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吴亮平 外公陈望道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外公陈望道的祖家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是一个山坳里的小村庄。妈妈嫁到20里外的柳村,路程虽然不算远,可是要翻过几座小山,路途还是很辛苦的。我自小就很喜欢和妈妈一起回去。
外公是故乡的一位名人。我很想多知道一些外公的事情,经常问妈妈,妈妈却总是说,外公是一位好父亲,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的,如果要建议她做什么和怎么做时,总是以“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开头。妈妈小时候不知道那么慈爱的父亲同时还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经常身处危险境地。
有一天妈妈在家里温习功课,外公突然唤她到身边,说是已经叫了一辆黄包车在门外,让妈妈乘车去送几本书给一位叔叔。外公特意叮嘱妈妈去叔叔家的路上不要和任何人讲话。
妈妈看外公认真郑重,就拿起包好的袋子送到了那位叔叔家。几年后妈妈才知道那是一些被查禁的进步书籍,反动派正在到处搜查,已经怀疑到外公了。为了保护这些书籍不被发现,外公想尽办法把书籍分批安全转移出去,稳妥收藏到最可靠的地方。
妈妈是长女。1937年,得知我出生时,外公非常高兴,他说:如玉,如玉,为出生女婴取名为“若瑜”并解释说瑜如玉,玉是无价之宝。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而我对外公的最初印象,是1947年的暑假,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他回到分水塘祖宅。
记忆中的外公不太爱讲话,但很喜欢孩子,会给我们买零食,我们玩耍的时候,他经常会饶有兴趣地从旁观看。外公有时会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群爬树摘果、下河摸鱼的小孩。因为我是长房长女的缘故吧,外公有事总是习惯唤我去做。
有时候外公会给我一点钱让我去买花生,再按孩子人数均匀地分成几个小堆,让大家领走。我们闹哄哄开心地领花生吃,不管是急着抢先拿的,捎带从旁的堆里顺一两颗的,还是不急不忙随便拿的,外公都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不说话。有一次外公问我,为什么每次总是最后才拿?我解释说,因为是我分发的,只有自己最后一个拿,才能表明公正。外公听了,点了点头,依然笑笑不说话。
外公外婆在复旦大学工作那会儿,住在卢三村17号,我和妈妈去上海,就住在外公家里。记得外公和我们出去,从学校到市里都是乘坐复旦大学的校车,每次上车外公都要先让外婆、妈妈和我坐好后他才坐下,一旦上来一位女士,他就会迅速站起来让座,哪怕还有其他空位,也是如此。
1956年,我因为经常莫名的头痛无法持续课业,只好暂时休学到上海看病。在国福路51号外公外婆身边,度过了两年幸福的时光。
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公是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为弘扬教育事业,培养栋梁之才,树立优良学风,倡导学习研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外婆是外文系副教授和学校妇女组织负责人,同时还担任着中国民主同盟会上海市分会妇女组织负责人。他们工作非常繁忙。
我到上海治病的时候,外公已经65岁,外婆也已55岁了,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成就卓著,在大量的社会工作中也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和热情,在家中的时间也大部分在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两位老人恩爱互敬,对我百倍关怀,让我萦系终生。
外公和外婆因为作息时间不同,工作性质也不一致,为了不影响彼此的休息,他们在二楼各有卧房。外公的房间出门往左转上两个小台阶就是外婆的房间,有时我在外婆房里,外婆就会提议“我们去看看外公好吗?”到外公房门口外婆就会说:“陈先生,阿瑜来看你啦!
”外公每回都会很客气地一边做出请的动作一边说:“坐,坐!”外公和外婆从来都以先生相称对方,外公称外婆“蔡先生”,外婆名“暮晖”,有时外公也会称外婆“暮”。有一次,外公高兴起来大叫“猫”,外婆边答应边往外公房里走,问外公什么事。外公说我没叫你,我是在唤猫呢。“暮”、“猫”两字发音很像,外公这种偶尔淘气玩笑会让家里轻松快乐。
外公外婆非常相爱。婚后不久,外婆曾去美国留学,多月不见,书信不便,双方都经受着相思之苦。后来外婆突然接到了外公住院的消息,立刻暂停学业乘机回国。一路上忐忑不安,不知道外公病情如何,是否卧床不起、一切生活需要他人帮忙照顾?满脑子各种猜想,情绪非常低落紧张。
下了飞机,外婆匆匆往外走,出机场门正在找车,就看到一个人影从远处直朝自己奔来。看着越来越近的熟悉身影,外婆又惊又喜,直到气喘吁吁的外公站在自己身边,外婆才相信这正是自己急切赶回来要探望照顾的亲人。
外公、外婆由衷地热爱党,热爱新社会,对新中国的建设投入满腔的热情。1957年6月,外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他的工作热情更加饱满了。每天日程安排得非常紧,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在书房伏案,尽管精神很好,但人却消瘦了许多。
一天早上,外公打开房门,一边高喊着“暮,暮……”一边朝外婆房间走去。外婆迎出房门,问:“陈先生,怎么了?”“我的手表没有啦。手表丢了。”
下午,我在外婆房间里和外婆聊天。外婆说,既然外公的手表找不到了,那这两天要赶紧去买一块,不然外公掌握不了时间会着急的。正说着,就听到隔壁传来外公的嚷嚷声:“暮,暮,我的手表找到了!”我赶紧打开房门, 见外公已经走上台阶,不知为什么左臂高高举过头顶,外公左臂高高举过头顶走上来,看到外婆和我不解的目光,就用右手指着左上臂说:“看!
在这儿找到的。”原来是外公这段时间因为过于忙碌,整个人消瘦了,胳膊自然也细了,于是手表也在无意中异位了。
虽然外公经常神游忘我在工作的世界里,但并非对周遭的人、事不关注。有一天,外公从学校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说道:“我们学校有一个宝贝!”我从古代的青铜器一路猜到明清的大瓷罐,外公都笑着摇头。外婆拍拍我的肩膀说:“阿瑜,你外公不在意那些东西,他一定是发现什么人才了,那才是他心目中的珍宝!
”果然外婆是最了解外公的,让外公兴奋地称作“宝贝”的,是复旦大学校办工厂的一位工人师傅,叫蔡祖泉,他只读到初小三年级,全靠自学成才加上爱动脑肯钻研,成功研发了“小太阳”照明灯,那可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盏氢灯。
1958年,我决定赴祖国的大西北,在建设边疆中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这是国家副主席朱德在《中国青年报》中发出的号召——— 青年们去建设祖国的大西北。我满怀豪情,但想到要离开两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又觉得不舍和难过。
当我告诉外婆这个决定的时候,她提议和外公陪我一起去西餐厅用餐,给我送行。外公非常忙,能陪我们一起出来用餐,是很难得的事。我终生忘不了外婆那天的表情,她到底是高兴还是难受。
无论我在哪里,收到外婆的信都是很高兴的。在信中必提到的是外公的近况和她的近况。特别是外公有了什么好消息。她也经常会在信里附上一张外公或她自己的照片给我。
1963年,我的长女出生了,外公、外婆很高兴,外婆把我女儿的照片看了又看,并取出一本小影集,边在影集上放照片边说:“待我老了,你们把小宝宝都送到这里来(外公外婆家),我和你外公同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外公高兴地为长女起名为“一新”,说是新疆的第一代,一新耳目。
并对我说:“在靠阳台第二个书柜的第三层,有本《一字长篇》,那是一本专门解释“一”字的书。”他一边跟我说,一边在一张纸上写着。至今,我还保存着外公为我长女一新取名时写的“耳目一新”的纸条。外公当时兴奋、慈祥、亲切的面容至今仍是历历在目。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回沪去看望外公。几年不见,外公衰老了很多,我一时觉得难受,坐在办公桌旁也不知说什么好。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冷场了一会儿,还是外公先开口了,他从摇椅上慢慢站起来,“我现在可以穿皮鞋了。”他又坐回摇椅,拿了一双皮鞋穿上,大踏步地在卧室里来回走起来,“你看,我这不是挺好嘛?”确实,外公走起路来似乎很有精神,但我明白他是在宽慰我,说明他很健康。当然他健康让我欣慰,但我也可以联想到他曾经穿皮鞋都不是容易的事。
1971年9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取名一帆。我到电话局打长途电话将这一喜讯告诉外公,外公非常高兴,连连祝贺母婴平安,叮嘱我保重身体,并夸奖名字取得好,人生一帆风顺是最大的幸运。得到老人家的祝福和夸奖,让我倍感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