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和张爱萍恩怨 揭秘杨成武整张爱萍背后的高层斗争
张爱萍之子张胜的书《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有两个没有点名的“反面角色”,其一涉及人品素质;其二则涉及诬陷犯罪,张爱萍直到晚年也不能原谅他。
1950年代前期,张爱萍先后担任七兵团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等职。上面原来准备让张兼副司令员,他自己推辞了。司令员陈毅基本上是挂名的,原副司令员粟裕出任副总参谋长后,反面角色之一调任副司令员。
在张爱萍兼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期间,与其顶头上司屡屡发生矛盾。
大陈列岛登陆作战有三个方案:先攻上下大陈,先攻一江山岛,先攻披山。张爱萍领导下的参谋人员根据对“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的研究推敲,主张先攻一江山岛,却受到军区首长的呵斥:“你们吃了几碗干饭?给老子上课啊!”“我他妈操你姥姥的!不他妈就是两万吗,老子一仗就消灭了他十几万。不要在这里长别人的威风。我就不信,还有操不开的X!”最后,上面还是决定先打一江山岛。
1954年11月30日,军委电告华东军区,12月20日攻占一江山岛,以迫使美蒋不能把浙闽沿海岛屿包括在《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12月9日,华东军区报告,作战行动准备完毕,请示按原定日期发起攻击。
11日,华东军区接到上峰来电:不必太急于攻占一江山,可延至1955年1月,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
此间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向总参报告,兵力不够,时间仓促。”
1955年1月17日晨,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爱萍和参谋长王德从宁波出发,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准备指挥部队发起攻击。他们再次接到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
这一次“还是华东军区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所致”。张爱萍当即打电话给副总参谋长陈赓,“陈赓迅速向总参谋长粟裕汇报。粟裕遂要陈赓速报彭德怀。
此时的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得到报告的同时,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报告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说:授权你来下这个决心吧!”彭“当即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一江山岛作战结束,南京军区(战后华东军区撤销)党委向军委上报了《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报告里说他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
“文革”期间,狱中的张爱萍对自己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他在看到九大选出的政治局名单后,“终于恍然大悟”。不算毛泽东,政治局24人,“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
每组6人,共12人。”“剩下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
没有点名的3个政治局委员是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显然,“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那一位是许世友,当年的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也是许世友。
书中除了在彭德怀表态“按爱萍的意见办”后,提及作战处长石一宸的回忆: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通篇没有说过许世友一句好话。
反面角色之二在撤销防空军时,就与张爱萍结了怨。张爱萍说:“我两次登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做说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见。”
在议案上会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张爱萍一听,顿时就炸了。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
后来,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撤销防空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历来“吃掉人家”的防空军司令员果然被张爱萍“吃掉”了。
1965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下台,这位冤家对头升任代理总参谋长,成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的顶头上司。1967年1月,解放军测绘学院(属总参领导)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家,并将其扣押。
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
虽然张胜隐去了签名者的姓氏,但谁能代表总参党委签名呢?张爱萍本人就是党委副书记,签名者只能是已于1966年12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书记的代总长杨成武。
12月18日,以杨成武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杨成武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当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
”根据杨的具体指示,专案组去上海先抓了彭(彭丰根大夫,曾在上海医治过张爱萍的枪伤)的女儿、儿子,然后逼迫彭写下把张爱萍介绍到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的口供。
3月5日,专案组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专案组组长、总参党委书记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均为杨成武):“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但是彭被迫的伪证有个时间上的漏洞,“于是下一个阴谋出现了。
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将所谓彭丰根1933年出卖情报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们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说:‘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看,这样做也是有过先例的。’”没想到19天后,杨成武本人也被逮捕,专案组大换班,“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最终没能定案。
与罗瑞卿关系非常密切的杨成武,在批斗罗的时候上纲上线,嗓门特别高。轮到从大西北核试验场回到北京的张爱萍“表态”,他张口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这种风气了!”
后来他在回忆往事时对儿子说:“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我最鄙视的就是这种两面的风派式人物!”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张爱萍激愤地发言:“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
在场的方毅喝彩:“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关于原来专案组的人,张爱萍对张胜说:“这是不能原谅的!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不行!绝对不行!”
揭秘杨成武整张爱萍背后的高层斗争
彭德怀庐山翻车后三军团的干部并没有全倒,时任副总长的张爱萍就是一个,文革初期谁都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毛刘之争公开化了。飞黄腾达的黄克诚倒台后接任者是出身三军团的罗瑞卿,罗瑞卿倒台后是杨成武,杨成武出身一军团,自抗战以来就一直跟聂荣臻在华北战场。
杨成武出任代总长,杨成武要在毛刘之争中选边站,当然得就要清除刘彭体制的漏网之鱼,时任副总长的张爱萍就是一条大鱼,杨成武整张爱萍的背后应该就是这个,而不应该是作者有意导向的个人恩怨。
“两代军人的对话”提到杨成武整张爱萍,作者又以建国初期的整编时任防空军司令的杨成武与主管整编的副总长张爱萍互拍桌子的情节作铺垫,有意将整的缘由导向个人的历史恩怨。杨成武为什么要整张爱萍,这引起了军事历史爱好者的极大兴趣,杨成武整张爱萍的背后是什么?这要从建国初期军队人事工作的刘彭体制说起。
建国初期的人事工作指的是人事而非政治,请读者注意区别与界定。
建国初其党内的高饶事件与军内的反教条主义,毛泽东是组织者,刘少奇与彭德怀是推动者,两起事件看似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两起事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可以说刘少奇与彭德怀要负主要责任。
高饶事件是建国初其党内一次重要的人事斗争,高饶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组织“工作”上反对刘少奇,毛泽东及时划清界线拿下高饶,稳定了党的领导核心。然而,由于毛泽东对高饶事件的拿捏失误,清除了高饶的人事体系后刘少奇的势力得以发展壮大,以致于十年后毛泽东不得已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经由体制外的力量打垮刘少奇的人事体系。
五八年军内的反对教条主义斗争批判了刘伯承粟裕萧克,彭德怀的势力得以大发展。从历史上看,彭德怀一直主管军事抓军队,没有涉及党的工作,刘少奇抓的是党务,与军队的关系一次是红军时期在彭德怀的三军团任职过,一次是皖南事变后出任重组后的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与彭德怀建国后在政治上的结合基础应该就是刘少奇的两次军职经历。
建国后彭德怀与刘少奇的结合可以从军队的人事上看出,凡是出身三团的新四军干部军衔与任职都较高,三军团与新四军这两个条件是彭德怀与刘少奇选任干部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刘少奇彭德怀刘彭体制的初期阶段。缺席解放战争的张爱萍能够出任副总长授上将衔,靠的并不是一江山岛的作战,在新四军时期备受刘少奇关爱的叶飞并没有出任军队的要职,叶飞不是三军团的,张震没有受到粟裕被批的影响,最离奇的是黄克诚竟然可以以副总长的已任职兼任军委秘书长,这些军队人事工作中的“不正常”现象应该与彭德怀刘少奇刘彭体制的军队人事路线有关。
彭德怀与刘少奇有没有将军队人事工作中的共识升级到在政治上的结合?应该有!否则,毛泽东就不会依靠林彪来稳定军队。
彭德怀在庐山上万言书发难,现在看,这是军人干政行为,乃军人之大忌。在毛泽东决定批彭德怀后,刘少奇动员粟裕批彭德怀,被粟裕拒绝,刘少奇的目的是以此与彭德怀切割以求自保。彭德怀被批判军内教条主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借大跃进所造成的问题在庐山向毛泽东开火,彭德怀动的早了,毛泽东批判了彭德怀,刘彭体制被分割彭德怀翻车。
如果刘彭体制戒急用忍,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无可争议的动摇,这时刘彭体制再出击,那刘彭体制下的军队人事不会站在毛这边,刘少奇必将经由宪法体制接班,中国也就不会受到文革的祸害,中国的民主与法治也就跟着步入正轨,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会在六十年代的中期推动,这样,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与日本南韩台湾同步。
高饶事件与反教条主义使得刘彭体制得以成型,当所有制问题迫使毛刘决裂时,失去彭德怀的刘少奇不可能争取到军队的支持,毛泽东则靠军队经由体制外“造反派”的力量赢得大局。如果毛泽东把握住高饶事件与反教条主义,刘彭就不会顺水推舟扩张势力从而形成刘彭体制,这样毛泽东就不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彭体制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
建国初期军队人事工作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彭德怀主管军委时刘少奇是主管党务人事的,从历史上看,刘少奇与军队有关的两次任职一次是红军时期的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后为杨尚昆,另一次是皖南事变后重组的新四军政委。彭德怀庐山翻车前军队人事工作的特别现象就是出身三军团有新四军背景的军队干部得到重用,三军团出身任职新四军是刘彭体制时期军队干部能被重用的两个要件,黄克诚张爱萍张震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在新四军时期备受刘少奇关爱的叶飞并没有被重用,这就是一个实证。
由于刘彭体制下三军团的干部飞黄腾达,这当然得就引起军队其它派系的不满,杨成武借军队整编拍了张爱萍的桌子,这应该是派系反弹的一个实证。
彭德怀庐山翻车后三军团的干部并没有全倒,时任副总长的张爱萍就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初期谁都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毛刘之争公开化了。飞黄腾达的黄克诚倒台后接任者是出身三军团的罗瑞卿,罗瑞卿倒台后是杨成武,杨成武出身一军团,自抗战以来就一直跟聂荣臻在华北战场。
杨成武出任代总长,杨成武要在毛刘之争中选边站,当然得就要清除刘彭体制的漏网之鱼,时任副总长的张爱萍就是一条大鱼,杨成武整张爱萍的背后应该就是这个,而不应该是作者有意导向的个人恩怨。
邓小平在历史上跟刘少奇没有一点关系,文革初期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会被打倒,主要原因是邓小平站到了刘少奇一边,刘邓资本主义路线就是这样来的。刘少奇在党内的人事体系主要就是抗战初期北方局时期那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个集团被连根端了,刘少奇在军队的基础就是出身三军团的新四军,杨成武整张爱萍就是要清除刘少奇在军队的人事基础,六十一人都成叛徒了,张爱萍也就可以往叛徒队伍里整。
张爱萍能够出任国防工委的领导应该与粟裕有关,文革时期粟裕主管国防工业,缺席解放战争的张爱萍没有军队的班底,由张爱萍出任军队国防工业的领导是合适的,这个人事案应该与粟裕有关,只是作者没有讲清楚。
三军团的旗帜高高飘扬,改革开放初期主管军队的杨尚昆有三军团的任职经历,九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向张震托孤,要求张震抓好军队,这个张震也是三军团的。邓小平在军队人事工作上没有倾向二野,这应该与文革初期的刘邓路线有关,刘彭体制下的漏网之鱼成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的中坚力量。
杨成武整张爱萍,绝非作者所有意导向的个人恩怨,缘由在于毛刘之争的军队人事斗争,张胜是研究战略的,在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张胜没有将张爱萍的军事人生放到党内的政治斗争中研究,局限于张爱萍个人的军队人生,这应该是张胜的思想局限性所导致,但是,两代军人的对话还是有独到之处的。
张爱萍、张胜父子眼中的杨成武
漫天雪舞挥长剑,将军本色是书生。
用上面这两句来形容张爱萍的耿介、特立和狷狂多少能说明一点问题。
当年权延赤一本《微行》的纪实文学把杨成武给写的活龙活现,再以后张子申等先后采访过杨成武,写出来的东西几乎和权延赤一个模样,那就是一个字“夸”,把杨夸成了一朵花,而且还是一朵鲜花。我(舒云)至今记得权延赤的笔下将杨成武写成了“千军万马避白袍”的“英俊小将”,后来我拿着这几本书请教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看到我专门划出的重点标记的文字以后哈哈大笑说:“杨成武那张大白脸还说是英俊?”凡是看过京剧的人都知道“大白脸”是什么意思。
这不,这张大白脸再一次在张爱萍、张胜父子的心灵沟通中给慢慢地裸露出来了。
张胜这本书是第一次用公开在国内出版的方式让人们了解到当年率众击毙日寇“名将之花”的开国上将军在文革中的另一副嘴脸的代表作。其实,按照于光远的回忆,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就对杨成武、吴忠的历史问题有过谈话,邓说:“杨成武的问题不说一说,行吗?”杨成武什么问题?显然不会是如厕以后不冲水的问题。
杨成武在文革初期的活跃以及在文革后期因为挨整后的复出“吸取”“教训”的某些“特殊举动”都在江青等人于70年代中期议决总参谋长人选时给暴露了出来。贺龙、许光达办成专案以后,杨成武的某些表现早就有资料公开披露,只是没有点名而已。
文革后期,毛泽东点名让邓小平出任总长,但江青等人则极力鼓噪杨成武出任总长,最后达成妥协,即杨成武以总参党委第二书记的身份实际主持总参工作。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中写的更为明确:小平同志……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也就是说邓小平在总参的总长身份不过是给杨成武“传帮带”而已。
现在众多的党史教科书不厌其烦的告诉我们杨成武是如何痛恨四人帮的,包括杨成武自己的回忆也是如此,新版的《叶剑英年谱》仍旧坚持此说。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准备怀疑,但需要指出的是党史教科书还应该告诉我们杨成武如此“反对”四人帮的思想形成的过程,总不会是一天晚上就想通了吧?因为杨在文革史中扮演的角色从来就不是一个“顶牛抗上”的影子。
张胜在书中描写杨成武的地方很多,这不是艺术加工,而是原封不动取自档案资料,那上面有杨成武白纸黑字的批示,有着杨成武整治张爱萍的证据,通过联系林彪、江青乃至毛泽东等人的批示,可见杨成武的手下的文字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什么“被驱使”、“被哄骗”而不得不采取的“违心行为”那么单纯的了。
从张胜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代总长的某些行径在文革初期不比一些后来给批臭的人更加光彩。叶剑英说的更为直白:“爱萍能有什么问题?还不是某某在整他!”(张胜新书第354页)
说实话,张胜还真是给这位某某留了面子。比起某些首长们的秘书一流的到底有些“厚道”,谭政的秘书乔希章在谭政的狱中自述中谈及萧华时,虽然不得不按照审稿者的意见抹去了萧华的本名,可在代替的××后面加注了这么一句话:××是两个字的姓名,×××是三个字的姓名,其时,总政副主任中两个字姓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傅钟,一个就是萧华,而傅钟是什么人谁都知道,这也就是不点名的点名了。
至于粟裕那两个宝贝秘书就更加不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