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扒皮原型 “周扒皮”原型揭秘
农民周春富的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从不闲着”,他一辈子最大的努力就是勤俭,勤俭,然后买地。1947年,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这个富户家长被划为“地主”,并且死于批斗中。而以周春富为原型塑造的“周扒皮”,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
地主周春富被押出来时,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一根棍子混在人群中。周春富跪在地上,开始接受贫雇中农们的批斗,一个叫黄永祥的积极分子站在台上控诉他。
“黄永祥说,你个老东西,偷我们家葫芦!下面喊口号:周春富老白毛,摘人葫芦开水瓢……大家就开始打,每人一根棍子,不打不行。”刘永会当年正读小学三年级,他回忆说,乱棒之下,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民宅改造成的“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
“周扒皮”的由来
这是1948年1月的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周春富只是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50名地(主)富(农)之一,并无太特别之处。在瓦房店市和辽宁省档案馆内,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他省钱就奔着买地”
周春富被打死的那次批斗会召开时,村民孔显善到河边搂草去了。但在那之前,1947年秋天,他参与了另一次斗争周春富的大会。“有千八百人吧,在台上斗他,说他对伙计比较狠,打他,拿鸡蛋粗的棒子照身上打,看着都吓人。”
不批斗的时候,周春富就被关在与孔显善家一院之隔的“监狱”里。那里原是民宅,后村民搬走,成为专门关押地主富农的场所。在孔显善的记忆里,里面长期被关押者在十人上下,包括一个叫刘振广的“狗腿子”,和另一对大概有近百亩土地的夫妇。因没有孩子,这对夫妇人均土地显得偏高,因此被划为地主。
在村民们的讲述中,周春富有时被称作地主,有时被称作富农。按照周春富曾外孙孟令骞的考证,周春富在土改之初被定为富农,但在第二次划分阶级成分时,被划为“双富农”(土地和小作坊均雇工),等同于地主。
周春富有8个孩子,五男三女,大约20口人生活在一起,有耕地一百多亩(一说二三百亩),仅是复县最大地主陈维礼的一个零头(陈拥有土地7200亩)。除了土地,他还有染坊、油坊和小卖店。“方圆20里,就这一家小卖店,他二儿子在外经商,很有能耐。
在和平村算不上是最有钱的,但很不错。”今年88岁的闫振明说。闫振明家有五六口人,耕地50多亩,当时被划为中农。他曾在周春富家做过短工,按他的说法,周春富平日生活简朴,最看重土地,一有钱就买地,自己家住的房子很差,还不如闫振明家气派。
这个说法也得到其他村民的证实。“他的房子不好,现在的(周春富旧居)是翻新过的。他省钱就奔着买地,自己家开油坊,有豆油,但不舍得多用,过年节时油都放得少。”83岁的孔显德说。因是贫农出身,孔显德至今仍对土改时期斗地主的行为表示支持,“那时地主都狠,也有好的,但好的不多。”
“他们怎么个狠法?”记者问。
他只回答说,“不愿理我们。”具体到周春富,“他对儿子、媳妇比较苛刻,对伙计不苛刻。”他已过世的哥哥孔显臣,曾给周春富做过四年工,故对周的为人颇为了解。
“反攻倒算”被关进“村监狱”
周春富在伪满洲国时期,完成自己的土地原始积累。1945年抗战胜利后,苏联在日本投降前对日宣战,并挺进了东北。
“苏联人最先进来。他们长着大鼻子,吃东西只要八分熟,吃完后把手往裤子上一抹。我在哈尔滨到大连的大道上看见过他们。”孔显德说,共产党随后进入了复县,开始批斗地主,把土地、房产和浮财进行分割。
时间进入1946年,复县和平村的太平山庙被扒掉了。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复县闫店乡据此开展清算地主“恶霸”、减租减息分田地运动,将青苗分给贫苦百姓。据曾在周春富家打短工的中农闫振明回忆,周春富也在此时受到冲击,不仅被分了土地和财产,还受到批斗,“不仅他,有好几个人被打”。
参与批斗的积极分子中,有黄永祥和郭士忠,他们是农会干部。黄永祥与周春富有私怨,伪满洲国时,黄永祥的兄弟开皮铺,在当时违法,曾被周春富举报。
“一开始批斗他时,在黄店屯北边的大树砬子,搭个台子。批斗他的人多,他不服行么?”闫振明与周春富家同在和平村黄店屯,相距五六百米。他称,后来等到国民党打进来,周春富开始向那些贫农索要财产,这被认为是“反攻倒算”。国民党控制复县闫店乡的时间并不长,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6月初。这期间,国民党曾组成东北行辕二处策反组,杀害农会积极分子和村干部。但据村民们讲,在和平村,并无杀人行为。
“黄永祥和郭士忠被抓去好几回,周春富向国民党举报他俩,想把这两个人枪毙。本来就要枪毙了,但周春富的二儿子不让枪毙。等到共产党再次进村时,黄永祥专门去乡里告周春富,报复他。”
此后历次对周春富的批斗中,黄永祥都会在台上指控他偷过自家的葫芦。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妇女指控他偷自己头上戴的簪子。这是村民们能回忆起的关于周春富仅有的具体“罪恶”。他被关进了村里的“监狱”。
与“监狱”相隔一个院子,就是孔显善家。“打人时,我们能听见他叫。白天打,有时晚上也打,想收拾你不分时候。”生于1927年的孔显善说。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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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鸡叫
高玉宝
玉宝这几天拉肚子,躺下不大时间,就起来去大便;回来时到牛圈去看牛槽有没有草,想再给牛添点草就快点回去睡觉。正在这时,他见一个家伙手拿长木棍,轻手轻脚地走到鸡窝边,晚上又没有月亮,也看不见脸面。玉宝看看牛槽里还有草,想早点回去睡觉,又怕惊动了偷鸡的人。
玉宝就蹲下,要看个偷的热闹。谁知好半天没动静,倒听到偷鸡的学公鸡啼起明来。玉宝正在纳闷,只见那人又奔牛圈走来。玉宝忙起来藏到草屋子里。正好那人走到牛槽边,划了一根洋火,看看槽里有没有草。
玉宝就着火光一看:“啊!原来是周扒皮,半夜三更什么鸡叫,原来都是老家伙搞的鬼!”周扒皮这一啼明不要紧,笼里鸡叫唤起来,全屯的鸡也都叫唤起来。玉宝憋着一肚子气没敢吱声,又听到周扒皮破着喉咙喊:“还不起来给我上山干活去?鸡都叫了!
”说完就回家睡觉去了。玉宝走回屋一看,伙计们都气呼呼地说:“他妈的,早也不叫,晚也不叫,才躺下就叫了。这个鸡真不叫鸡!”玉宝心想:他们还不知道这是周扒皮搞的鬼呢。玉宝就把周扒皮学鸡啼明的事全告诉了叔叔们。刘打头的一听这话,气得直瞪着眼说:“今天晚上不干了,到地头去睡觉去。”大家都同意。
这个学鸡叫,是他们老周家起家的法宝呀。从周扒皮的老祖太爷子起,就有人说周家有这一手,一直传到周扒皮这一辈。
伙计们躺在地头上,正睡得甜蜜,忽然觉着身上疼,大家“哎呀”一声就爬起来,看看太阳出来有一人高了,周扒皮拿着棍,正狠狠地挨着个儿的打呢,把伙计们打得全都爬起来了。周扒皮瞪着眼说:“你们吃我的饭,挣我的粮,就这样给我干活?活不干,到这里来睡觉,今天上午不把这一块地给我铲完,就别想吃饭。”回头对牛倌说:“把饭给我担回去。”
原来周扒皮起得早,见伙计们还没回家吃饭,他想:“伙计们还一定给我赶活呢,我何不叫人把饭给他们送去,叫他们在山上吃了,省得来回走耽误工夫,好多给我铲点地。”他就到街上,把屯里放牛的老李头找来,给他担着饭,向山上送。谁想一到山上,见伙计们在那睡觉,一点活也没给他干,气得他饭也不给伙计们吃,又叫老李头给他再担回去。老李头走后,他又骂了一气才走。
伙计们见周扒皮又打又骂,连饭都不给吃,有的气得坚决不干这个活了;有的要回去找他算账;有的当时就要回家。玉宝笑着忙拉住他们说:“叔叔,我看你们不要走。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大家出出气,把那老小子打一顿就好了。”
过了两三天,伙计们把棒子全准备好了。吃完晚饭,把灯熄了,叫玉宝在门后偷着看。等了有一个多钟头的工夫,周扒皮蹑手蹑脚,刚到鸡屋门口,玉宝喊了声:“有贼!”伙计们拿着棒子都跑出来,把老周扒皮捺倒就打起来。周扒皮说:“别打呀,是我。
”伙计们说:“打的就是你。看你再来不来偷鸡!”玉宝跑到院子中间喊:“保长呀,快起来,有贼啦,我们抓着一个贼!”这一喊不要紧,鬼子军官正在西厢房里睡,听见了喊声,他带了两个护兵,拿着手枪就跑出来,边跑边喊:“毛贼一个也不要,统统打死。
”正好保长这天晚上没有在家,他老婆和淘气在屋里听见了,就吓得忙喊:“快别打了呀,……”下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呢,军官“哒哒!”照着老周扒皮就是两枪,周扒皮“哎呀”了一声说:“是我!”一头就钻进了鸡窝里,吓得拉了一裤兜子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