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情人盛世才家族血案真相]盛世才的后人

201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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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精彩内容:[导读]后来不断有人追究盛氏的罪过,蒋介石直言不讳为之辩护开脱:"某同志昨天在会上述及盛晋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时惨杀民众一事.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党国.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1930年,雄心勃勃不甘人下的盛世才在南京屈就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科长,投闲置散,百无聊赖.老上司朱绍良曾保举他破格晋升少将,但参谋总长朱培德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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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后来不断有人追究盛氏的罪过,蒋介石直言不讳为之辩护开脱:“某同志昨天在会上述及盛晋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时惨杀民众一事。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党国。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

1930年,雄心勃勃不甘人下的盛世才在南京屈就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科长,投闲置散,百无聊赖。老上司朱绍良曾保举他破格晋升少将,但参谋总长朱培德没有点头。朱培德是循规蹈矩的老派军人,对来路和作派都别具一格的盛世才并不特别欣赏和看好。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开原人。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专门部攻读政治经济学,与名报人张季鸾结下师生之谊。1917年,得亲友帮助,东渡扶桑,到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接触到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归国后,盛世才弃文从武,进入云南讲武堂(广东)韶关分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并与以粤赣湘边防督办身份兼任该校校长的党国元老李根源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盛毕业后,经李根源介绍,回东北在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发展,得到郭的青睐。依照郭松龄的旨意,盛停妻再娶,与郭的外甥女邱毓芳结成秦晋之好。1923年,经郭推荐,张作霖保送盛世才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邱毓芳同行,入东京女子大学习家政。盛世才主政新疆后,邱毓芳风头强劲,有“新疆的宋美龄”之称。顺便说一句,有名的新疆伊犁特克斯八卦城,最初便是由邱毓芳的父亲邱宗浚(时任伊犁屯垦使兼守备司令)主持规划营造的。

1925年12月,郭松龄发动滦州兵变,联冯(玉祥)叛奉,讨伐张作霖。盛世才奉命回国参与。终因人谋不臧,郭松龄兵败身死,著名才女林徽因也因此役遭遇了丧父之恸。盛受郭牵累,被取消公费,学籍几乎不保。但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转而凭借齐燮元的接济资助,终于履险如夷,完成学业。1927年,盛世才回国,到国民革命军任职。要说,升迁其实也并不算慢。但以盛世才对自己的期许,这样随人俯仰按部就班实在无法忍耐。他决心另谋出路。

盛世才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边陲。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正在物色讲武堂教育长人选。国民政府秘书彭昭贤向龙云举荐了盛世才,得到双方认可,入滇成行在即。恰在此时,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延揽军事人才,同样经彭昭贤介绍,鲁效祖与盛世才搭上线,双方一拍即合。较诸僻处一隅的云南,浩瀚辽阔的新疆及与之毗邻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疑对具有国际视野的海龟盛世才更有吸引力。孰料好事多磨,金树仁对盛世才颇怀戒心,回电指示鲁效祖“婉拒”。但鲁效祖认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盛世才正是新疆亟需的干才,以去就力争。金树仁不愿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得勉予同意。1930年秋天,盛世才夫妇与鲁效祖一起乘苏联西伯利亚火车至新疆塔城,再转汽车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朱绍良预祝盛世才在边疆一展抱负,并馈赠了一笔旅费。

三年后,盛世才夤缘时会,投机成功,由上校一跃成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独揽新疆军政大权,号称“伟大领袖盛督办”。他根据四一二政变后的形势,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制订“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设,标榜“建设新新疆”。

盛世才依靠苏联,吹捧斯大林,甚至加入了联共。但在错综复杂波诡云谲的形势下,他依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盛在莫斯科-延安-重庆之间玩手腕,走钢丝,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多次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清除了一批批政敌,将大权牢牢攥在掌心。

1940年11月,斯大林威逼盛世才签订租借锡矿条约。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剧变。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的胞弟盛世骐被刺。……诸多事变接踵而至,迫使盛世才不得不考虑改弦易辙。他决定与苏联和中共决裂,投靠国民政府。

虽然黄慕松、罗文干先后铩羽而归,此后又国事蜩螗鞭长莫及,但国民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完全控制新疆的意图。1941年,吴忠信巡视青海,成功劝说马步芳将河西走廊交给中央军驻防。同年秋,胡宗南派李铁军出任河西警备总司令,进驻甘肃酒泉,随时准备开入新疆。1942年7月3日,朱绍良(时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携带蒋介石给盛世才的一封亲笔信,从兰州飞抵迪化,一下子拉近了新疆当局与国民政府的距离。在当晚的盛大欢迎宴会上,朱长官即兴赋诗:

立马吴山忆旧时,相逢塞外鬓如丝。

平生意气期无负,大好河山共护持。

盛督办为之动容。这不是一首普通的叙旧诗。卒章显志,它落笔在民族大义江山一统。以盛世才之精明强干,当然不会看走眼。他在被迫离开新疆前后,一再高自标许的,就是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费尽移山心力,方使新疆版图完整归入中华民国。

后来不断有人追究盛氏的罪过,蒋介石直言不讳为之辩护开脱:“某同志昨天在会上述及盛晋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时惨杀民众一事。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党国。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

盛世才终得善终。蒋介石也实现了“中必为吾弟负责”的政治承诺。

(本文原题《盛世才盖棺难定》,选自《锦瑟无端》,梁由之著,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西路军余部受盛世才接应每天吃5顿饭顿顿有肉

(王效典作者供图)

核心提示:这当中,时任新疆督办公署星星峡办事处主任兼边卡大队长的王效典功不可没,他不仅奉命热情接待了李先念率领的仅有400余人的残部,使他们在星星峡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还在生活上精心照顾他们,光吃饭就让这些历经艰难的士兵每天吃5顿,顿顿有肉,为中国革命保住了珍贵的一份火种。

1936年10月,长征结束。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夺取宁夏及甘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遂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向西挺进,建立河西根据地。接到命令后,这支两万余人的部队开始向西挺进。

途中遭到西北大小军阀和各县民团武装的围追阻截。西路军一路上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处境艰难而归于失败。之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三个游击支队中只有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经过4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几场恶战,最终于4月底抵达星星峡。

这当中,时任新疆督办公署星星峡办事处主任兼边卡大队长的王效典功不可没,他不仅奉命热情接待了李先念率领的仅有400余人的残部,使他们在星星峡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还在生活上精心照顾他们,光吃饭就让这些历经艰难的士兵每天吃5顿,顿顿有肉,为中国革命保住了珍贵的一份火种。

王效典(1914—1977),辽宁省北镇县人。出生于贫农家庭。幼时在姨母家读书至初中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弃学从戎,参加抗日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间。后因战争失利,退入苏联,在赤塔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后经斯大林与盛世才协商,这批抗日义勇军将士进入新疆。王效典入盛世才任名誉校长的军官学校炮兵科学习3年,毕业后分至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工作。1937年,又被派任星星峡办事处主任兼星星峡边卡大队长。

王效典在任星星峡边卡大队长时,根据盛世才命令,接应西路军左支队。王效典亲率边务处人员,分乘大卡车,到新疆与甘肃的边界白墩子、红柳园一带,寻找西路军将士。并与西路军将士一起,果断地处决了前来缴械的叛匪哈密警备司令饶乐博斯派来的少校军需主任李西斋、中校副官长铁木尼亚孜,有力地保障了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安全。在星星峡边卡,王效典与李先念同住一幢房子。他向李先念保证:红军安全,请政委放心。有我王效典在,就有红军在。1938年,王效典由星星峡调任乌鲁木齐军官学校政治部副主任兼教官,给第三、第四期学员教授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论等课程。此间,曾数次奉命赴有关县市平息土匪叛乱,并与中共、联共(布)人员赴百灵庙,为共产国际开展对日本、蒋介石的军政人员的谍报工作。

1941年,王效典和边务处的20多名青年被盛世才以“参与陈(培生)武(左军)案”逮捕入狱,受到严刑逼供。1944年张治中重审此案。1945年二三月间,因病被其岳父王镜楠花钱保释出狱,在岳父家养病。不久,又因当年帮助西路军在星星峡处决叛匪,遭到饶乐博斯的悬赏缉拿。幸得友人帮助,秘密潜回兰州隐居。其间,全家漂泊流浪,寄人篱下。

1946年,180多位从新疆迁居兰州的原抗日义勇军人员及其家属,集体向甘肃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请愿,要求回东北老家务农。得到批准,并获得路费和毛毯等物品。他们500余人乘卡车从兰州出发,途径西安时,被胡宗南以其中有共产党为名,阻止前行,就地解散,自谋出路,不得离陕。王效典他们被迫或摆地摊,或乞讨度日。其间,王效典得到岳父在西安国民党军队任军需官的朋友的帮助,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日。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王效典得到时任湖北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等人的照顾与帮助,到外贸部工作。1950年,王效典调至天津华北外贸管理局工作。1951年随局迁回北京,调至中国进口公司工作。后王效典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参加全国政协活动,参与领导外贸部工商界人士学习,到外贸学院教授外贸运输课。其间,王效典两次写信给李先念,深表感谢,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李先念两次亲笔回复,鼓励王效典努力工作。

1960年,有人怀疑王效典伪造李先念的信件,是政治骗子。公安部以让王效典到海南出差为名,秘密把他接到公安部,逐一查验李先念给他的信件。半个月后,查清属实。一年后,王效典回到单位,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去新疆,支援西北建设。

1961年10月,王效典调任新疆建设兵团八一百货大楼经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效典受到迫害。1967年北京财贸学院的红卫兵找到王效典,要他写材料,证明李先念在新疆期间“叛变”,是“叛徒”。他回答说:“这是没有的事情。”红卫兵拍桌威胁,他也没写一个字。

1970年,王效典被下放到石河子新疆建设兵团第146团2营8连农场,劳动近3年。1973年回到乌鲁木齐任原职,但因病不能上班。1977年3月退休。1977年5月,赴兰州探亲治病。6月19日,突发脑溢血病逝,享年63岁。

核心提示:同时还发现这三颗首级的照片是在西宁照的,而不是在高台照的。据骑五师河西医院院长张琪回忆:董振堂等烈士的首级在高台示众后送到河西医院,用烧酒制作的酒精泡在白铁皮桶子里,在河西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由匪徒们送到西宁交给马步芳,并未送到中央领赏。

在甘肃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三十多幅红军西路军将士血染河西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是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时,被我军从马家军的地下室和国民党甘肃省警察局刑警大队长范宗湘家里查获的,它真实地记载了半个世纪前,高台发生的那桩动天地、震人寰的历史血案。其中一幅三颗烈士首级的照片尤其令人惨不忍睹。

尽管这些照片早已成为历史,然而,这三颗烈士首级是谁?有的展馆和陈列室里照片的说明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左)、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中)、红十三师参谋长刘培基(右);有的纪念馆的照片说明,却说右边那颗烈士首级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为查清真相,笔者对照片进行了细密的调查考证。

董振堂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在宁都起义后,由中央军委命名为红五军团,下属三个军,共1。7万人。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参加过着名的赣州战役和水口大战,打得很漂亮。长征路上,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用殊死战斗和巨大代价保卫了中央纵队的安全。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奉命担任左路军前卫,率先走过草地。10月,三军会师前的华家岭之战,为阻击胡宗南部主力的进攻,副军长罗南辉牺牲,部队减员。11月,五军奉命渡过黄河西进,沿途与敌马家军苦战三个月,进至高台,又与敌血战九天九夜,直至弹尽粮绝。

1937年元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的红军战士用最后的手榴弹和捡到的石头、瓦块与敌进行殊死的厮杀。正在这个紧急关头,红五军刚收编的民团八百人哗变,他们打开了城门,敌人像蝗虫一样扑进城内。

顿时,城墙上、巷道里、民宅、农舍到处都展开了白刃格斗。上午7时左右,军长董振堂在东城门楼上让通信员找来骑兵团团长吕仁礼,眼中喷火,大声喊道:“吕仁礼,我要你把东城门守住,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人!”吕仁礼带着两个连立即奔赴东门与敌拚杀。激战中,吕仁礼头部被敌军骑兵的马刀砍伤,不省人事。

此时董振堂带部分机关人员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当他们冲出大约四百多米的地方,只见董振堂身子一歪,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外脚下。警卫员急速沿着城墙壁飞下,接着,科长寇惠民和几名警卫战士也来到墙根下。参谋孔建光将董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只见子弹从他的左胸穿过,血流不止,孔参谋一直不停地呼喊:“董军长!董军长!”过了一会儿,董军长苏醒过来,慢慢地睁开眼睛,微弱地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不走就冲不出去了……”讲着讲着,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警卫员林炳才扶着董军长的头猛摇,可是,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在高台之战中,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也光荣牺牲。高台县城的许多老乡都认识他,因为红五军一举攻占高台的第二天,即元月二日,杨克明在高台县城的十字街头,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穷人起来求解放、参加红军。高台失守,敌人闯进街巷,杨克明带领几名警卫员,在城东南角的一座财主宅院里指挥战斗,高呼:“共产党员、共青员要坚持到底!”突然,敌人的炮弹将房子击中起火,杨克明头部被烧伤。在烈火中,杨克明带伤组织战士们增援西关,和敌作殊死搏斗,刀砍石砸,拳打脚踢,最后中弹壮烈牺牲。

高台之战,董振堂、杨克明和十三师师长叶崇杰、参谋长刘培基、二十师师长吴代朝以及前来援救五军的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等以下三千多名将士,除少数同志幸存外,都光荣战死。

高台失守后,马步芳、马步青下令把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杰、刘培基四烈士的头颅砍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1937年2月中旬,这些头颅又被马步青带回武威新城兵营。为了向主子请功领赏,他特地叫传令兵把四颗烈士首级送往骑五军医院保存。当时敌八战区政治部搞宣传的李启之等人拍摄了照片,由兰州大北照相馆洗印、放大。照片中,还有红五军年轻的护士长被钉在街头的大树上,狞笑着的数十名敌人与之并列合影。拍摄中还强令几十名被俘的红军战士分成两排,前排蹲,后排站,合影,继之打死,再留影……

三颗首级的照片中,除左边董振堂、中间杨克明外,右边的首级到底是孙玉清还是刘培基?为弄清情况,西宁市档案局副局长陈庆春等,以对先烈高度负责的精神,几经走访查询,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终于解决了这个长期争议的疑点,准确详实的资料证实,这颗有争议的烈士首级是孙玉清,而不是刘培基。

孙玉清,湖北红安县高桥乡孙家湾人。1929年11月参加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等职,长征途中的毛尔盖会议之后,他由红三十一军调任红九军军长。

在西征路上,红九军奋战古浪失利后,孙玉清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后被撤职,调到总部直属队当指挥,他毫没有动摇自己的战斗意志。黎园口一仗之后,他和王树声、李聚奎、方强、朱良才、徐太先等领导干部组成一支小分队,艰难地沿着祁连山向东前进。一天,他们刚刚准备宿营,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小分队被打散了,孙玉清又一次负了伤。在这紧急的时刻,孙玉清还一心想着党中央,带领十多名干部战士准备化装奔向陕北,不幸于1937年3月,在酒泉南山三道沟被搜山的地方民团包围,孙玉清被俘,押到敌二九八旅旅部后,因叛徒告发,敌人弄清了孙玉清的身份。

受审时,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老子就是红九军军长!”

马步芳闻报孙玉清军长被俘,即令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进行诱降,其参谋长受命陪孙玉清洗澡,同吃同住,形影不离,但孙玉清不卑不亢,漠然视之。5月17日,孙玉清被敌团长马忠义从张掖提解到西宁。

马步芳在“会见”中,得意地说:“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日被俘有何话说?”孙玉清从容自若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从参加红军时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他还当场揭露了马家军征夫抽丁、耗资派兵不抗战、专打红军的罪责。

马步芳还是决定以“情”感化,派人“陪”着孙玉清来到敌一百师陆军医院,看望被俘后在这里服苦役的岳兰芳。孙玉清看着显得过早衰老的妻子,疼爱、难过、愤恨之情一起涌上心头。岳兰芳有多少心里话要说,但身处虎狼窝,怎能将这一切流露给敌人。孙玉清抑止住感情,重重地说:“不要怕,战死和被杀一样光荣。”不久,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下达了“处以极刑”的命令。

当年杀害孙玉清烈士的凶手喇文彬交待了具体情况:那是1937年的5月,西宁古城,寒气袭人。身陷囹圄的孙玉清被关押在敌旅长马忠义的土楼里,他们得到密裁孙玉清的命令后,派出两个传令兵,先把孙玉清押到一家照相馆给他照了相。这张照片解放初曾存放在青海省档案馆里,后来,经过一番周折,青海省的同志终于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查到了孙玉清一张单人首级像,照片背后写着: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他们将这张照片精心复制,带回西宁,与西路军三颗烈士首级照片对照,大家发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照片和右侧的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从而断定,三颗首级照片右侧的人是孙玉清,不是刘培基。

为了更加可靠起见,青海的同志又将革命博物馆的照片寄到了孙军长的家乡——湖北省红安县委党史办,请求找孙玉清的亲友辨认。红安县委党史办复信说:经熟悉孙玉清烈士的同志反复看过后,认定他就是孙军长。请孙玉清军长当年的老战友王定国(谢觉哉夫人)、程世才(红三十军军长)、石忠汉、陈宜贵(红九军保卫部长)和孙玉清的警卫员黄科林仔细辨认,他们都说:“很像!很像!”

在此同时,又请当年国民党方面的有关人员作了辨认,都认定是孙玉清军长。

同时还发现这三颗首级的照片是在西宁照的,而不是在高台照的。据骑五师河西医院院长张琪回忆:董振堂等烈士的首级在高台示众后送到河西医院,用烧酒制作的酒精泡在白铁皮桶子里,在河西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由匪徒们送到西宁交给马步芳,并未送到中央领赏。运到西宁后放在伪中山医院保存,以后腐坏了,埋在中山医院西墙外的空地内。

孙玉清被害后又由喇文彬和马昌隆找了马车,将孙玉清埋在南门外体育场一个坑内。第二天为了给孙玉清照相,喇文彬和马昌隆又到孙玉清被埋处,由喇文彬抱住孙玉清的肩膀,马昌隆将孙玉清的头割下来交给邴应南送到马步芳的一百师师部(地点在火神庙)照了相。

最后,董振堂、杨克明和孙玉清三烈士的首级,在西宁火神庙前被敌人摆在一条长凳上拍了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