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夫人 汉学家李约瑟:"一个爱中国的人"(图)

    美国作家西蒙·温彻斯特对具有怪癖的天才有着极大的兴趣,而写出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正是“集万千怪癖于一身的天才典型”。西蒙撰写的李约瑟传记《一个爱中国的人》不久前出版。

    一本由美国作家西蒙·温彻特(SimonWinchester)撰写的李约瑟传记《一个爱中国的人》(The ManWhoLovedChina)不久前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推出。

    1938年的一个冬夜,约瑟夫·尼达姆(JosephNeedham)与鲁桂珍躺在床上,他抽着烟,询问这位中国学生名字的寓意。

    约瑟夫时为剑桥大学最受瞩目的科学家,鲁桂珍则在1937年进入剑桥大学,追随约瑟夫的妻子多萝西·莫伊尔(DorothyMoyle)攻读营养学博士学位。

在约瑟夫的日记中,他对中文这种表意文字的兴趣,完全来自鲁桂珍“熏香”式的引导,称鲁桂珍是后来那番巨大事业的“荷尔蒙和激励者”。     在此之前,虽然已是功成名就的皇家学会院士,生化学家约瑟夫对中国可谓一无所知,不识一个汉字。

鲁桂珍就像是教幼儿一样,教这个年近不惑的“文盲”怪腔怪调地学说“平上去入”,歪歪斜斜地学写“横竖撇捺”。约瑟夫乐在其中,感到摆脱了早已习惯了的字母的束缚,进入了一个一目了然的表意文字的天地。

对于世界另一面还有一种文明足以媲美希腊罗马,他产生了加以探究的强烈冲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发生了信仰上的改宗转向—我极为审慎地使用改宗转向(Conversion)这个词,就像圣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搜捕基督徒时因为耶稣显灵而改信基督教一样。

”     之后,约瑟夫,这个来自苏格兰家庭的独生子,取了中文名字“李约瑟”,穷其一生为西方发掘几乎不为人知的东方神秘世界,并以其超乎常人的意志和精力,写出了7大卷34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CivilizationinChina)。

时至今日,该书仍有10册尚未面世。     “珍妹”与“大斐”     学界公认:“假如鲁桂珍没有在1937年去英国,恐怕科技史学界就不会出现一个李约瑟,而仅在生物化学界有一个约瑟夫·尼达姆”;“鲁桂珍是不朽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引导者、激励者,正是她引发出了一个不朽的李约瑟。

”     约瑟夫·尼达姆24岁就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同一年与大学同学多萝西·莫伊尔结为伉俪,两人齐头并进,约瑟夫31岁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又发表《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科学界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

多萝西·莫伊尔比他年长4岁,是研究肌肉学的权威,两人双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鲁桂珍生于1904年,祖籍湖北蕲春,其父鲁茂庭(字仕国)是药材商人。

鲁桂珍早年在金陵女子大学学生理学,后在上海一家医学研究所专攻生物化学。抗战期间,鲁桂珍远走海外留学。身为多萝西的学生,这位中国女子深得导师的喜爱,经常邀来家中喝茶聊天,在丈夫“皈依”中国文化后,宽容大度的夫人多萝西居然也夫唱妇随,不仅改姓为李,还把芳名Dorothy改译为中国化的“大斐”。

    1939年,鲁桂珍和李约瑟合作,写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科技史处女作:《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

嗣后,抱独身主义的鲁桂珍奉派去美国从事医学研究,但仍与李约瑟书信来往。1942年,李约瑟新著出版,扉页上写的是“此书纪念友人李大斐、鲁桂珍女士”,后来更是干脆称呼鲁桂珍为“珍妹”。

大斐与珍妹之间的感情也是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可谓古今罕见。     直到1987年多萝西去世后两年,李约瑟才正式将83岁的“珍妹”迎娶进门,此时的李约瑟已患有帕金森氏症长达7年。

两年后,鲁桂珍与世长辞。     一个爱中国的人     《一个爱中国的人》书封上的题记颇有“夸张”之嫌—“一位揭开神秘中国的古怪科学家的奇妙故事”,不过书名确实很能概括李约瑟的一生。

    1942年,粗通汉语的李约瑟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以及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他在重庆组建了中英科学馆。

这是抗战期间中英合作的项目,李约瑟的使命,是为当时受日本封锁的中国科教界提供物资交流与信息沟通。     1942年至1946年的战时中国之旅,使李约瑟加深了对中国文明的认识。

他说,这次中国之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文化中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我已别无所求”。

    1946年夏,李约瑟应邀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部副主任。在他推荐下,鲁桂珍也于1947年到巴黎,在该部秘书处任职。

李约瑟往来于伦敦和巴黎之间,仍致力于古中国科学文明研究。1948年从联合国返回剑桥,他名义上回归旧职,还是生物化学教授,但已完全专注于新的事业,《中国科学技术史》便是部分来自于剑桥的科研经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先后8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

    1954年,剑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轰动西方汉学界。他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此后约20年,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中非常孤立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成名学者一卷卷不断地编写、出版着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

70年代,李约瑟甚至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并屡次遭到英国政客的公开抨击。     1979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版11卷册,为了让这项工程延续下去,让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其中,由75岁高龄的鲁桂珍策划,1983年正式在剑桥大学成立李约瑟研究所,李约瑟任所长,鲁桂珍为副所长。

研究所被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颇具东方韵味的风景包围,成为著名的“剑桥一景”。

不久,《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译本陆续在北京出版,轰动了中国文化界。去世前一年(1994年),李约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集万千怪癖于一身     在西蒙的笔下,约瑟夫本是个极为害羞内向的男孩,却在来到剑桥后,变得极其外向,博学而极具魅力。

正如西蒙在其另一本畅销书《教授与疯子》(TheProfessorandtheMadman)中自述的那样,他往往对具有怪癖的天才感兴趣。而李约瑟正是“集万千怪癖于一身的天才典型”。童年时,他的早餐吐司必须烤到发黑,长大后,他又表现出对裸露的嗜好;他的嗓音细软到几乎听不清,却只有极少数的女子能逃过他的视线;在长达50年里,他的妻子和鲁桂珍都长期陪伴其左右,即便他从未停止过朝三暮四。

    西蒙认为,李约瑟在战时的中国跋山涉水,遍游云南与缅甸边境的热带森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后来又驾车驶过10多个省,西北去过陕西、甘肃,东南到达广东、福建,这同李约瑟性格里的探险精神不无关系。

他骑着驴子去看千佛洞,挤进一辆装满难民的火车冲过一座即将爆炸的铁路桥……然而,他的胆量与冷静兼具的头脑,同样融入其科学研究中。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方法极为缜密,科学。

为了得出火药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结论,他对整个火药史进行研究,得出结论:火药中硝的成分是逐渐增加的,火药的威力越强,燃烧速度越快,最后硝的成分逐渐上升到75%或80%,这是理论上的最佳数量。

为了论证这一点,他说服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专门配制了一些火药,含硝量由20%-90%不等,他来到研制局所在地肯特郡的海思戴德堡(FortHealthsteadofKent),把这些火药逐个点燃来进行观察,以检验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火药配方,最后才得出了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