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新闻业 史量才和他的《申报》给新闻人什么启示?
正是本着这种“史家办报”的方针,《申报》尽力全面、详尽、真实地记载每天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重要的文件、条约、资料,无不刊载。但是,全面、详尽、真实地记录国内外大事,这是需要高度的勇气的。决心以“史部”自比的《申报》,在史量才主持下,不畏艰险,记下了革命与反动两种势力一次次血战的实录。
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大声疾呼、慷慨陈词。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秉笔直书的行动,遭到了当局的怨恨,蒋介石政府曾多次限制《申报》的出版发行。1934年11月,军统特务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终于向史量才下毒手,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回顾他的史家思想,我们可以做以下思考。
史量才的史家精神,也可以理解为新闻专业主义,他让媒体成为一种社会公器,秉着民主民本的思想,为民请命。史家精神强调秉笔直书,这就做到了客观性新闻的要求;敢于评论,保持着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在此之外,《申报》又凭借着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全面详细报道,这样,才真正发挥媒介的传播作用,记载事实,引导舆论,从而发挥监测环境与传承社会遗产的功能。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反权威精神。反观史量才的独立办报精神,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说明:“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
”其独立精神可见一斑。其实,史量才的这种独立性具有很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体现了一种西方资产阶级的“言论独立”的自由精神。另外,我还觉得独立自由是发挥新闻专业主义最重要的基础,正是如此,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才保障了美国新闻业的特殊地位。
自由与责任,是发挥媒体社会功能的双翼。民国初年,新闻业欣欣向荣,那时民国政府刚刚成立,受“暂行报律”事件等诸多因素影响,国人扬起办报高潮,政府的力量上不足以控制新闻业。但是越往后,政府对新闻业的控制就越严厉。
在政府控制之下的新闻业,丧失了独立自由,也就无法担当起足够的责任,因为新闻媒体无法发挥足够的作用去弥补政府的过失。自史量才死后,中国新闻业界就再也没有出现像他那样的人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日趋专断与衰落,也可以部分归结于,新闻业对政府纠错功能的丧失。
下面可以讲述几个关于新闻独立作用的例子,其中,既有像史量才一样的报人,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也有媒体的消极例子。
第一个要讲的是白修德。
前一段时间,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热映,电影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就是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在旱灾与日军侵略的双重作用下,河南发生了严重的灾荒,据后来的统计,死亡人数达300万人。之所以如此严重,有其不可避免的自然原因,也有政府救济不力的原因:河南省政府瞒报灾情,政府对农民的大批征粮活动,官员的贪污等诸多因素。而对于后来政府补救性措施的实施,媒体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美国《时代》周刊。
白修德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报道了河南的大灾荒,其中两篇《十万火急大逃亡》与《等待收成》以英文版发表在《时代》周刊上,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电影《一九四二》中所展示的一样,1943年3月,直到白修德将福尔曼(《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著名记者)所拍摄的河南狗吃人的照片摆在蒋介石面前,他才承认了河南确实发生了大饥荒。
那时《时代》周刊的文章已经发表,蒋介石被迫开始调查和赈灾。但蒋介石为什么会屈于一家美国媒体呢?这件事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文章发表的时候,正值宋美龄访美,访美的目的是游说美国政府支持并资助中国政府,这个报道使得美国民众产生了愤怒。
在这个事件中,媒体发挥了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白修德,作为一个驻中国的美国记者,怀着强烈的职业责任感,不畏惧政府权威,不囿于偏见,发挥自己的职业作用,推动了事件的解决。
但这件事不只是记者的责任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媒体的独立所发挥的作用。正是因为白修德任职的《时代》周刊是一家美国媒体,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外,所以才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假如是一家受政府控制的中国媒体,没有新闻独立与自由,那又如何去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呢?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时重庆《大公报》刊发记者张高峰采访河南灾区的文章,原题《饥饿的河南》,总编辑王芸生考虑到当时的新闻环境,改标题为《豫灾实录》(区区几个字的标题都要改,可见新闻环境何其恶劣),即使这样,《大公报》同样被停刊三天,蒋介石亲自下令整改。
可见新闻独立之重要性。
另外的例子,则是新闻媒体的消极表现。典型的就是前苏联的报刊。几十年来呈现在前苏联报刊上的苏联社会面貌是那样美好,人民安居乐业,城乡歌舞升平。在苏联报刊上似乎也从来见不到民族冲突、农民闹事、抢劫犯罪之类的消息。
可是1991年寒冬季节,这个一贯歌舞升平的国家居然墙倒楼塌般地迅速瓦解了,一个曾经的世界超级大国一夜之间就没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不禁要问:几十年来的苏联报刊有没有真实地反映现实、纪录历史呢?西方新闻界以前总是揶揄说:“《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现在看来此话也不无道理。
中国也有过类似的状况。试想,大跃进时期,各地都在“放卫星”,“肥猪赛大象”、“亩产万斤”的口号喊得满天响,为什么当时那么多的中国人都信了呢?这其中当时的新闻媒体有推脱不了的责任,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所以对共产党印在报纸上的油墨尤其信任,当时《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呼喊一声,全国人民响应。可见,媒体若不独立,非但发挥不了为政府纠错的作用,反而会助恶,加重错误。
媒体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所以历来受到社会各种力量的重视以及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倾向,我们所希望的纯粹的新闻独立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自由与独立的追求是新闻业永恒的追求。史量才作为中国新闻业的先驱,以崇高的责任感,敢于挑战权威,去追求新闻独立与自由,甚至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都值得后来人缅怀。
西方在描述新闻界的社会地位时,会用“Forth Estate”(第四等级)一词,那是因为经典自由理论将新闻界视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政府行为的“监察者”。西方一些学者也用这一词来指新闻记者的特殊地位,它是无冕之王的又一说法。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倒希望记者能够成为“无冕之王”,手握传媒权力,去鞭挞社会的缺陷。
史量才所开拓的史家精神,以及他所追求的报人的担当与独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今天的记者所需的一种信条,但这也依赖很多的条件,希望社会对此能给予更多包容度。比如,政府理性对待媒体,并以立法形式保护新闻业;媒体单位加强自身的经济独立,以减少商业控制;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等等。
史量才被刺身亡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墓志铭,以“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之语高度赞赏了他,希望后来者也能“以笔书史”吧!
参考资料:
《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南方周末》第一千五百零三期,文化板块,2012年12月6日出版
《1942:河南大饥荒》,宋致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乔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2012年12月16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