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书贞观之治 伟大的贞观之治
中国集权、专制制度从古代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帝王的气魄、心胸和能力能超越唐太宗李世民,没有任何一个治世的影响能媲美“贞观之治”。
帝王的格局
李世民出身于贵族,隋末战争中功勋卓著,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指挥过一系列的战争,灭四方诸侯,为唐朝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成功者。成为皇帝后,深刻反思隋朝灭亡的原因,积极纳谏、厉行节约,以民为本、以身作则、任人唯贤、广开言路,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能畅所欲言,好的见解和主张都能得到推广,为社会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所以李世民的帝王格局胜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君主,李世民统治时期的治世至今无人能超越,成为历朝历代的治世典范。
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
政治上重用人才,君明臣贤。太宗皇帝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太宗皇帝心胸宽仁,不计前嫌、重用太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使贤臣良将都能为国效力,可谓人才济济。
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帝王鼓励大臣批评自己的过失,并且开设纳谏部门,号召天下知识分子上书朝廷,批评时政。要求知识分子指出朝廷政策的不足之处,集思广益,探讨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之大计,把好的建议立为国策,付诸实施,可见一代明君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与历史上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篡改历史的暴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伟大的帝王成就伟大的贤臣,伟大的贤臣成就伟大的帝王 。 魏征原为太子李建成旧部,多次主张太子除掉李世民,然而李世民率先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登上皇位,魏征被逮捕后因忠于旧主不愿为李世民所用,向李世民求死,太宗见魏征是忠义之士,不计前嫌,李世民对魏征说:“魏征,咱们虽无深交,但朕素闻您的直名,所以有几句话相赠。
先生知道对旧主尽忠,却不知道忠于大唐的江山社稷,虽忠却不是大忠;知道守一个人的志节,却不知道为天下苍生做点益事,虽贤却不是大贤。
你饱读圣贤之书,却还是没有明白,做忠臣易做大忠臣难,做贤者易做大贤者更难的道理,朕实在替你惋惜啊!”太宗一席话唤醒了魏征,从此从一个冒死直言的谏大夫做到了宰相,多次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责唐太宗的过失,提醒唐太宗要厉行节俭、体察民情,以历史上的暴君失败的例子经常劝诫唐太宗要以身作则,不能骄傲自满,虽然经常让唐太宗下不来台,但太宗皇帝对魏征的指责诫勉不予责怪,认真反思,身体力行。
魏征主张太宗皇帝要以德治国,以王道治理天下,而不能靠武力和严刑峻法,并通过各项合理的考核来选拔官员,太宗皇帝在魏征的主张下,精简机构,选拔人才,使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政府行政高效、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物质丰富。
魏征在临死之前对其学生说:"我魏征虽一生刚直,然并无多大的治国能力和学识,我能够成为一代谏臣,如果不是皇上的心胸宽广,我的脑袋早就掉了多少次了,当今皇上是千年不遇的一代圣君,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我魏征能效力于这样的帝王,实乃三生有幸,此生足矣!"。
二、河清海晏,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公元632年(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公元633年(贞观七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
公元633年(贞观七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
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
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三、怀柔远播,安抚各民族百姓。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
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公元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
”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对边疆各民族百姓进行安抚,视为自己的子民,在边疆游牧民族的百姓受灾时,大开国门,放粮赈灾,使各族百姓心向大唐,在消灭突厥后,重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杰出将领,怀柔远播,四海臣服。
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
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
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四、忍辱负重,富国强兵,征战四方
在唐朝建立初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突厥逐渐强大,成为威胁中原王朝的强大政权,(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最为强大的三个政权:汉朝时期的匈奴政权,唐朝时期的突厥政权,金朝时期的蒙古汗国)公元626年,突厥可汗颉利率领20万铁骑兵临长安城下,当时唐朝的兵力和战力远不如突厥骑兵,许多大臣劝唐太宗撤离长安、另立国都,以图日后东山再起,太宗皇帝大怒,说:"宁可战死也绝不弃百姓于敌人的铁蹄之下,朕要誓死保卫长安,并要御驾亲征,与颉利决一死战"。
经过与群臣的商讨,太宗皇帝倾其国库,用金银财宝贿赂突厥内部的贵族头领,颉利可汗见其内部已见分歧,大唐财物已到手,部族头领已无战心,故与李世民在渭水立下"便桥之盟",要求唐朝每年向其进贡,李世民为缓兵保国,答应了突厥的要求,故20万突厥铁骑退回草原。
此次危机过后,太宗皇帝忍辱负重,厉兵秣马,积蓄国力,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终于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唐将李靖、李绩大败突厥,俘其颉利可汗,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余十万余人投降唐朝。
并于随后的几年,大唐帝国在唐太宗的领导下,逐渐消灭了北方薛延陀部,西方的高昌等国,东击高句丽,并将中亚地区并入大唐版图,开启中华民族的全盛时代。
大唐是中华民族最为强盛的时代,也是最受世界各国尊重和敬仰的时代,"大唐盛世"并不是御用文人笔下吹捧出来的时代,是世界各国历史中有详尽文献记载的全盛时代,是中华民族最为璀璨、光辉、引以为豪的时代!有人说唐朝也是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不能跟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相提并论,但不要忘了美国还不到三百年的历史,在唐朝那个时代,整个世界还没有诞生西方文明,还没有议会民主制,孔孟之道是文化和制度的正统,是东方古老文明的典范。
所以能够成就光耀万邦、流芳千载的盛世大唐的基础就是著名的“贞观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