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张扣扣 于建嵘:开启官智甚于开启民智

    于建嵘的确切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有人说他,你一个搞农村问题的,吃饱了撑得,干嘛啥都要管?         在于建嵘看来,农村问题,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的问题。

在绝对以农村人口和农村区域占主导的中国,几乎任何问题,都有着农村的背景,譬如拐卖妇女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问题、譬如强拆的问题、譬如征地的问题……其受害群体,绝大多数也都是农民,或无奈背井离乡进城的农民--民工。

    因此于建嵘一直致力于为农民说话。     在微博上,每天都有无数全国各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向于建嵘倾诉,他拥有近两百万粉丝,往往是一评论、一转播,便能立即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现实中,同样是几乎每天都有人到被称为“北京第二信访办”的于建嵘的工作室,去找他求助,他一律来者不拒尽最大限度地无偿接待。

      一年到头,于建嵘几乎总是穿着那件几十元钱买的灰色外套,不修边幅,经常和上访群众称兄道弟同吃同住,看上去,往往会被人当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或民工。

    游走于官场中的于建嵘,则是截然相反的另一幅面孔,狂狷、犀利,毫不留情。      有官员在饭桌上摆谱,“我不搞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动作之激烈,甚至将旁边陪同的一个局长脸上抓出血痕,“你没资格和我吃饭!

”         近两年,他常受邀为党政机关举办讲座,讲台上,总是挥舞手臂唾沫四溅地大骂“强拆违宪”、“你们会有报应的”。

而台下,有大量厅局级和省部级高官,有人暗自诅咒,有人尴尬苦笑,有人偷偷擦汗,更多的,则鼓掌叫好。

         因为这些讲座,于建嵘备受质疑。

许多人并不知道,他这样坚持,其实是怀着一个“理想”,那就是——借此慢慢去扭转官员的观念,促进官民互动,从而,尽可能降低这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和对抗。       

【内版正文】 

于建嵘 开启官智甚于开启民智

    “于建嵘生病了。”这个消息,在微博上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据说,许多曾经听过他讲课的官员纷纷前往探望。     “头很疼”、“真的疼死啦!

”——回应本报记者的问候时,他一如往常般语气有些夸张。     不过,不管病得是轻是重,许多事情,他片刻都没有拉下——     六一儿童节当天,北京宋庄,关注失踪儿童的艺术展《孩子》拉开序幕,总策划是于建嵘,期间,为了更好地引起上层重视,他“忽悠”了不少大领导前去参观;     开幕式上,第一部反映失踪儿童父母寻子艰辛历程的微电影《寻找》同步首映,出品人和编剧都是于建嵘,那首令人撕心裂肺的主题歌的歌词,也是于建嵘亲自操刀创作;     而同样由于建嵘发起的一个大型公益调查,也马上就要出成果了,那就是旨在全景式呈现中国农村基层现实问题的“百村调查”,“第一部书已经编辑完毕,叫《迷失的乡村:湖南百村调查》。

这将是本让许多人震惊的调查报告。”     “天为何这么蓝,山为何这么绿,水为何这么青,鸭为何这么闲,人为何这么美,心为何这么静?难道这就是梦中的大理?”“我为大理贡献的广告词:大理,一个女人寻找梦想的地方。

或者是:大理,一个寻找梦想女人的地方。

哪一句您更喜欢?”     人间四月好风光。在大理的风花雪月中,极其难得地,于建嵘变得浪漫起来,浪漫到了甚至有些香艳,不像一个“传说中的”著名学者,作为意见领袖的激烈词锋也荡然无存,反倒像个老顽童,嘻嘻哈哈,不修边幅,甚至可以“蓬头垢面”来形容。

    后来,同游者有人发现,当大家寄情于山水之间流连忘返之时,中间有好几个时段,于建嵘都神秘“消失”了。

原来,是就近跑到田间地头或当地白族老百姓家,做“田野考察”去了。     而当某夜,在大理古城洋人街的某间酒吧,如约与本报记者面对时,作为一个学者的于建嵘,作为一个意见领袖的于建嵘,“复活”了。

    不管是怒骂官员的“会有报应”的讲座,不管是发起“随手公益基金”的种种努力,还是陪着上访者看他亲自拍摄的《上访者说》并陪着他们一起哭一起笑,这些,他都能够做得全国瞩目轰轰烈烈,并在接受采访时描述得刀光剑影飞沙走石。

    “兄弟呀,你多次追问我,我给官员上那么多课,给他们讲那么多,他们是否真的能听得进去?现在我告诉你,他们听得进去,他们真的能接受。

”      虽然常年致力于指导并帮助“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那些苦难的老百姓维权,这算是一种开启民智的行为,但在他看来,在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或许,开启“官智”才是更加重要的一环。

“宝贝,你在哪里?” 

    6月15日,北京宋庄睎望艺术馆,一个名为《孩子》的艺术展落下帷幕。这个纯公益的展览,由于建嵘总策划,展出的是艺术家李月领的“孩子”系列作品。半月前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和开幕式一起,由于建嵘任出品人和编剧的微电影《寻找》,同步举行了首映式。

展馆里那一张张被拐孩子稚嫩的脸庞,让人无法不为之扼腕心痛,而微电影里那对民工父母为寻找孩子踏遍天涯的努力,更是让许多观众为之落泪。

    该片的主题曲《宝贝,你在哪里》,也是由于建嵘亲自作词,字字句句都是失去孩子的父母们的血泪心声,让人撕心裂肺——

    “那一天,突然没了你的音讯,亲人们哭天喊地心急似焚。为寻找你,爸爸走访了多少村庄,妈妈跪求过多少路人。宝贝,你在哪里?宝贝,你在哪里?黑暗中你怕不怕?雪地里你冷不冷?街道边你饿不饿?煤窑里你累不累?宝贝,你在哪里?宝贝,你在哪里?你是我们的生命,哪怕千辛和万苦,无论千山和万水,都会用一生,找寻你……”

    在艺术展和首映现场,于建嵘挥舞双臂,激动地声讨着拐卖儿童的罪行,“寻找失踪孩子,就是寻找未来,寻找希望,寻找我们做人的尊严!”多名至今仍未能找回丢失孩子的父母泪如雨下。

    中国儿童的安全和教育问题,是于建嵘这些年来集中关注的焦点之一。由其发起的“随手公益基金”,下设四个公益项目,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随手送书下乡、随手街头救助(即随手物品捐赠)以及随手关爱乡村教育,不难看出,所针对的群体主要就是儿童,尤其是失踪儿童、流浪儿童和乡村儿童。

    2011年2月中旬,当红河州垤玛乡大量贫困儿童流浪异乡、乞讨为生的消息爆出后时,该州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立即就想到了于建嵘。同为微博红人的伍皓,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云南媒体的相关报道,并@了于建嵘。

    于建嵘很快做出积极回应,并于当月底专程从北京飞到昆明,辗转赶赴偏远的垤玛乡,进村开展实地调研。

    随后“随手公益基金”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项目与壹基金的合作之下,大量爱心款项、物资及项目进入垤玛乡,随着当地政府政策和专项资金的配套实施,这里贫困儿童外出乞讨的现象基本消除。

    如今,在“随手公益基金”定向帮助垤玛乡的同时,于建嵘个人还单线“认”着一个16岁的小女孩儿。“每年我补助她3000块,钱很少,管到读完大学吧。”说到这个女孩儿,于建嵘脸上泛起慈爱的神情,转瞬却又写满无奈,“其实,她成绩并不好,也不喜欢读书。当地的孩子多半都是这样,没办法,实在太穷了。”

    与本报记者聊起这次在云南的多方力量联手的爱心行动时,于建嵘依然能够非常清晰地说出其中的许多细节。他记忆力超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项目,是2011年1月15日开始的,‘随手送书下乡’是5月3号,‘随手街头救助’是12月5日……”

    于建嵘颇为得意于“随手”这个概念的“发明”。这里面有随便、随意的意思,“网络人群就是这样的,他们有善念,乐意去做一些善事,但并不一定愿意投入太多精力和物质去做。这些力量看似很微弱,但如果通过微博传播的力量把它们组织起来,就能形成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微力量’。”  

    如今,在于建嵘的发起和努力下,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工作室已落户宋庄,有一百来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家长在此登记孩子丢失的情况。这里,成了来京寻子家长们相互交流寻子经验和志愿者们工作的地方。  

“不强拆,书记吃什么?”      今年5月28日深夜,针对山西的一起强拆事件,于建嵘在微博上满含讽刺地跟了一帖,“不强拆,书记吃什么?”

    轻描淡写的一句,其中却有“典故”,源自于某书记曾经的“名言”——“不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那是2010年9月,江西刚发生了性质恶劣的“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于建嵘一直在关注,并发表了许多批判当地官方的言论。该事件仍未处理完毕的两个月之后,该省万载县发来讲课的邀请。于建嵘断然拒绝,因为,“宜黄事件”让他“很愤怒”,“江西都是些贪官污吏,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杀!”

    万载县通过各种渠道,一再“诚意”相邀。于建嵘便去了,讲的主题是“当前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

    台上的于建嵘一贯的词锋激烈,台下的干部们时而大笑,时而尴尬、沉默。课后,县委书记陈晓平主持答谢宴,在表达了尊敬和例行的客套后,他开始流露不满。因为,双方谈起了强拆的话题。

    于建嵘用近乎指示的口气,对陈晓平说:宁愿经济发展慢一点,也不要搞强拆,“不要搞得整个社会人心惶惶。拆走了民心,拆走了法制,拆走了人权,把老百姓的心都拆散了。”于建嵘回忆:陈晓平当时就火了,质问“那我的GDP怎么办?”

    紧接着,陈又态度强硬地抛出一句:“我不搞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这句后来成为火爆网络语的话,一下子把于建嵘激怒了。“去你的,谁吃你的?!” 他拍案而起,动作很大,手甚至抓到旁边的一个局长的脸,见了血。随即,他便昂首,夺门而去。同桌作陪的县政法委书记急忙追出,于建嵘又愤愤地补充了一句:“去你的!这个人没资格和我吃饭!”

    打车回到宾馆,于建嵘立即写了条微博:“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一夜之间,这条微博被转发数万次。当时的于建嵘,刚开通微博一个月,一夜之间,粉丝增加了数万。

    最近这三四年,于建嵘每年都会受邀到中国各地各级党政机关或高校讲课,主题多为“维稳”、“反对强拆”、“公益”,等等,听课的群体大多数都是公务人员。

    给公安系统讲时,他经常愤怒地骂:“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给法院院长班讲完后,他告诉一位院长:“你要少作恶、少赚钱;我要多讲课,多赚钱。”对方很憋闷:“为什么?不公平啊。”他笑答:“因为你处庙堂,守土有责;我秀江湖,赚钱有道。”

    做学问、讲课、在网络上发声,于建嵘严格加以区分,有着三套不同的话语体系,而其中后两者的话语体系很接近。做学问当然会非常严谨,讲课和网络发声则不妨嬉笑怒骂。

    或许正是对此有所忌惮,去年4月,清华大学在对于建嵘发出讲课的邀请后,又委婉地对讲课内容提出了一些限制性的要求。于建嵘很是不爽。4月17日深夜,他发微博宣称:“本人决定自今日起,拒绝清华大学所有的讲课邀请。”

    到次日中午,便有2100多名网友转帖或评论,几乎都是叫好,“好样的,于老师率真!”“向铮铮铁骨的于老致敬!”也有的对清华大学提出批评,“连质疑和批评的声音都不敢听,清华的学术精神呢?”

    面对大量刨根问底的跟帖,到4月18日清晨,于建嵘发帖加以说明,火气依然未消,“说我在讲推进法治时批评信访制度让有关部门不高兴了。呸,我只讲自己认为对的,管人家高兴不高兴干嘛!” 

“位卑不敢为国忧”

    嬉笑怒骂的话语方式,在于建嵘看来,很管用。“就是要用带着玩笑的口气说,嘻嘻哈哈地,‘你们这些家伙,会有报应的’,大家就容易接受了。干嘛总要板着脸呢?要选择利于矛盾解决的方式,这是技巧。”

    于建嵘认为,中国许多官员的执政理念都出了问题,不懂得科学的执政观,潜意识里经常错误地把自己放在老百姓对立面。官员和政府一旦跟老百姓对立起来,对整个社会而言“非常危险”,而他,实际上是起到了官民之间沟通纽带的作用。“以前我不讲课,尤其不给官方讲课。现在我不厌其烦地去给党政部门和官员们讲,是因为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去扭转官员的观念,促进官民互动。”

    在于建嵘看来,自己的这种努力,其实是在开启“官智”,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下转型期的中国,这可能比开启民智更加重要。

    这样的努力,能起到所预期的作用吗?于建嵘当然不敢确定,但至少,他欣喜地看到,被自己猛烈批判的许多官员,都对他表示了程度各异的认可与尊敬。

    采访过程中,于建嵘出示了四五条听过他讲座的公职人员发来的短信,“于老师,您的观点真好!”“佩服您,我们没有哪个领导敢那样说。”“您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万载县那回,那条微博刚发一分钟,我就收到民政部一个朋友的短信,说支持我,坚决站在我这边。”于建嵘说,即便这些认可多数都是私下的,也在激励着他,让他看到了一些希望。

    当然,他犀利的观点和过于直率的话语方式,也曾经常遭遇反弹,“压力?还是有些。很多官员对我有意见,说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意识形态有问题?”

    有一次,应“太湖边某个美丽的城市”官方邀请,于建嵘前往给党政干部讲课。当地一个朋友派自己的司机去机场接他,去年来讲时,也是此人接的。

    见面时,这位司机说:“教授,一年不见,老了许多啊!”

    闻言,于建嵘挺感慨。

    车到半途,“教授啊,有些当官的,是不会讲法律的,你何必总来给他们讲课?”

    于建嵘沉默。

    下车时,“看你这样跑来跑去做无用功,心疼啊,明年不要再给他们讲了!”

    于建嵘无言以对。司机走了,他呆立路边,良久。

    从未有过的,于建嵘感到了一丝忧郁与彷徨。“我给官员讲那么多,不断不断地讲,真的没有用吗?我讲我的,他们还做他们的,确实啊,师不师,生不生,真没什么意思……”

    于建嵘百味杂陈。他随后就此发了条微博,陆游的名句改了一下,附在其中——“位卑不敢为国忧”。

    粉丝们迅速跟帖解读,五花八门——

    周枫波:“于老师不要悲观,你所做的都是有意义的推动。公道自在人心,不在位高者。”

    奇谈怪论:“能做到干部的难道还不知道法律吗?请专家讲课是作秀。”

    问津:“只听一种声音的人,会逐渐失去判断力。为保持独立的判断,必须要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于老师的责任即在于此。”

也有人奚落讽刺,“有骨气你就别去给党政干部讲课啊!”

    对于任何声音,于建嵘都已经习惯,即便被质疑是“高级五毛”和“讲课费不匪,焉能不去?”他也一笑置之,从来不予回应。

    虽然在公共领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但在于建嵘看来,自己其实和所有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身属“位卑”,并无任何实权,也不指望能以自己的学术和影响力换来什么特权。

    今年5月,82岁高龄的母亲专程回湖南衡阳巿祁东县老家补办身份证,被当地警方收了10元钱的“电话通知费”,还说要等一个月,才能办好。于建嵘气得浑身发抖,发微博骂当地警方,“你们还要脸不?!我母亲有严重的脑溢血,如果你们将她气得病发,我一定跟你们没完!”

    冲冠一怒为老母,引来“耍特权”的质疑。于建嵘更加怒不可遏,“我在湖南有无数朋友,不泛达官贵人,我要特权的话,还需要老母亲自己跑一次老家?”“母亲被公安乱收费,如果我都不敢站出来维权,我还配为人子吗?!” 

“北京第二信访办”       此事自然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发微博—批评—营造舆论施压,这是中国当前许多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件的惯常思路,也几乎是唯一的思路。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并无任何特权的于建嵘也不例外,他确实曾经为少数老百姓解决过一些问题,但绝大多数的时候,他只能感叹自己的苍白。

    6月5日,“中国北京东书房”发微博透露,于建嵘生病了,在此养病,许多曾经听过他课的官员纷纷前往探望。到当晚,这条微博便有近2000人次转发、评论,几乎都是在关心他的病情。

    那几天,《孩子》艺术展正在北京宋庄热闹地举办着,作为总策划的于建嵘,不忘忍着头疼,“忽悠”一些大领导前去参观。

    所谓“北京东书房”,实为于建嵘之个人工作室。其曾撰文称,“东书房以究民瘼,弘扬民智,维护民权为宗。当不以权贵垂青为荣,不以利禄功名为求,不以黄门圣训为尊,不以江湖门派为限。”

    这里,常有名人雅士达官显贵造访。不过,来得更多的,恐怕还是经常跑北京的老上访户。他们都是基本上连城郊最便宜的10元一晚通铺都住不起的人,只要这儿还有闲房空床,就免费住,每人每天还有5元的伙食补助。

    在这些人口中,甚至,许多媒体记者和公务人员,也都戏称这里是“北京第二信访办”。

    混迹于此的于建嵘,几乎总是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和大家打成一片。他经常给他们讲一些关于维权和上访的法律规定,也经常教他们一些“歪招”,比如在被民警或联防查身份证时,一律说“没带,跟我回去拿”。据说,因查问者嫌麻烦,往往都能糊弄过去。

    他给每个上访户拍照、录像,还选择其中一些给他们画油画肖像,以各种形式记录他们的上访的生活状态。他把影像资料都编辑起来,制作成纪录片《上访者说》,经常和大家一起看,每次,都会有人哭得稀里哗啦。

    对于他们中的男性,他习惯以“兄弟”相称,交流时喜欢去拍对方的肩膀,动辄“咱们老百姓”怎样,“咱农民”又怎样。而与此相反的是,不管面对何种级别的公务人员,他都自觉不自觉地跟对方对立起来,开口便是“你们当官的”如何如何。

    这,似乎便是于建嵘关注和研究中国底层社会的方法论之一。学术上的成果,则是《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等著作。据称,许多官员都将这些书奉为“从政必读文本”。

    在媒体对于建嵘的大量报道中,标题也总喜欢强调“底层”,《我为底层说话》、《我会坚持底层立场》,等等。但对于被赋予的“底层代言人”的头衔,他总是拒绝。他一再对本报记者强调,“各人有各人的立场,任何阶层都不需要代言人。我只是在表达我的观点,不迎合民众,也不迎合权力,独立思考,说出心里的真话,说出我看到的真相,仅此而已。”

    真相,往往令人震惊。而于建嵘,似乎往往都掌握着比常人更多的真相。

    这几天,他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一个大型的出版项目,他是总策划,也是主编。年初,他发起了一个“中国百村调查”公益活动,按照他的计划,将陆续选择一些省份,每个省再选100个村,由年轻的志愿者们各自去做观察和调查,并一一形成文字。从这些文字中,便可发现中国广袤农村所存在的许多问题。

    “第一部书已经编辑完毕,27万字,叫《迷失的乡村:湖南百村调查》。这将是本让许多人震惊的调查报告。”于建嵘透露。

记者 温星 责编 高小进 版式总监罗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