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歌小货郎 郭松民:比农民还会算账
小岗村的村支书和一些农民到南街村参观,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这让著名农业问题专家党国英感到非常不爽,日前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是小岗村的榜样”的文章(见《中国新闻周刊》),雄辩滔滔地论证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读了之后,我觉得有几句话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其实,提出“谁是小岗村的榜样”这样一个问题,本身就是很值得玩味的。因为近20多年来,小岗村从来都是别人的榜样,哪里轮得到别人为它做榜样?现在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华西、南街能不能做小岗村榜样,但这至少意味着小岗村的榜样地位不再是毋庸置疑的了,这说明时代在变化、在发展。也许,还是在进步。
党国英在文中说:“所有对承包制发生怀疑而要倒回去走集体农业道路的先生们,都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理由是“中国农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搞承包制,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食品供应问题,农村贫困人口越来越少”,“这样一个巨大的‘面’上经验,我们能拿几个‘点’的经验来简单否定么?”
党国英的话可以说有某种“历史终结”的傲慢与偏见,完全杜绝了农民根据新的情况探索新的劳动组合形式可能性,况且他的理由小岗村的农民首先就不能同意:因为小岗村至今也没有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今年3月9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记者徐楠采写的“分田先锋重走集体路:严俊昌分合之间的人生”的长篇报道,更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1979年的丰收主要是因为使用了化肥和杂交水稻的结果。
换言之“承包制”并不是丰收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才是丰收的主要原因。
党国英认为华西、南街之“不可学”,还在于其富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以工补农”,因此它们“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
我感到不解的是,如果农村都能像华西、南街这样实现了“农村城市化”,或者哪怕是达到它们一半的水平,那让人头疼不已的“三农”问题不就不存在了吗?它们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农村建设的榜样”呢?况且党国英也没有解释究竟是分散的、一家一户各自为战的农民更容易兴办企业,搞“以工补农”呢,还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以相对集中的方式统一调动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更容易搞“以工补农”?
为了自己的农村理论不至于出现破绽,就干脆把它所不能解释的“明星村”从农村序列中开除出去,简单倒是简单了,只是这理论也忒脆弱了一点吧?
专家们的说法,农民们也恐怕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反驳。但是,农民的选择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来的:到南街村去参观,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写下那样的留言,也是他们自己有感而发。谁也不敢说南街、华西就会永远繁荣,但眼下小岗村看到的还是它们的成功与发展,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难道当初按“红手印”的时候,小岗村会预见到他们20多年后还无法富裕吗?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人民是看实际的”,“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的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账最真实。”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时刻,我希望研究农业问题的专家们,再好好重温一下邓公的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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