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与魏忠贤 把脉东林党:文人内斗之祸远甚于魏忠贤

朝政大权皇帝大方地给宦官,最不乐意的是文官集团。文官集团的这种想法,正面讲他们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有“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有“致君尧舜上”的使命意识。从另一个角度讲,权力就是利益,一边倒的分配方式谁都会有意见。

明朝自内阁形成的那一刻起,内阁就成了文官集团争夺权力的“领头雁”。争夺的对象有时是皇上——皇上放出权力总量上来了,大家分到手的就多一点;争夺的对象有时是宦官——皇上放出权力比例上来了,大家分到手的同样也多一点。

所以,内阁死磕皇帝与死磕太监,一直层出不穷。但万历中期情形大变,万历皇帝是否昏庸有点争议,因为他当政时期明朝的内政外交都成功地干成了大事,这位皇帝的小气倒非常鲜明:他手上权力自己不用,也不给别人,无论是内臣还是内阁统统不给,所以没有第二个冯保,也没有第二个张居正。

这一拖几十年,文官们算是明白了,指望内阁或首辅为自己争权力肯定没戏了,倒不如大家“合伙”,吃掉“个体户”或小本经营的一方。万历朝后期的“党争”,很有点合伙经营的味道。天启皇帝一改万历皇帝的小气风格,极大地刺激了官员们“党争”胃口。利润太低的生意,很少有人干。

天启年间的党际大战,场面是相当壮观的。谍战,肉搏战,拉锯战,轮番上映。这场大决战的时间,大约是八个年头——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1620—1628)。官员们放下本职工作不干,统统改行当角斗士,因为机会太好。官场大战集中在这八年,是因为皇帝有了四位。最高领导忙着上台,熟悉环境都来不及,哪有时间来过问具体工作,让大家集中精力勤政、廉政,搞稳定、发展。

万历四十八年,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的优秀党员,抓住朱翊钧不幸逝世的机遇,奋力拼搏,确保了朱常洛顺利上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常洛不幸逝世,东林党与阉党通力合作,再让朱由校皇袍加身。朱常洛、朱由校,备受后人非议。撇开国家领导人的水平不说,他们整体上是个厚道人。知恩图报,放在他们身上,做起来也算不容易。死了两个人,立了两次功,论功行赏,顺理成章,全党同志的好处,都是大大的。

注意了!在两次大的政治事件中,东林党与阉党(非魏党)是一个友党,两家在合作的过程中,实现了双赢。都有好处,打什么仗呢?这个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提正义与邪恶。玩在一起,彼此要说的,也该说些表扬与自我表扬。言语不当,那是很败兴的。

内外臣之间的和平与和谐,总是难得的,也是暂时的。这种局面的破裂,与魏忠贤有着直接的关系——魏忠贤缺少的是政治经验,有的只是对皇帝的忠诚,皇帝让他干的事,他就一个人干。政治智慧的缺失,他想不到学学冯保,找个张居正式的人物一起干,这样事情会干得更好,“利润率”也能均衡下来,不至于出现为抢生意而打破头的局面。

天启三年,东林决定发动官场战争。不过,他们选择的打击对象不是以魏忠贤为领袖的宦官,而是自己的同类。东林党的同类是谁?是齐、浙、楚等党。他们都是执政党,分一杯羹的消灭一个少一个,分子不变,分母减少,分数值增大——东林党的哲学就是初等数学。

齐、浙、楚三党尽管是些小党,但并不是弱党,无非队伍声势差点。浙党,首辅沈一贯创立,该党抢占政治主阵地也很一致——后继者方从哲,也已当上了首辅。齐、楚二党,虽无显赫高官,但敢在官场上单开账户,人家没那粉根本就不会做那粑——他们有比较优势,多是言官,操控国家的宣传、舆论机器,保佑你发财不行,保佑你头痛是没问题的。

但三党与东林党没法比,那是肯定的。东林党的三巨头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哪个都是扔到水里鱼都跳的人物——顾宪成,读书的人都会知道,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知道是他老人家写的,你也实在欠长进,当心回家挨老爸揍。邹元标,敢与张居正对着干的那位。赵南星,不知道没关系,他是吏部尚书,组织、人事部长,不认识他只能是你在官场混的层次太低,暂时享受不到挨他训斥的待遇。

其实,一个党里面三个头子都太厉害,也不是好事,一言九鼎容易变成三言二十七鼎,不太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但到了天启二年,形势变了,顾先生永垂不朽了,邹先生光荣让贤了。剩下赵领袖,党内独大,掌控朝廷。

赵领袖敏锐捕捉到的有利战机,是天启三年。这一年,是换届之年——六年一次,所谓“京察”。

赵南星主持的换届工作,干部调整、安排前,进行庄严的组织考察。一考察,结果出来了——先撤职、开除公职四个人。

处理了哪四个?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嗣亮。亓诗教,齐党领袖;官应震,吴嗣亮,楚党领袖;赵兴邦,浙党中坚。处理了四个人,消灭了两个党的“一把手”,一个党的中常委。赵领袖这一出手也太不凡了,人家小党党内开个会,连主持人都有问题了。

赵部长的形象很丰富,不仅严肃,也挺活泼,曾著《笑赞》,且与冯梦龙《笑府》、石成金《笑得好》和游戏主人《笑林广记》并称中国古代“笑林四书”。但实际工作中的赵部长,一点也不幽默,他这一刀下去,三个党几乎全都没了声音。

东林党在大肆清除异己,魏忠贤的安宁只能是暂时的。

首先挑起祸事的是文震孟。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新科状元,上班没几个月,他就递上了《勤政讲学疏》:“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文状元的这一段,说明他还是一个十足的官场新手。皇帝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出勤不出力,这个问题官场老手都清楚。皇帝不问事,也不一定是坏事,天启帝的爷爷万历皇帝长期不上班,他那种高超的操控手段,还不是人人手中无权,天天日子不好过?

文状元接下来的这一段,便充分证明他确实是个状元水平:“且陛下既与群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辈,岂知帝王宏远规模?”

这段话讲出了文官集团的真实想法,大意是说作为皇帝,应该跟我们打成一片,不应该跟阉人混在一起,否则皇帝的能力与水平统统都是问号。

《勤政讲学疏》通篇并不曾提到魏忠贤,说明文震孟对天启朝问题的认识,是在对皇帝授权对象上有不满,并不是魏忠贤个人太出格。

魏忠贤接到奏疏,再也不是“魏傻子”了。文震孟“傀儡登场”这几个字,魏忠贤不满,天启帝也不满,于是圣旨下来,文震孟需要廷杖八十。文震孟虽是新科状元,但也是五十好几的人了,真打到四十板,说不定就与世长辞了。作为文震孟,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出了文官们的心里话,所以圣谕一出,大家纷纷施以援手,次辅韩爌更是豁出去了。最后,文状元被免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

文震孟带了头,后面沉不住气的就多了。从天启三年到天启四年,反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策略也渐渐地由皇帝、太监一起批,改为集中火力猛攻魏忠贤。这是一个高招,如果这次“斩首行动”成功,权力自然就回到了文官集团,其中大头要归东林党所有。

魏忠贤确实没见过这种阵式,特别不明白自己赤胆忠心替皇帝办事,反而越来越不招大臣的喜欢。天启帝对文官们本不信任,也无好感,众人追着魏忠贤喊打,他便不断地给魏老头发奖金加奖状。天启皇帝的态度一明确,东林党人一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在斗争中成长,从来就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天启帝上台的三年里,魏忠贤的地位是脆弱的,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东林党的群起而攻之,让魏忠贤有了“建党”的行动。而皇帝对魏忠贤的贴身保护,也让寄希望于东林党的人有了新的选择。

真正的阉党,是在东林党首次进攻遭挫后形成的。在魏忠贤这里,第一批入党的有顾秉谦、魏广微等。顾老先生是礼部尚书,家宴中他对魏忠贤叩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七十多岁了,不顾风烛残年,带领儿子一起入党,仍有着强烈为党工作的愿望,实在难能可贵。川贵总督张我续,不好意思学顾秉谦,他家有个女仆恰好是魏忠贤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张总督从此成了魏家姑爷。

之所以还要说魏广微,因为从他的身上可以认识到入党的好处。在魏忠贤的培养下,两年时间里,他从副部级(礼部侍郎)升到了正部(礼部尚书),又升到了副国级(东阁大学士)。先进的党当然没有自身的利益,落后的党浑身都是自己的利益,正所谓入党不发财,请他都不来!

至于顾秉谦,可能是另一种代表。说他想升官发财,是理想信念,或是纯粹就是为了无耻,未免自己都感到无耻。一齐追寻到魏忠贤这里的,主要是被压迫的其他党的党员,无党派无主子人士,还有犯过错误自新无门的干部。能找个老大,让日子好过点,哪怕交点保护费,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其他的一些东林党党员,也有干脆加入这个与时俱进又与日俱增不断伟大起来的魏党。总之,过来的人,实在也太多了。中间的就省了,魏党里面有名号的党员,即有“五百义孙”。千儿八百的一大群,一个个细说,太费事了。原因也不复杂:谁来,给谁好处!

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不知道东林党内部,哪位在具体负责党建工作,如果汲他人之所长,注意学习魏党先进的组织建设经验,至少不至于有什么太大的坏处。

作为东林党的主要负责人,赵南星并非很无能。他领导下的东林党,成功地击败了执政的三党,同时也注意到了魏党的做大做强,但他没有学习的意思。不学习的原因,是他的志向太远大。他的目标,是一党专政。措施呢?老办法——新对手,打过去。

魏忠贤对自己是有清醒认识的。自己的文化水平太有限,名声也不是很光彩。所以很知趣,坚持和谐,坚持维稳,你在你的地盘,我在我的地盘,你吃你的饭,我吃我的饭,坚决不跟饭碗过不去。为了这个目标,魏领袖甚至决定会见赵领袖。

对这次会见,魏忠贤应该有很好的预期——人家浙江的、山东的、湖北的,同乡会与党组织都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咱们河北(北直隶)的老乡就算不学习他们,搞个东魏合作或统一战线,总是可以的。但是,会见气氛很不友好,会见也没有取得建设性成果。以赵南星为核心的东林党,坚决要“正义”战胜“邪恶”。

“正义”战胜“邪恶”,这话一点错误都没有。但历史事实是,要想成为“正义”,前提是你要能战胜“邪恶”。那种谦虚到底,说自己是“邪恶”战胜了“正义”的,到目前为止,历史上还没有惊现过。

这种指导思想,你死我活的决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是天启四年六月,在南昌人打响反对东林党中坚派第一枪后,以杨涟同志为代表的东林党,居然毫不犹豫地开辟新战场,打响了消灭魏忠贤反动派的第一枪!

看准了——不是要把魏忠贤赶下台,而是要消灭。因为杨先生的挑战书中,列的是魏老板的二十四大罪。杨先生好像沉湎电游,魏忠贤似乎是“超级玛丽”,有二十四条命,摔死一只,还有二十三只会继续往前蹦。

魏忠贤呢?继续建设和谐官场——退让。东林党不是这么看。赶尽杀绝,一党独大,实行专政,谁有螳螂的独臂,都要车轮碾掉。所以,当杨涟打响第一枪时,广大党员全面冲锋,喊杀声一片。

国子监千余师生,一起声援上疏。魏忠贤惨了,上班都要数百披甲宦官当保镖,提心吊胆,过了近半年。半年过后——天启四年十月,魏忠贤不战而胜,东林党力战而败。

——这不是戏剧场景,史实本来如此。天启皇帝的圣旨出来了,是怒斥赵南星结党营私。接着又来了最新指示,骂的也是高攀龙、杨涟、左光斗。东林党再伟大,也经不起二货的折腾。跟着赵南星一根筋喊杀、冲锋的东林党员,瞬间全都霜打了一样——

最高领导人点名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辞职回家;

叶向高没有被追究领导责任,很没面子,公章交给了顾秉谦;

韩爌同志反省了两天,也走吧!

不可一世的东林党,不可思议地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