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典范。我199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37万余字《民盟史话》一书中,对此作了详实的记述。叶笃义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他参加“四八”烈士追悼会的情景也说,罗隆基在会上讲话时回顾他在政协会议上和中共代表王若飞并肩战斗的情境,具体真切,生动感人:

“我到(民盟)中央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突然发生了王若飞、叶挺等人(4月8日)由重庆乘飞机返延安在黑茶山失事遇难的不幸事件。后来在4月19日,重庆举行(四八烈士)追悼会的时候,罗隆基在会上代表民主同盟致悼词,民盟的人差不多都去参加了追悼。罗隆基在致完悼词之后,用手指着王若飞的遗像,用严肃、坚决而沉痛的声音说:‘王若飞先生,你安心去罢!对争民主争和平,我是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的!’罗隆基当时和王若飞共同参加政协会议的政治组(政府组织组),二人合作得非常默契。对这样一个战友的突然不幸逝世,罗隆基的悼词既体现了民盟同中共之间的友谊,又表达了他内心的悲痛,在肃穆静寂的追悼会上,全体与会者都受到很大的感动,予以长时间鼓掌。我第一次体会到罗隆基的演说天才。”(20页)

这便是民盟中央宣传部长罗隆重基诚心真情与中共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真切生动的记述。(他早年或往后若在思想情绪上偶然流露什么,也不是他历史步法的主体)。

据成都《民众时报》1946年6月南京9日专电报导,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对记者说,罗隆基谴责美国对华政策,“似非出诸中立派人士之口”。“罗隆基氏在京以民盟发言人之立场,对吴铁城此种论调严加斥责。罗氏称:在现在这种民主与反民主的政治局势之下,决没有所谓真正‘中立’派人士存在。而民盟坚持民主反对内战,不可能保持中立。”这便是罗隆基以民盟发言人身份公开宣布并坚持的路线和政策立场,也是民盟和罗隆基不走中间路线的历史记录。

美国特史马歇尔问罗隆基:“你们既是中间派,为什么又同共产党联盟呢?”罗隆基回答说:“民盟同共产党不是联盟,我们只是在某些问题上的合作。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是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问题的,民盟也不会参加的,这一点是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57页)

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为原副主席罗隆基诞辰90周年举行纪念座谈会时,中央统战部长严明复在讲话中赞扬罗隆基是“英勇的民主战士”,他说:“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说来,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罗隆基宣称民盟不走中间路线,当然也是民盟主席张澜的态度和立场。

张澜“五四”运动时在北京任《晨报》常务董事,支持新文化运动,聘请李大钊、瞿秋白作编辑,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1926年次子张崿(幕良)参加中共,赴德国留学任中共旅德支部书记,后去苏联任职共产国际。1936年经中共中央电召回国,在川北做党的地下工作并支持协助张澜的工作。1938年张崿不幸病逝,张澜仍旧支持掩护党在川北地区的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书记的同志都说,如果没有张澜的掩护,是不可能在南充顺利开展党的工作的。吴玉章曾在南充和张澜合作搞地方自治工作。重庆政协会议前后,二位在重庆也保持联系,密切合作。张澜和中共长期的密切关系,保证和证明他不会走中间路线。他主持民盟工作8年至解放期间,没有执行过一项中间路线的政策。他在1949年12月民盟四中全会开幕词中删去的一段原稿曾经写道:“民盟反帝反蒋,及与中共一致行动的原则性认识,是始终没有任何人变动过的。所以本盟在过去,有时虽是显示过第三者的面貌,但那是根据于时代条件而产生的策略运用,事实上并没有第三条路线。”史实也确是如此。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当面责问主持会议的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你为什么要反对?”和蒋介石抗辩达一小时之久。次日蒋介石在会上说:“训政还是要的,昨日张表老不是训了我一个多小时吗。”(共识网)

1941年9月,由张澜、罗隆基等几位民盟负责人起草,张澜领衔签署,董必武、邓颖超等共23位参政员联署,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蒋介石不准讨论此案,还骂道:“张澜把我当成宣统了!”张澜为此写长信批评蒋介石,并拒绝出席参政会两年之久,国民党政府安排他作驻会参政员他也不参加,以示抗议。

国民参政员,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邹韬奋被迫转移香港后,在他的《抗战以来》一书中赞赏在政协会议上敢于直言反对蒋介石反共独裁的张澜说:“躯体愧悟,美髯的张澜先生,虽高寿已达古稀,而气慨却无殊青年,对于四川积弊,在会场上尤其是口若悬河,气薄云霄。……看到六七十岁的老前辈这样英勇有为,更不禁为国家民族快慰。”

章诒和所谓罗隆基“挟持张澜”,对“沪港两地”从中作根,造成“左右对峙”,“中断了(给香港的)汇款。”并把张澜拉到了一条“中间道路”“的邪路”。都是无中生有的弥天大谎。

五、张澜性极赣直,蒋介石、毛泽东都不能挟持他

罗隆基重视和依靠张澜的领导

张澜德高望重,简朴诚直,见解独道,个性掘强,相信真理,不听虚言,一心为民,生死度外。

民盟成都籍的中央委员范朴斋和张澜相处较久,对他的“品格节操”很有了解。范朴斋1947年在上海《人物杂志》第一期发表的《我所认识的张澜先生》一文中写道:“我所认识的张澜先生是直道而行的人,有时且近于戆”、“张先生是民盟的主席,而民盟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团体”、“张先生的高明处就在于‘直’,倒是他这种过于直率的作用,维系了同盟的向心,真的领导了同盟,而且领导得洽到好处。”“他能够感召人,不但因为他有高远的见解和坚定的主张。我见到他那种刚正之气,无畏精神,随时在言语行动间流露出来的时候,实在使人要折服,他常这样说:‘政治的原则不可以将就,这点含糊不得’。他的所谓政治原则,是尚同而不执偏。主张‘协商’,以协商解决问题”。“他的品格节操,真有过人之处。”“他给青年同志王颖题词说:‘必富贵不能滛,贫贱不能移,而后威武不能屈。’张先生的生活情形,依我看是很刻苦了,而张先生却安之若素,根本没有苦的观念存在着。”

“他对中共区域的政治设施,大部份赞成,尤其是政治制度。他认为中国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他主张民主,发源于爱人之念,无条件的同情工农大众,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出发点。”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保路事件中,张澜被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审判时,大刀压颈,洋枪抵胸,他仍侃侃而辩。被称为“赵屠户”的赵尔丰拿他没有办法,只骂道“张澜呵,你好戆呀!”

民盟成立之初,黄炎培因去南洋募集抗日捐款请辞主席,张澜和梁漱溟互推互让。周恩来对民盟领导层同仁们谈到,张表老反蒋坚决,而且西南许多实力派人物都是他的部下或学生,对他很尊重,有利于民盟在西南立足。张澜继任民盟主席,可谓众望所归。

他对毛泽东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1949年1月5日,张澜在上海虹桥疗养院接见美国合众社中国分社主任高尔雅。据上海《申报》头版头条报导说:“询以中共领袖系地道之中国共产党,抑系共产(国际)情报局之徒党。张氏答称,渠以为彼等属于前者。”谈到关于批评南斯拉夫铁托元帅问题,“张氏称‘我希望毛泽东抱定《新民主主义论》里的理想,而不要服从共产情报局的政策。’”6月14日张澜到了北平后,次日毛泽东便到北京饭店去看他,毛泽东说:“据《申报》报道,表老关于共产国际情报局和批判铁托问题的谈话,我内心是同意的,不过,现在不能公开讲就是了。”张澜听后哈哈一笑,他对当时的坦率直言,竟然和毛泽东的内心这样相通,十分欣慰。

建国之初,梁漱溟因反映意见,被毛泽东在会上破口批评,梁漱溟表示希望毛主席要有雅量。张澜神情庄默,未发一言。次日上书毛泽东,坦言批评他不冷静,并代梁申辩说,所谓“反动透顶,一贯反动,”其言重矣,其论失公正矣。毛泽东虽未回信,但往后即不再重提此事。 (共识网)

张澜这样赣的性情品格,从来没有人会企图“挟制”他,蒋介石、毛泽东也不能挟制他,狂妄到制造这类谣言的人也没有。

说到罗隆基,他也是尊重张澜,服从张澜领导的。罗隆基在还都南京前对重庆《民主报》经理冯克熙安排《民主报》仍留重庆时也说明“这是表老和我的考虑。”强调是张澜的意见。遇有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时,他便提出请张澜主席指示作主。

1946年11月,蒋介石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即将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民盟留京中委举行第11次谈话会议,决议政协决议完成以前,暂不参加。但有些人思想上还在犹豫,还想再看一看。黄炎培、罗隆基自感“镇不住纸,催请尚留重庆的张表老早日东下。(见范朴斋日记)民革李济深也说:“表方不来,第三方面失去了中心。”张澜在重庆和吴玉章商定,东下恐被国民党报纸歪曲报道,认为他将参加国大。经周恩来到民盟总部建议电话请示主席张澜后,张澜在电话上三次大声叮嘱南京总部同仁“参加不得呀!”“否则就失去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一锤定音。民盟总部遂正式决议并公布拒绝参加一党包办的伪国大。顺利解决了罗隆基他们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

1947年11月民盟被强制解散总部期间,张澜在上海安排黄炎培、叶笃义去南京会同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民盟总部的罗隆基一起与国民党交涉。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强行要民盟自己写解散总部公告。叶笃义在回忆录53页至54页中提到,草拟公告时,对其中有的具体问题罗、黄二位意见不一致,罗隆基便“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张澜,表示反对黄的做法。”问题随即得到罗也满意的合理解决,可见罗隆基是重视和依靠张澜的领导安排的。

章诒和写了前面那些以后,未料她在后面又写道:“张澜自己就是个很有政治主张的人,要不然组建民主政团同盟时,三党三派也不会让他来做主席。比如一九四八年外国记者访问张澜,张澜道:中共与苏联共产党不同,希望毛泽东做铁托。采访文章发表后,有人觉得张澜的话需要更正。于是罗隆基立即另写了一篇文章,找到张澜,张澜瞥了一眼稿子。道:讲了就讲了,更正啥子!一口川腔”。她在这里既肯定张澜是有政治主张的人,又举出他不允许罗隆基写文章更正他讲过的话,罗也遵命的实例。章诒和岂不是自己举出实例否定她前面大讲特讲罗隆基如何“挟持”张澜做了些什么的文章,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吗?!

六、章诒和并不“熟悉民盟史”

她胡编乱造民盟历史事件和人物误导读者

我去冬通过一个刊物编辑部的介绍,和一位写张东荪的作者友好地交换意见,他在回信中说:“我特地请教了章伯钧先生的女儿,熟悉民盟史的章诒和老师。”章诒和是章伯钧的女儿,这是事实。但要说她“熟悉民盟史”,则不是事实。

章诒和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一文中自述她“1942年生于重庆,”1946年民盟总部迁南京后活动很多的几年她只有几岁。她在《泪祭罗隆基》中又说五十年代她在北京上中学,中小学时代的青少年不可能熟悉民盟历史。她在回忆其父一文中说,她“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分配到成都四川省川剧院工作,文革中被错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年载。”她成年后也少有接触和研究民盟历史的时间和机遇。她在该文中写道:“文革后,我为了写父辈的故事,曾到民盟中央寻找材料。人家告诉我……民盟早就没有自己的档案了。”这说明她收集掌握的材料很少。她在文未注明引文出处的注释(1)《关于章罗反共联盟的资料第二辑》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整风办公室编一九五七年八月。注释(2)《民盟中央一般大字报汇编》民盟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一九五八年三月。这就是她能够“寻找”到的资料了。这类反右运动中的揭发批判材料,真真假假,很少人引以为据,她公然不加分析就加以引用,这说明她不了解民盟史,未掌握可靠的民盟历史资料,也说明她就此赞扬罗隆基,实际只能起到歪曲损害他的作用。

章诒和此文标题为《泪祭罗隆基》,文末着重写道:“中国有几个像罗隆基这样杰出的政治家?有几个像他这样懂得女人的男人?于我而言,唯一的遗憾,那时岁数太小!”这大概就是她对该文主题思想的自白了。然而,她那样写法,歪曲胡编史实,甚至将反右运动中的揭发批判材料都照抄引用,通篇议论,自以为赞赏宣扬罗隆基,实际成为贬损栽诬,严重损坏了罗隆基“英勇民主战士”光辉形象,与她自述的主题思想背道而驰,结果只能是自己贬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