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诗 郭沫若《天狗》一诗的三种解读方法

201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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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天狗>是郭沫若的第一个诗歌集<女神>中的作品,它是一首足以体现郭沫若前期诗歌创作水平和风格特点的诗.这首诗的欣赏和解读,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它的取材.和<女神>中大多数诗歌的写作一样,郭沫若的这首诗也极为巧妙地借用了一个古代传说或曰民间神话做诗歌的言说框架,为自己的抒情找了一个踏脚板.他借用的就是天狗吠日的故事.这一故事极为广泛地流传于中国民间,其起源是因为日蚀月蚀现象的发生.人类的幼稚时代,由于认识力的局限,人们对于各种自然现象难于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所以便将其神化,以

《天狗》是郭沫若的第一个诗歌集《女神》中的作品,它是一首足以体现郭沫若前期诗歌创作水平和风格特点的诗。

这首诗的欣赏和解读,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它的取材。和《女神》中大多数诗歌的写作一样,郭沫若的这首诗也极为巧妙地借用了一个古代传说或曰民间神话做诗歌的言说框架,为自己的抒情找了一个踏脚板。他借用的就是天狗吠日的故事。这一故事极为广泛地流传于中国民间,其起源是因为日蚀月蚀现象的发生。

人类的幼稚时代,由于认识力的局限,人们对于各种自然现象难于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所以便将其神化,以人间的经验进行比附妄测,结果便形成了许多有关天体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天狗吠日的故事就是这一类的故事。日蚀月蚀的发生,照中国民间的说法,是因为有一只饿极了的天狗在吃它,每遇这样的时候,人们便要手拿脸盆瓦罐敲打,将天狗赶走,否则日月就有被天狗吞掉的可能。

神话或民间传说,依心理学家荣格的说法,它们是一个民族早期或幼稚时代的一种集体记忆,是他们深层潜意识心理结构的原型。

这种故事的存在,由于其不仅蕴涵了一个民族的早期生存经验,而且更代表了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想象(包括审美)方式,所以便成了各个民族文学赖以产生的动力源和材料库,文学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往往借此也便有了极为充分的体现。

在《天狗》一诗的创作中,借助于国人都极为熟悉的天狗吠日的故事,诗人不仅获得了一个可以引起众多反映的共同话题, 而且也找到了一个代替整个民族发言的极好的言说方式,从而使他的诗作表现出了某种人家气度和风范。人常说,在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中,时代和个人,一己的郁结和民族的郁结都有着一种水乳交融般的结合,这种情状的产生,应该说是和他对于民族神话以及民间传说的成功运用密不可分的。

除此而外,由于神话和民间传说的虚拟性质,所以在对它们进行个人化的阐释之时,诗人的想象力也因此而有了一种充足的活动空间,由一己到宇宙,由身外到身内,《天狗》一诗中,我们看到诗人的思维由此而有了一种空前的张力,显得格外的活跃和飞动。

“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土德》创造了歌德”,[1](P472)荣格的这句话虽然极易引起人的反对和误解,然而它却表现出了一种偏颇的深刻,极为清楚地表明了民族承载与一个诗人成功诗作的关系。

郭沫若是一个对歌德极为欣赏和倾心的人,歌德的成功,相信对他肯定是有所启示的。除此而外,动词的运用也是必须特别留心的。《天狗》一诗一共二十九句,二十九句诗除了七句是“我是……”句之外,剩下的二十二句便每句都以动词为其句子的主干。

这一特征独立看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我们若是将其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对照起来看,则不能不有些惊心动魄的意味了。“大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三国时期经学家王弼关于《易经》表达机制的这种阐释,事实上是中国诗歌实质的一种构建方式。“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或者“意境”云云,诗歌的写作一直有着种种说法不一的经验表达,众声喧哗之中,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却保持了一种难得的清醒,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究其本质其实都是一些意象诗。

这一发现启示了庞德,以意象为诗歌最为重要的质素和表述方式,他由此掀起并引导了西方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意象派运动。

“尽象莫若言”,“象”的注重表现于语言,中国古典诗歌由此便成了一种着重于名词的选择和组织的诗歌。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几句人们以为很有味道的诗句的表现, 其成功是和动词功用的弱化所导致的表意的朦胧含蓄很有关系的。这一类诗的极端表现就是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类诗。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全诗五句二十九个字,除了“下”与“在”两个动词之外,其余诗句竟全部由名词构成。

即使有动词,象“飞流直下三千尺”,象“黄河之水天上来”,象“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象“春风义绿江南岸”等等,动词所代表的动作也往往是作为事物关系的一种状态而存在的,作为一种被观照的对象,它也更多静态的画感,它们与诗歌的言说者的关系则很难引起读者的关注。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的话因此不仅适用于摩诘诗的评价, 其实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古典诗歌整体。无论怎样强调其色彩线条的流动,画本质上都是一种着重体现事物的空间——因而是静态的艺术。

中国古典诗歌因此本质上也是一种诗人情感的静态的表达。然而古典诗歌的这一静态特征却被郭沫若破坏了。他的《天狗》一诗,充分体现出了他对动词的新鲜运用。这种运用首先是量上的,全诗二十九句,二十二句以动词为其句子的主干。

这种高频率的动词运用,完全打破了古典诗歌所习惯的静态构句规范,在接连不断的“我怎么怎么……”的句式表达中,诗歌因此只有了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动感;其次是质上的。

这首诗的动词选用以 “吞”起领,以“爆”字收尾,其间串联了“飞奔”、“狂叫”、“燃烧”、“飞跑”、“剥”、“食”、“吸”、“噬”八个动词。

这八个动词体现的都是一些极具强度和力度的行为动作,是标准意义上的强力动词,诗人借此所进行的情感表达因此也便富有了气势和力度,给人以强烈的心灵冲击和震慑;除此而外,动词运用上的重复特征也是需要阅读的人给其以特别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