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逸志与薛岳 薛岳的参谋长吴逸志

2017-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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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吴逸志:三次长沙保卫战时任第九战区前战参谋长,老威持重,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三次长沙会战中,不仅是薛岳谋兵布阵的左膀右臂,也帮助了不善周旋的薛岳与蒋介石.彭中华以及个性突出的国军各将领打交道,是薛岳身边重要的助手.如前两期<短史记>所述,薛岳在所谓的"三次长沙大捷"中,虚报战功之现象,极其严重.有读者质疑:虚报战功乃是鼓舞本国抗战士气之必要手段,无可厚非.此言貌似有理,但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即:作为战区最高长官,薛岳有义务向重庆最高军事当局如实报告战况,以裨最高军事当局

吴逸志:三次长沙保卫战时任第九战区前战参谋长,老威持重,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三次长沙会战中,不仅是薛岳谋兵布阵的左膀右臂,也帮助了不善周旋的薛岳与蒋介石、彭中华以及个性突出的国军各将领打交道,是薛岳身边重要的助手。

如前两期《短史记》所述,薛岳在所谓的“三次长沙大捷”中,虚报战功之现象,极其严重。有读者质疑:虚报战功乃是鼓舞本国抗战士气之必要手段,无可厚非。此言貌似有理,但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即:作为战区最高长官,薛岳有义务向重庆最高军事当局如实报告战况,以裨最高军事当局在全局层面,做出正确决策。

换言之,对外界、对媒体,重庆及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皆不妨将敌军伤亡数目扩大,将自身损失缩减。但对内部,呈报给最高军事当局之战报,却须尽可能准确。但薛岳没有这样做。第一次会战,第三次会战,均系薛氏主动向重庆谎报战功。

第一次会战,薛岳向军委会报告:“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蒋介石受其蒙蔽,亦致电陈诚、薛岳,祝贺曰:“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蒙蔽重庆成功后,薛氏进而欺骗媒体,在记者招待会上吹嘘称:“我全体将士忠勇用命,国民努力助战,激战20余夜,先后毙伤敌三万余人,俘获无算。

”①事实上,日军未至长沙而退,“我军没有击破任何一个日军部队,日军也没有击破我军任何一个部队”。②

第二次会战,第六、九两个战区,伤亡官兵逾10万之巨,实系无可遮掩之惨败。故将此次大败宣传为“大捷”者,乃是重庆方面,而非薛岳诸人。薛仅指派参谋处长赵子立等人,将重庆广播的新闻和报刊宣传的材料收集、整理,加工成一套无漏洞的“战役经过”,以应付中外记者。

第三次会战,日军虽败,但未溃散,仍能有序撤退,薛岳却向军委会虚假报告称:“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生还无几”。浮夸若此,以致军委会“在场诸人均笑斥之”。③

由此不难发现,薛氏之战报作伪,非是为了鼓舞抗战士气,而实是因个人私心而故意蒙蔽重庆最高当局。也唯此才能理解,何以第一次会战后,薛氏幕僚吴逸志即积极排演现代京剧《新战长沙》,将薛氏打扮成“岳武穆”,将自己打扮成“诸葛亮”,各处巡演。

此种拙劣不实之宣传,虽“遭到外界的讥诮和内部的反对”④,但第三次会战后,吴氏又故技重施,排练了多种宣传薛岳个人功绩的粤剧、湘剧。湖南的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更是“差不多变成了薛岳个人的‘表功’的报纸,一切都照薛岳的指示去办理。”⑤

此种私心自用,最后终于酿成“第四次长沙会战”一触即溃之败状。

此役之败,薛岳重责难逃。先是,长官部参谋处处长林方策等,根据日军在各沦陷区大量抓夫等情报,判断“日军要攻长沙”,但薛岳不信,认为“就日本来说,太平洋的其他战场重要,不会再向中国战场进攻”、“自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日本已经不敢向本战区进攻了。

”对于抓夫之举,则判断为:“那是抓了到南洋去当苦力的!”因薛氏“对内部统治甚严,……本战区无论谁与(重庆)军令部讲电话,都要按他的旨意回答、汇报”⑥,故九战区参谋处的上述战情研判,亦无法详细传递至重庆。

再是,薛氏此时,正与李济深等人密谋,企图在史迪威等人的支持下,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据李济深自述,1944年日军进攻长沙前后,“我派李卓贤到重庆去见史迪威,……又派人去与薛岳联络,薛岳那时也与美国接上了头。我又派人与余汉谋联络。”⑦

薛岳“与美国接头”的野心,至晚可以追溯到1943年7月。薛氏命其亲信幕僚吴逸志,通过吴氏在外交界工作的襟兄,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递了一份《关于美国加强亚洲作战的方案》,获罗斯福复电嘉许。此种地方战区越过重庆中央,介入与盟国外交的行为,对全局性战略的破坏性可想而知。故蒋介石闻讯后大怒,欲严办吴逸志,但因薛岳力保,仅以免职另调告终。

正因如此,当蒋介石派白崇禧前往桂林,架空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以指导即将爆发之战役时,薛岳反应极大,“开始叫骂,闹腾着要辞职”;对白崇禧拟定的在湘桂边区或广西境内决战之方案,坚决抵制,理由是“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

不在湖南打,把部队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⑧事实上,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投入兵力空前之大,尽可能拉长日军战线,是相当合理的战术;白崇禧不惜糜烂广西,薛岳却计较于“不去给广西看大门”,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其私心自用,已凌驾于抗日大义之上。

因战役期间,李济深曾“拟联合西南各省实力派,组织西南政府,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下野”,薛岳亦参与其中,故薛氏并不愿死守长沙,而欲保存实力以待变局。虽不得不将其嫡系第四军留在长沙,自己却转往了湘东耒阳。参谋长赵子立不解:“将来的战事是要向西南发展,本部应移往湘西指挥”,薛则怒气冲冲地回应:“我才不去给重庆守大门!

”⑨薛走后,将赵子立留在长沙,但又不许赵氏指挥负责守卫长沙的第四军,其目的,同样是为了保存个人实力,留待反蒋之用。

正因本无意坚守,故日军自6月16日攻城,18日上午长沙即告陷落。蒋介石震怒之下追究责任,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成了薛岳的替死鬼。

①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编纂组编印:《长沙会战纪实》,P2,1940年4月出版。②④赵子立 王光伦:《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赵当时系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王当时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

③谌旭彬:《“战神”薛岳抗日战报严重注水》,短史记第145期。⑤《郭光洲关于湖南党的工作概况给中央的报告》,收录于《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省档案馆编。⑥⑧⑨赵子立:《长衡战役始末及第4军军长之死真相》。⑦李济深/口述,张克明/整理:《李济深先生略历》,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