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一直生活在哪里 梁从诫其人:身体力行过最简单生活

梁从诫说:“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赵永新

一门三公尽忠烈,特立独行有几人?10月28日下午4时06分,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自然之友创会会长、被誉为“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国民间环保领袖”梁从诫先生,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旅程,在北京世纪坛医院驾鹤西归,双目未瞑。

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我认识梁先生,是在1999年初自然之友新春联谊会上。没有冠冕堂皇的条幅,没有利益纽带的牵连,一群热爱草原、喜欢河流的男女老幼聚集一堂,说着、笑着、唱着、跳着……身处其中,我的灵魂深受触动:想不到在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纯洁的人!

朋友告诉我,旁边那位面带微笑的长者,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先生。

后来,我对梁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梁先生1932年出生于北京,祖籍广东新会。他的祖父是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父亲是中国建筑史学奠基人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是品貌超群的一代才女。父母给他起名“从诫”,是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李诫那样的著名建筑师。

后来,他因为考清华建筑系差了几分(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就是梁思成),1950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大学毕业后,除“文革”期间近10年下放江西劳动,梁先生一直从事历史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1988年,他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从1989年开始,他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1994年3月31日,已是“耳顺”之年的梁先生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注册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书院(即自然之友),走上了“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的漫漫征途。自然之友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以推动公众的环境意识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同时强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留对政府监督、批评的权利。

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事实证明,季先生所言非虚:在自然之友10多年的催生、感召下,北京绿家园、地球村、天下溪……民间环保组织风生水起,数以万计;滇西北的原始森林免于刀斧;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建圆明园遗址的倡议被束之高阁;公众的环保知情权、监督权有了法律保障;环保公益诉讼开始破冰……

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

时至今日,强大行政命令下的污染治理依然阻力重重;10多年前,无权无钱的民间组织“管闲事”,其艰难困苦就更加可以想见。

梁先生曾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没料到前来听讲的只有5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一点一滴的坚持。”梁先生以他的勇气和执着,奋勇前行。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藏羚羊羊绒做的披肩“沙图什”是欧洲市场的奢侈品,大量藏羚羊被盗猎分子射杀,数量从几十万只锐减到7万余只。青海省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组织“野牦牛队”,与盗猎分子殊死搏斗,壮烈牺牲。

环保志愿者杨欣写出《长江魂》一书,将书抵押给企业,为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筹集资金。梁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给杨欣打电话:“你到北京来,我给你组织演讲报告会,咱们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讲,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卖书!”那个炎热的夏天,梁先生带领杨欣等挥汗如雨,马不停蹄地在各大高校演讲,卖书筹款。

1999年2月,梁先生又上书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呼吁建立青海、西藏、新疆3省区联防制度。

同年5月,67岁的梁先生前往海拔近4000米、空气稀薄的可可西里,亲手把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在返程途中,意外发生车祸,梁先生右肩脱臼、胸部挫伤,险些丧命。但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梁先生对此只字未提。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梁先生和自然之友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的,是我见过的最寒碜的名片。其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如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罩在椅子上的布套,是会员们自己在家缝好后带去的;就连梁先生坐的沙发,都是捡来的破烂。

梁先生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

我曾跟梁先生出过两次差。吃饭时,看到他从一个小布袋里掏出一双筷子、一把勺子,我既感意外,又觉惭愧。2008年春节前,我和自然之友代理总干事刘勇等,拿着自己准备的饭菜,到梁先生家提前过年聚餐。两室一厅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了,屋里的家具看不到一件新的。我们吃的最贵的一个菜,是他家保姆做的萝卜炖排骨,梁先生自己,则只吃一碗面条。

梁先生的夫人方晶,讲过这样一件趣事:2000年8月,梁先生要到菲律宾领麦格赛赛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大家都劝他说,那么正式的场合,应该有两套正式的衣服。夫人陪他去国贸买衣服,路上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回买‘大礼服’,我一辈子也不会去这种地方。

’”衣服买回来,大家让他穿上走两步看看,结果怎么看怎么别扭:他脚上的老式三接头皮鞋和新衣服太不相配了,那双鞋还是1979年去日本时买的。大家吵着让他再买双新皮鞋,他说:“没关系,到时候我把脸上的表情搞得丰富点,让他们只注意我的上半身不就行了嘛!”

对这样的“苦行僧”生活,梁先生很满足。他说:“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大家看到梁先生的照片,多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其实,他更有“厉”的一面:对那些蛮横霸道的官员和财大气粗的老板,梁先生从来是不畏不退,有时候甚至会疾言厉色,拍案而起。

2001年3月的一天,自然之友、绿家园、地球村等3家环保NGO(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与北京市的政府官员举办了一个“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会中,某负责人姗姗来迟不说,还对会场横幅上的“对话会”极为不悦:“要早知道是‘对话会’,我就不来了!”

“对话会”开始后,这位负责人滔滔不绝,大谈北京市的水利工作如何成就巨大。这时,坐在台下的梁先生拿起话筒,打断话头,力陈目前的生态困境。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这位负责人绷不住了,他站起身,以极为严厉的口气,责令“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道、谁报道追究谁的责任”,然后扬长而去。

即便是对“外国贵宾”,梁先生也毫不客气。1999年,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各路经济巨头,梁先生直言不讳: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按1990年官方统计,中国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1/14,如果现在中国要达到美国1990年的生活水平,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还不够。

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在许多场合,梁先生就是这样“不受欢迎”的人,为此招来不少“出风头”、“冒傻气”之类的风凉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梁先生坦陈心曲:“从祖父梁启超到父亲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力量,为这个社会、这块土地、这个民族,给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梁先生曾经写道:亿万人的警觉,会形成宏伟的力量,而亿万人的无知和漫不经心,也会给地球带来沉重的负担,乃至巨大的灾难。

我只想借用诗人臧克家悼念鲁迅先生的话,献给梁先生的在天之灵: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