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后人 毛泽东因何对潘汉年不满36年即称其不可信?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6年2月4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1936年毛泽东已说潘汉年“不可信用”》
1955年4月,潘汉年被捕,直接原因是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隐瞒12年,没有向组织汇报。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其实,1936年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这要从潘汉年和博古的关系说起。
博古选潘汉年任秘密联络员
早在1925年3月,潘汉年和博古就相识了。潘汉年是江苏省宜兴县人,1925年到1931年5月是中共“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之一。博古是江苏无锡人,比潘汉年小1岁,两人可谓小同乡。1924年,博古参加了“孤星社”等学生社团。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无锡市各界人士筹办追悼大会,博古是积极参加者。在这期间,潘汉年向博古提出参加筹备活动的请求,“从此开始了他俩的莫逆之交”。在这次追悼活动期间,潘汉年在保卫工作方面有出色的表现,给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0年9月,博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1930年10月,潘汉年从“左翼文艺运动委员会”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日报》任总采访。两人又重逢了。
1931年4月,领导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决定重新加强特科的工作,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1931年7月上旬的一天,博古找潘汉年谈中央的想法,潘汉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见,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进入9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严重,王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位。临走前他作出了两项安排来控制国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第一项是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任总负责人。第二项是王明给博古单独交代,在两人之间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如果发生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共产国际时,“我只相信他的话”。联络员要可靠可信,博古选定了潘汉年。
王明命潘汉年接洽国民党
1933年1月,博古到达瑞金,意味着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5月间,丁玲和潘汉年堂兄潘梓年同时被捕。由于这两人都与潘汉年极为熟稔,党组织决定潘汉年也离开上海到“苏区”工作。
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上旬,博古把潘汉年找来,表示自己决定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请潘汉年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代。1935年2月10日,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转上海,走海上,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闭会,王明在“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193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
1935年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原名林育英)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11月7日,张浩到达陕北。
当张浩已然到达陕北时,潘汉年还没有从莫斯科动身。接受王明让其回国的命令后,潘汉年先到共产国际情报部门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花去三个月。
正在潘汉年打算启程时,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蒋介石授意下主动与王明接触,就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进行试探。王明命潘汉年代表中共与邓文仪晤谈。潘、邓晤谈了三次,时间是1936年1月,最后商定于这年7月在南京举行国共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将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为使这个接触能继续下去,王明让潘汉年赶紧回国,向张闻天报告谈判情况。
毛泽东对潘汉年晚回9个月很不满
1936年2月24日,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不料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潘汉年到达香港时已是1936年5月中旬。这时距会见陈果夫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先回陕北再去南京恐怕来不及了。于是潘汉年去了南京,打算自己代表中共与陈立夫谈判,但遭到陈立夫的拒绝。
潘汉年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保安时已是8月7日。对于他比张浩晚回来9个月,没有尽快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毛泽东很不满。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他,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可以看出,早在1936年8月的时候,毛泽东就对潘汉年下过“不可信用”的断语。1955年4月在北京,不过是重复19年前在保安说过的话而已。(摘编自《钟山》《读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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