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赵尔巽 赵尔丰:有的人死了 死得稀里糊涂

赵尔丰(1845-1911),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祖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弟。初以捐纳任职广东,之后历任静乐、永济等县知县,深得山西巡抚锡良赏识。1903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尔丰随之入川。

1904年,英国大举入侵西藏,迫使西藏地方当局与之签订了《拉萨条约》,西藏门户洞开。西藏高层在中、英政府间摇摆不定。在此情势下,清政府决定加大对西藏地区的治理。

治理西藏首先需要治理川边,即四川和西藏相邻的藏族居住区(今甘孜、昌都),只有巩固川边,才能应援西藏。但川边藏区为土司所割据,要废除自元明以来实施数百年的土司制度,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改革,不仅是利益的再分配,也是社会生活习俗的大变革,阻力重重!

1904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川边巴塘地区的改革遭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强烈反对。1905年初,署巴塘都司吴以忠、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先后被暴徒所杀,赵尔丰等人奉命率军赴川边平乱。赵尔丰对叛乱者予以了坚决镇压,对愿意归诚者则予以安抚,很快平息了叛乱。

1906年,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

1907年,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护理四川总督兼川滇边务大臣。

1908年,清政府为方便赵尔丰集中精力办边务,调其兄赵尔巽任四川总督,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

主政川边期间,赵尔丰采用了兴学、通商、开矿、屯垦、练兵、设官的综合治理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所做工作大体可归纳为如下两方面。

一、改土归流,建府置县。

土司制度是一种世袭制度,土司不仅“世其土”,还“世其民”,说土民是土司的奴隶一点不为过。土司制度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有深厚的封建割据性,势力大的土司甚至敢于公开叫板中央政府。

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废除了土司制度,在全区设置了两道四府二十四县,废除了土司、喇嘛的特权,派流官进行管理;为寺庙“定编”,对超员的寺庙,限制其招徒,对愿意还俗的喇嘛予以妥善安排。

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赵尔丰对那些没有公开反抗、愿意改流的土司予以优待,给予都统、守备、千总、把总等世袭官衔,并按年给以俸禄银保障其优越生活,对不愿归顺、公开叫板的土司则坚决予以剿抚。

二、发展生产,改善民生。

赵尔丰整顿赋税,抑制土司、头人等对农奴的役使,减轻农牧民负担;兴修水利,垦荒种田,植树造林;筑路办邮,开矿制革,振兴商贸。广设学堂,普及文化;设医施药,服务边民。经过赵尔丰的艰苦努力,西南边防得到了巩固,川边藏区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当时,英国虎视眈眈,西藏高层蠢蠢欲动,赵尔丰随时面临危险,甚至有步凤全后尘的可能,故而在改革和平叛的过程中,赵尔丰采用了狠辣的高压手段,其“屠夫”之称也是此时得来的。

1911年初,四川总督、赵尔丰胞兄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向朝廷推荐赵尔丰为其继任者,令本以为赵尔巽会推荐自己的四川布政使王人文很失落。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后,鉴于商办铁路在资金、管理、技术等诸多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清政府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等人的建议下,决定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来进行承建。

四川铁路公司虽成立多年,但路几近没修不说,拿到上海股市等“保值增值”的300多万因上海橡胶股灾等原因也几乎血本无归,再加上内部管理混乱、浪费严重,如果中央政府包圆,把他们的亏空补上,川路管理层或许求之不得,所以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时,四川并没有出现什么骚动。

问题是,既精明又想讲规则的盛宣怀不想干这样的傻事。他只要铁路国有,至于川路的亏空,你们川人自己解决。

川路管理层当然不干!好吃好喝惯了,以后不让挥霍也就罢了,我们自己拿什么来解决?拿什么给民众交待?脸面何在?这不是官逼贪污分子反么?

贪污分子反,也得发动民众哈。

他们认真研究了政策、法规,提出了如下问题:

1、铁路收归国有没有经谘议局审议批准,违背预备立宪体制。

嗯,这个可以有,政府的做法确实有违法之嫌。

2、将铁路收归国有,政府承建,我们没意见,可政府并非自建,而是借洋债、聘请洋人为总工程师、用洋人的物料,这分明就是将筑路权、管理权给了洋人,是卖国嘛!

这个怎么说呢,当时情况下,政府确实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不借鸡,下不来蛋,借洋债、聘洋人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只要借债,就得有利息,有资源担保,有权益让步。也谈不上卖国,你现在贷款买房叫不叫卖家卖妻女呢?但民众很逗,一是可能天然的认为这就是卖国,二是,有人宣传给他们是卖国,他们很认。我们改革开放之初,还进行过类似的争论呢。

在川路公司看来,纲举目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已经将其上升到爱国与卖国的高度了,中央政府总该给点面子了吧。遗憾的是,中央政府觉得自己也很占理,钱是你们四川挥霍掉的,怎么能让拿国库的钱也就是全国民众的钱为你们埋单呢?

四川立宪党人和绅商绝望了。

1911年6月17日,他们成立了由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任会长、副议长罗纶任副会长的保路同志会,强烈要求政府按立宪体制,将是否铁路国有交省谘议局、股东大会议决,是否借用外债交大清资政院议决,否则将誓死抗争。

对立宪党人和绅商的提议,因新任川督赵尔丰还未到岗,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理解、同情,并表示愿意代为向上反映。

同天,朝廷的最后方案公布,对川路公司的亏空还是只字未提。

川人恼了!

保路同志会分赴各地,演讲、宣传、动员,不到10天时间里,会员增至十万加!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赵尔丰于8月2日抵达成都。在了解了铁路国有化的详情后,赵尔丰对川民深表同情,建议朝廷收回成命。

8月27日,面对全省多地出现的罢课、罢市、抗税、抗捐等活动,赵尔丰再次致电朝廷,建议朝廷按照预备立宪体制,由资政院、谘议局来决定相关事宜,千万不要因为怕丢面子而拒不让步。要不然真可能大祸临头。

或许是四川离北京太远了,闻不到火锅与朝天椒的气味,朝廷认为赵尔丰危言耸听,批评他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锐气。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又补了一脚,干脆建议朝廷查办他。

湖广总督瑞澂建议朝廷从湖北调新军入川。

朝廷命川省水陆新旧各军悉听端方调遣。

9月7日,被朝廷训斥、遭同僚弹劾、被颇有“独立宣言”性质的《川人自保商榷书》搞得高度紧张的赵尔丰使了个昏招,诱捕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保路会主要领导人,希望借此平息事态,给朝廷有所交待,没承想却引发了更大的骚乱。数万民众拥向总督府要求放人,赵尔丰则要求民众必须退出总督府。失控的民众冲入了总督府大堂,赵尔丰下令开枪,成都血案发生。

巴不得事大的革命党、会党乘势作乱,四川局面失控。

在赵尔巽、端方、瑞澂的联名举荐下,朝廷派原川督岑春煊入川“剿抚兼施”。至此,朝廷对四川的应对方案才算确定:端方继续负责铁路国有,岑春煊负责平息川情,岑未到之前,端方负全责。朝廷调陕、鄂军队入川。

赵尔丰成了恭候岑、端二位钦差的“看守”。

“剿抚兼施”,给了岑春煊很大的自由度。9月18日,还在上海的岑钦差在没有征求赵尔丰意见的情况下,直接下令全川官军不得对民众“妄加追捕”,“不得擅行杀戮”。随同命令同时到达四川的,还有岑总的一封温情满满的《告蜀中父老子弟书》,岑承诺“必当为民请民,决不妄杀一人”。

岑的态度令四川形势更为复杂。赵尔丰不满不说,端方也很不满。此后,端方、岑春煊在后方打起了口水战,都不愿前行。

10月初,朝廷终于作出了取舍,同意岑春煊休假“养病”,端方迅速入川。

端方率军到达夔州(万县)时,其军队听闻武昌暴动,开始抗命不前。

11月15日,面对武昌起义后的混乱局势,赵尔丰释放了蒲殿俊、罗纶等人,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为难之处,希望他们同自己一道,平息事态,致力于乱后重建。但此时的事态已不是他们几个能控制得了的了。

11月22日,心灰意冷的赵尔丰与蒲殿俊等人签订了《四川独立条约》,将民政交于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军事交于驻军司令、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自己则做好了回川边的打算。

11月27日,端方在资州被随队官兵所杀,首级被当作投名状送往武昌邀功……

12月22日,赵尔丰也成了窃夺军权的新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祭旗立威的刀下鬼……尹昌衡派人闯赵尔丰家里,赵尔丰的丫环居然会开枪保卫主人,不敌,卧床不起的赵尔丰被从床上拖起,五花大绑,送到军民公审大会现场。尹昌衡高声问人民群众:“大家说说,该怎样处理这个‘赵屠户’啊?”

下面齐声回应:“杀!杀!杀!”

管带陶泽锟亲自持刀,上前将赵尔丰人头砍下。一个战功赫赫、保国卫边的能臣大吏就这样谢幕了。

陶泽锟手持人头,骑马在成都闹市巡行,中途他本人又差点被人冷枪射杀……

对赵尔丰之死,当年正在成都读书,并且做了学生代表参与保路运动的著名川人郭沫若事后如此评价:“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恩,历史永远不是教材上那扁平的几页,而是丰富、立体,多维、多面,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尖锐的细节和为人所忽略的阴暗不匀的侧面。读史能不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