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军衔 五五年军委授衔不公:后来候补哪十大将军?

刘伯承除了战争年代,基本不用。58年遭批。 军衔被人为压低,为何不喜欢的上将萧克 萧克抗战初期用一下,解放战争后期用一下。58年遭批,离开军队。 贺龙抗战初期用一下,以后基本不用。59年后协助林彪主持军委。

关向应47年离世不提。 徐向前长期不受重用。忠厚的徐向前被***任命为军队小组组长 ,但第一顾问却是江青。1976年后,还是山西小老乡华国锋开始委以重任。但此时的徐向前已年迈体弱。 陈昌浩建国后,在朱德,刘伯承的建议下去了中央编译局。

李特(西路军参谋长。当年追赶***的就是他和黄超。为此李特与彭德怀还大吵一架。但最终还是听了***的劝说,回去向陈昌浩汇报。) 1938年初,在迪化被处决。在此需要提起的是,1949年,刘邓大军(原四方面军旧部)南下经过李特的家乡时,李特年近70的老母亲不知从哪听说当年的鄂豫皖红军回来了,思儿十几年的老人家拿着个小木凳,步行8里路,来到霍邱县的白庙集,寻找自己的唯一的儿子。

老人家双手捧着红色的布条,上面是请人代写的四个字:寻儿李特。可怜的老人家整整坐等三天三夜,也没有儿子的一点消息。老人家不会想到,她唯一的儿子已在11年前就死于自己人的枪口下了。李特无儿无女。

1996年,(被杀58年后)被追任为烈士。        黄超(张国焘军委的秘书长)1938年初在迪化被处决。 李先念, 1937年11月,中央保卫部有人问他: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李先念不加思索地说:去延安。

历史告诉李先念,那是一次生死的选择。因为,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将领都被秘密处决。迪化处决的执行者乃是时任中央保卫局长邓发。受何人指派?一不会是斯大林,二不会是蒋介石,那么会是谁?总之,因为各种因素,萧克没有列为大将。

王建安,许世友,程世才,李先念在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前都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原拟定大将中有谭震林(山东兵团政委,许为司令),李先念(四方面军30政委,程世才为军长)。

1937年,抗大二期四方面军学员四百多人反对中央斗争张国焘,矛头主要对***和张闻天。带头者为王,许二人,还有洪学智,陈再道,詹才方,吴世安等将领。

许世友时任四军军长,王建安任政委。他们是四方面军的军级头面人物。 后5名军级干部,6名师级干部,20多名团级干部和2名营级干部均被扣押,也包括告密的王建安。许为王告密之事从此反目。1955年,上将中没有王建安,是1956年补的。

王建安除了因在济南战役中表现较出色,被粟裕任命为兵团司令(时间很短),建国后一直担任副职。原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已离他而去。而中央红军的将领也不接纳他,比较孤独,故不可能名列大将。

李先念与程世才同为西路军失败归来者。一个要被授大将,一个最后只是中将。此种根由全在于李木匠的确非等闲之辈,有着过人的才智,从而让老毛另眼相看。从红军时期的编制来看,各方面军有所不同。如一方面军后来没有军级建制,军团下面是师。

而四方面军没有军团建制,方面军下面就是军。以此来看,军团和军是同级。以徐海东来讲,其实也是四方面军的一个部分。徐海东自40年以后,因健康原因,加之同年遭到朱德的严厉批判,后离开军队,一直养病。

而王建安,许世友这些没有离开军队的人,且资力与徐海东相差不大的人自然会有想法。据说彭德怀就怕许世友,评定军衔四方面军偏低可能是个原因。 刘亚楼如果与九位大将比(许光达除外),最大的不足就在于抗战不在国内。

可那是中央派的。资力上输给王树声,陈赓,萧劲光,徐海东,张云逸,但战功不输。资力上与黄克城,谭政,罗瑞卿,许光达同级,战功也胜一筹。理当列位大将。 如果说到中央红军的主力王牌,一军团的红2师首当其冲。

可恰恰,红2师没有出大将。陈光的情况已有网友的文章介绍,就不多说了。但红2师政委刘亚楼也没能入选,却是遗憾。如果各位记得不错的话,许光达抗战期间,也在苏联8年。 笔者并非想说55年评定的个别大将没有资格和功绩。

他们也都是中共军队的优秀代表。只是不管从横向看,还是纵向看,大将决不应该只有10人。如果高岗不垮台,阎红彦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应是会进入大将的。陈士渠希望被列位大将,资本是三野代政委,但打仗的确不敢恭维。

李聚奎1958年被授上将,按其资力也当在上将之上。大将稍有勉强。 陈昌浩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西路军失败他负有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 按早期的资历和职务来讲,周士第与大将张云逸不相上下,北伐时期,张时国民革命军11军25师参谋长,周是24师(师长叶挺)73团团长,南昌起义时职务11军25师师长,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只有周士第的部队最后坚持下来了,也就是后来的三河坝担任阻击的部队。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朱德,陈毅部队的骨干。陈毅当时的职务也就是73团党代表。周没有列大将,有点儿遗憾。        最后谈谈周纯全。此君为张国焘嫡系,最高职务曾是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也是当年的风云人物。

也是张国焘中央的常委,自然不可能列为大将。政治斗争的后遗症。 大将,上将对比表 综观大将,上将名录表,以最有代表性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比较: 一方面军:师级基本列位上将,佼佼者为大将,如黄克城,陈赓特殊(干部团团长),谭政,萧劲光(资力老,北伐时就是中将),团级基本是中将,上将为数不少,如杨得志,杨成武,黄永胜,宋任穷,杨勇,王平等。

四方面军:军级中大将没有。(王树声是代表方面军)军级中少部分列位上将,王建安,许世友,周纯全等,师级中少部分列位上将,陈再道,王宏坤,韩先楚,郭天民等,差距一目了然。可能有人会认为一方面军出来的在以后的抗战和打老蒋中贡献大。

不可否认,这是事实。但这个机会给四方面军出来的将领太少了,让他们如何表现?以韩先楚为例。韩先楚原是王建安手下的师长,后受重用,率领东野三纵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又打到鸭绿江彼岸。

可惜的是,韩先楚这样的例子在四方面军太少。同样是红军,55年评军衔对四方面军是不公平的。 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和十大将人选的参考条件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了军衔制。

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周恩来授予粟裕等十人大将军衔。中国军队着名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由此确立。从那时起,人们对这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就有了说不完的话题。人们谈论最多的一点就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具备享有这种殊荣的功绩和能力。

从这些风云显赫的人物的履历和当时各自担任的职务,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授衔的决策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制约: 一、名额有限; 二、各人当时的职务; 三、各人资历在党内军内的深浅; 四、各人的军事业绩; 五、领袖人物对各人的好恶; 六、军内各个派系的平衡; 这六个因素中,第一点是数量因素,没有变通的余地,从双“十”这个数字就可看出这一点了;第五点的作用最小,毛泽东不会把复杂的人际关系通过军衔完全表现在公众面前;第二、三、四点主要体现在排名坐次上。

而作用最大的是第六点。 中国军队的山头派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虽比不上老蒋的国军那么根深蒂固和明目张胆,但也总是一块心病,在中国传统的背景下,共产党人也难以免俗。

军内大的派系基本上是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加上陕北方面;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中的五个野战军,这几大派系直接影响到了元帅和大将的授予与否。

至于其他几个小的派系,对最高级的军衔授予不起作用,加上历史、人员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在授上、中、少将时都顾不上平衡了。 在此先将几个小派系略作交代,算是主题之外的一点逸事。        分散的边缘势力 海南岛琼崖纵队。

历史最长,几起几落,最高指挥员几易其人。幸存的最高指挥员是冯白驹,没有授予军衔。 东江纵队。抗战时中共在华南的唯一武装,四六年从深圳大鹏湾北撤,改编成为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

司令员曾生是学生出身,三六年入党,资历太浅,仅获少将军衔。 黔桂川滇边区纵队。解放战争时中共在西南的唯一武装,曾是首先直接支援卢汉发动云南起义的共产党部队。这支部队历史最短,默默无闻,没有产生将军,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在军史上有过这样一支孤军。

东北抗日联军。名声最大,结局却最惨,退到苏联的各支游击队只能编成一个旅。幸存的第二军军长周保中解放战争时任辽东军区副司令。 新四军第五师。

名义是新四军,实际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长期“孤悬敌后”。抗战胜利后曾改编为中原野战军,是几支独立部队中最大的一支。“中原突围”后分别编入西北、晋冀鲁豫、华东各野战军。授衔时原五师的旅级指挥员有两名中将,团级指挥员有几名少将。

师长兼政委李先念脱离军界,师级指挥员仅参谋长刘少卿授衔时有军职,而他由于别的因素只获少将军衔。 投诚起义的结局 决定元帅和大将人选时,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想到的干扰因素,即国军的“投共”将领。

当时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廖运周等人都有军职,必须授衔。而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国军将领如何安排?当时曾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比傅地位更高的程潜、龙云、卫立煌等人这时候都在人大国防委员会里。

最后实在无法平衡,只好“一刀切”,这几位国军的高级将领均未授衔。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人选的决定过程拖了很久。五三年贺龙率祖国慰问团赴朝,在对志愿军高级将领的一次讲话中评论过军衔制,并以诙谐的口气透露:“军委已内定兄弟我为一名元帅了。

”可见那时对人选已酝酿了一段时期了。而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了两年之后,人选才最后确定。 在几大派系中,原红一方面军和八路军的势力最大,二十个人选中有三分之二属于这一派系或有极深渊源。陕北方面最弱,仅有大将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