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年华原唱李娜 上海“小三线”尘封记忆:燃情岁月里的苦乐年华

新华网合肥8月3日电(记者王立武)当年在上海小三线工作的7万余名上海职工而今都已过花甲之年,那20多年的蹉跎岁月里,有许多艰苦奋斗的往事,也有回味无穷的趣事,都牢牢的铭记在他们心中。他们为了共和国的军工事业付出了青春,皖南的大山、河流、石头、森林见证他们的功绩,我国近代发展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重彩一笔。

“拼命也要把小三线搞上去”

“刚来时条件确实艰苦啊!”上海小型轴承厂的退休工人袁汉卿说,从上海城里来到这边的山沟,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靠星星月亮,恍若与世隔绝;住的是土墙房,晚上睡觉,老鼠会在蚊帐外上窜下跳,甚至会从你贴着蚊帐的手臂上走过。

看到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有的人当时也忍不住哭鼻子,坐在山顶上大哭。不过,那时候的人们思想很单纯,哭鼻子归哭鼻子,脑子里还是拧着那根筋——“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这深山沟就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小三线325电厂,建在贵池区墩上乡中饭铺村的深山坳里。要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在皖南山区建成平常需要数年方能完成的安装两台25000千瓦发电机组任务,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原上海后方电力管理局电力处主任董根法回忆道:初在深山坳里安顿生活,建的是茅草房,既当宿舍又兼办公室及食堂。一到隆冬,刺骨寒风不时透过缝隙吹进屋里,夜晚睡觉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有时一觉醒来,发现毛巾、牙膏都结上了冰。粮食供应刚开始的时候也颇为紧张,交通又不方便,不得不时常吃“猪肝饭”(大米掺发黑的杂粮)。

325电厂的一些老工人对筹建时期艰苦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施工条件至今历历在目:路不通,施工设备、材料靠人力扛;水没有,职工排成长队用碗、盆从远处打上来……头脑里最大的理想就是“抢建325,努力改变小三线缺电严重的状况。”

袁汉卿说,在那些日子里,小三线厂的职工几乎都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概念,也似乎忘记了应该休息的星期天。尽管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甚至没有一顿免费的加餐,人们却都像着了魔似地干,大家共同的心愿是“拼命也要把小三线搞上去”。

上海小三线金星化工厂遗址。(刘洪提供)

皖南深山的上海“飞地”

筹建阶段艰苦的日子很快过去,当生产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职工的生活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早餐供应面包、馒头、稀饭,中晚餐还有从上海那边调配过来的淡水鱼和海产品,厂里还自发购置了机器生产储存冷饮和汽水,让久居深山的当地居民十分羡慕与向往。

小三线研究的著名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说,皖南的三线厂除了工厂外,也是中小学校、医院、供水和供电系统、食堂等五脏俱全。但与别的地区的三线厂不一样的是,皖南的三线厂属上海的“后方”,行政管理上属于上海:厂内电话的区号是上海的,职工的户口是上海的,治安办案由上海公安负责。甚至连白糖、香烟、肥皂、牙膏等副食品、生活用品都是从上海直接运送过来。上海小三线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块“飞地”。

“当时是计划供应,香烟、白糖、洗衣粉、肥皂,都是凭票供应的,皖南当地基本很难买到,当地农民就拿农副产品跟小三线工人去换。”19岁就进了建在东至县的小三线龙江水厂的蔡斌宜,至今还记得当时东至县的农副产品很便宜,1元钱买4斤螃蟹,鸡蛋1毛钱买2个。一到腊月,工人们到山村挨家挨户去采购花生、芝蔴、老母鸡、鸡蛋,预备带到上海。

“到了大热天运输部门会用卡车从外地采购西瓜运来,一个夏天,每个工人家庭只买2至3次。”蔡斌说,每次一个人可以买100多斤,计划供应,买好之后就放在家里慢慢吃。当时工人们把这种计划供应称作”全托”,意思是生活后勤全部托给组织。

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看露天电影是一件让所有人能够兴奋地几天的事情,睡不好觉,掰着手指头,盼日出,急日落,焦灼地等待放映队的到来。上海当时放什么片子,最迟不过三天,就会在“小三线”上映。

一提起当年看露天电影,蔡斌宜到现在还是兴奋不已:“银幕挂在树梢,下了班,顾不得吃饭,就冲回家拿凳子占最佳位置,耐心又急切地等待着周围的一切暗淡沉寂下来,那一束并不耀眼的白光穿透黑暗投向银幕的时候,银幕下的“阿拉”们心房立刻温暖起来。许多中外经典老片子,就这样伴着小三线职工度过数十个寒冬和仲夏。”

“小三线”的二十四个婚介所

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但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日益严重起来,尤其进入1980年代之后。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上海市政府、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等上级机关,以及小三线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和团委工作人员纷纷开动脑筋,为解决青年职工的个人问题而奔波忙碌。

《新民晚报》1982年2月1日的一条消息:位于皖南的上海后方基地的工厂,由于男青年多,他们的婚姻成了“老大难”问题。1980年11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二十四个婚姻介绍所,并在上海《青年报》上刊登招收女职工启事,把婚姻的大门向全国各地打开。

原上海八五钢厂团委书记史志定回忆当初的婚介过程说:“招收女职工的广告刊出后,除了西藏和台湾没有来信以外,其他省市都有女青年来信。女方先寄来一封信把情况讲讲,然后我们寄张表格给她,请填写并附上照片回寄厂团委,我们把她们的照片、表格初步看一下,看适不适合我厂青年,然后向男青年推荐:我们帮你挑了一个,你自己看看合适么,不合适的话桌上还有登记表和照片,你自己去选。

合适的话,男方就填张表,填好了由团委寄给女方,表格上有基本情况和兴趣爱好等。女方看满意的,就给回音。我们就放手让男女双方自己谈。要是成功了就跟我们说一下,做个登记。”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小三线厂就有五百六十九对青年领取了结婚证,其中一百二十六为女青年调到后方基地工厂,还有八百三十三对男女青年建立了恋爱关系。一位男青工和外省女青年在领取结婚证时激动地表示:“好姻缘是党给牵的,我们要努力工作,为建设后方做出贡献。” (文中部分素材由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