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老师 李政道和他的老师们

为人师者,当以伯乐之眼光发现学生,爱子之温情关爱学生,甘霖之教化培养学生,此三者乃为师之本也。今读季承先生所著《李政道传》,此感颇深。

李政道是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57年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1926年11月出生于上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时的李政道酷爱读书,涉猎极广,不管是文学、历史还是科学,只要看得下去,他都愿意读。

李政道心算能力极强,在家里经常和兄弟、姐妹比赛,当然总是他获胜。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李政道小学没有读完,后来转学到东吴大学附中读中学,后来又转到江西赣州联合中学学习。

李政道有极强的自学能力,在联合中学李政道的数学和物理成绩非常突出,每次考试都几乎是满分,与此同时他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李政道高中没有毕业,就决心以同等学力报考浙江大学物理系。当时浙大已迁至贵州,他就辗转经过2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贵阳,在那里以同等学历参加全国大学统一考试,以优异成绩被浙大化工系录取。

开学前,他在湄潭遇见了景仰已久的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老师,在他们的鼓励下李政道转到物理系学习。

至此,李政道终于和物理结下姻缘。束星北教授是英国爱丁堡和美国MTI的理学硕士,是中国老一辈著名物理学家、海洋气象和海洋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早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高能核物理研究,是参加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两弹元勋。

当时束星北和王淦昌住在湄潭,李政道在永兴场上课。束星北发现李政道是个数理天才,便给予格外的培养。束星北每两周从湄潭专程到永兴场为李政道一个人做普通物理辅导,一起在物理实验室讨论问题。

李政道也常去湄潭,在湄潭双修寺的物理实验室里两个人常常谈到深夜。在这样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关系下,使李政道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令其终生受益。王淦昌也对李政道的才华极为赏识,经常对他进行一些特别的关注和教导。在浙大学习一年以后,因日军进犯贵阳,浙大又一次受到威胁。这时,束星北和王淦昌一致建议李政转学去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读物理。

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名师荟萃。物理系有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周培源、赵忠尧等一大批国内顶尖的物理学家,这些对李政道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姑妈的朋友的引荐下,他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为了吴大猷的学生。

吴大猷1934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1938年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在物理学上有很高的成就,在识别人才上独具慧眼。他与二年级的物理教授商量安排李政道旁听二年级的课程,如果考核合格,就可以转为正式学生。

李政道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他天才的学习能力。旁听二年级的课程对他来说十分轻松。他经常到吴先生家里去,帮忙干点家务活,打扫房间,劈柴跳水,有时还替师母捶背。在那里他还经常请求吴老师给他出更多更难的题目,结果很快就让他解完了。

一次,吴老师干脆拿出一本美国沙尔林编著的《物理学》,那里面的题目是大学高年级学生才可能解出的。没想到,李政道废寝忘食,没有多久就把题目全部解完,使吴大猷十分惊讶。当吴大猷知道李政道小学、中学都未曾毕业,其数学和物理知识全部靠自学,并且是靠同等学历考取浙江大学时,吴大猷深受感动,觉得李政道是一个极具天才又极为勤奋的青年,大有培养前途。

这样由于李政道旁听成绩优秀,第二个学期便成了二年级正式学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时,蒋介石心血来潮,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于是他委派军政部部长陈诚到西南联大找到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请他们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

吴大猷凭借其睿智的眼光认准李政道是个奇才,决定推荐他和朱光亚去美国学习。时任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也是慧眼识人,批准了吴大猷的推荐。当时,李政道只是一个大二年级的学生,但吴大猷认定他的天赋和智慧,相信他日后一定会成就一番伟业。为了使他们对原子物理和核物理增加了解,吴大猷在联大还专门为他们单独开设了一门量子力学课。

就这样,李政道和另外五名同学以及华罗庚、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一同启程前往美国。在美国要进研究生院通常必须有大学学士学位。李政道只有大学二年级学历,入学就遇到了困难。吴大猷从英国来到美国后,多方为李政道联系学校。

他听说芝加哥大学对学历要求不太严格,就建议他去芝加哥大学试试。经过面试,李政道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旁听生。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物理系聚集了一批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其中包括钱德拉塞卡、费米、泰勒、迈耶、尤利等。李政道当时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成为费米教授的研究生,从事他从小热爱的物理学研究。

费米教授出生在意大利,后来由于法西斯的迫害移民美国,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在芝加哥大学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从事大规模核能的开发工作,被誉为“中子物理学之父”,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费米被视为当时伟大的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他高度的物理和数学天才、平易近人的风范,受到科学界的赞赏,成为年轻科研人员的崇拜对象。

进入研究生院后,李政道选了一门泰勒教授的量子力学。一次考试中李政道对一个题目的简明证明得到了泰勒教授的赏识。

泰勒把李政道的答案告诉了费米教授。费米那时还不知道有个李政道,于是就让李政道参加他每周两个晚间的特别讲座,这个讲座没有费米教授的亲自邀请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一个月以后,李政道因其出色表现就成了研究生院的正式研究生。1948年春,李政道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费米教授正式接受他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

费米和李政道关系非常密切,每个星期都拿出半天时间单独和李政道讨论物理。他先指导李政道做核物理,后又转入天体物理。他经常让李政道就某一个课题考虑一下,并查阅有关文献,过一个星期给他做一次“讲演”。李政道按照费米的要求做了,这样不仅了解了课题,而且每次都会得到费米的鼓励。

这让他感觉很兴奋,受益匪浅。费米还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力更生精神,对问题要有独立的见解。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他回答说大概是一千万绝对温度左右。

当费米知道他这只是从文献中得来的数据之后,对此很不满意,他要求李政道要自己推算出结果。为帮助李政道计算,费米还亲自动手制作了一个专用的算尺,费米这种言传身教让李政道终生难忘。

李政道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白矮星的含氢量的研究,其中有一个参数是马尔夏克得出的,费米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要求李政道从这个的参数的稳定性入手开展研究,结果李政道通过证明马尔夏克参数的不稳定性,最终将白矮星的钱德拉斯卡极限的上限质量从5.

75倍太阳质量降到了现在学界公认的1.44倍太阳质量,这一研究结果彻底改变了当时对星体演变的基本观念。1950年6月,24岁的李政道就以一篇题为《白矮星的含氢量》作为博士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29岁时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此后的岁月里,李政道在物理研究上依旧是硕果累累:1957年获爱因斯坦科学奖,1969、1977年两度获法国国家学院布德奖章,1979年获伽利略奖章,1986年获意大利最高骑士勋章,1995年获和平科学奖和中国国际合作奖,1997年获纽约市科学奖,1999年获教皇保罗奖。

此外他还享有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博士等几十个名誉学位,名誉教授、特邀讲座教授和院士头衔,真正是誉满全球。

李政道非常珍视恩师的教导之情,终生不忘。对于老师吴大猷慧眼识珠,选拔他去美国求学,使他走上物理学研究的金光大道,他认为这是恩师赐予他的千载良机,对此他感恩不尽,永记心田。他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恩师写信报喜并感恩。

1992年5月,李政道陪吴大猷回大陆访问,他总是亲自为恩师推轮椅,照顾起居无微不至,尽到了学生的职责,回报了恩师对自己的提拔之恩。2000年1月,当吴大猷病重的时候,他专程去台湾探视。在病房里,他手持鲜花和自己绘制的龙年贺卡,贴着吴大猷的脸对恩师说,政道来看您了。虽然这是在吴大猷人生的最后时刻,但他们师生间的情谊却是永存的。

束星北是李政道在浙江大学求学时的恩师,是他发现了李政道的物理天分,建议他改学物理的,又是他建议李政道到西南联大学习物理的。对此,李政道对恩师有着深厚的感激之情,他说是束星北老师给了他最早的启蒙光源。上世纪70年代初李政道第一次回国访问时,他最希望的见到一位老师就是束星北。

但束星北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后就一直受到长期的非人待遇。在周总理接见李政道的时候希望他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他巧妙的说到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他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就这样,正在青岛医学院“戴枷改造”的束星北的处境立刻有了改善,虽然受到“四人帮”的重重阻挠他们师生未能见面,但对于束星北来说也是“绝处逢生”。

李政道是一个成功的人,他的成功源于自己的天分和勤奋,更是源于老师的关爱和教诲。如果没有束星北的单独辅导,没有吴大猷的慧眼识珠,没有费米的科学指导,很难说李政道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李政道在求知的同时对恩师的关怀永记心间,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

李政道回忆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为人师者,如此,足矣!

为人生者,如此,当矣!

参考文献

[1] 季承. 李政道传[M].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1

[2] 李政道. 怀念我的老师束星北. 束星北档案,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