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思想主张 “民强则国强”——论黄兴的强国思想和主张

黄兴说:"我国数千年来受专制流毒,政权握在一人之手,我等遂任一姓之生死鱼肉。今得为共和国民,幸福益大。共和之制,系使国家为大众共有之国家,人民共同组织政府,自谋幸福,自谋治安。""人民对于国家须更加亲密,方不愧为共和国民。

"而要改善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黄兴认为,首先要重视教育,发达教育,因为教育不发达,"则程度不能高尚,而生出种种之障碍。"只有加强教育,多办学校才能促进人的文明进化,革除迷信,树立优良的道德。

[15]革命需要学问,革命之后更需要学问,非有教育不可","以后民国建设,视教育之发达与否为转移。""造成民国者为教育,建设民国者亦为教育。不受教育,于个人尚难自立",于国家更无法增强自己的建设能力,所以,黄兴强调,中国人只有普及教育,养成用科学来办事的精神,并再拓展自己的新思维才能发展中国。

从世界的范围去审视,中国非有完全的科学也不能占世界优异之地位。[16]他一再反复强调:"民国以国民为重,民强则国强"。

[17]黄兴从国内和世界范围的发展来说明教育强国的实证,便极大地加深人民对教育强国的认识。他指出:"现今在地球上能在农工商立国者极多,其于三者能完全发达,握世界霸权者,厥为德国。德之农工最盛,商业亦不可谓不强,实占地球上第一位。

""美为后起之国,提倡农业最力,工业亦盛,数十年来进步甚大,故其国民经济在欧洲各国之上,地球上之最富者莫若美也。至其农工业之所以盛者,则以一切皆采用最新之法。

""至于农业之发达不及工业,而商业则遍于东西日所出入处者莫如英。""日本维新不过数十年,农业颇发达,工商亦有同等之进步,其货物输出于中、美者极多,在中国几无处不有。"然而,"中国国士之大,人民之众,农为旧日所固有,工亦不患人力之缺乏。

徒有材料,任其弃置。以偌大的土地,偌多的人民及原品,何患不发达起来?"是因为中国教育不如人,科学不如人,"农工商以发达之道,厥在于学。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教育为当务之急,国家的富强在于民智,在于改变故步自封,不求进取,自己为是,不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守旧思维方式。

黄兴说:"孙先生顷言衣食住行为政府对于国民施政之主旨,无适应之教育,则衣食住三字仍不易平均。何则?中国之所以穷,穷在贫富不均耳。欲均贫富,当令全国人民无一不有谋生之智能。欲全国之人民有谋生之智能,非普及教育不可。

"[19]也即是说,国家之富强,在于民智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达,而民智和人的素质的提高关键又在于教育,教育的好坏,关系到人的成长,关系到国家贫富强弱。黄兴认为,教育的重点应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国民教育,全民的教育。黄兴通过办教育达到强民强国的思想,带有普遍意义。他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不仅对当时,就是在今日和未来的国家建设中都有指导的意义。

梁启超讲过,今世竞争以智胜,"开智在学校。"他说:"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学校之制,惟吾三代为最备,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农学、工学、商学、皆有学堂",长期坚持"故使一国之中,无一人不受教,无一人不知学。

"正因为"举国之人,与国为体,填诚溢野,无非人才。所谓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虑虑。三代盛强盖以此也"。[20]梁启超的"开智在学校","欲强中国必兴学校"与黄兴的开民智在于办学校,只有民强才能国强是同一意思。

然而,清末以来中国的教育有军国民教育、有政治教育、有宗教教育、有实利主义教育,但教育家蔡元培则认为,除"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德育主义教育之外",还应加强世界观、美育主义教育。

他说: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均隶于政治之教育,而世界观、美育主义则为超轶政治之教育。"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家之方法衡之,军国民主义,世界观,美育,皆为形式主义;实利主义为实质主义,德育则二者兼之。"[21]这是蔡元培1912年2月8日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同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的黄兴对教育的意见,从他1912年1月以后发表的许多关于教育方面的讲话来看,黄兴虽然提到过军国民教育、人格教育、道德教育,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实利主义教育,他的教育思想是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的谋生手段,解决生产必需的人才和人民的生计问题,说明黄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考虑更加贴近民众、体贴和关爱民众,尤其是关怀他家乡湖南的民众。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到了北京。次日,国民党成立于北京,黄兴被推举为理事,29日袁世凯电邀黄兴进京。9月5日,黄兴自上海启程赴北京,7日袁世凯授予黄兴陆军上将,时黄兴适在途中。11日,黄兴抵达北京,袁世凯极力拉拢黄兴。

此时,孙中山已接受袁世凯任命督办全国铁路。此时的黄兴与孙中山一起致力于民生建设。黄兴在北京参加许多团体欢迎会,宣传铁道政策,鼓吹男女平等,教育平等,号召兴办女学,然后达到政治平等,实现女子参政。

[22]9月18日,黄兴出席旅京湖南女界欢迎会,发表演说,又说:"湖南地方物质丰富,湖南女子教育宜注重于实业教育。"[23]然后,黄兴又致函谭延闿,请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以解决民国初建,人才奇缺的问题。

[24]10月23日,黄兴自上海乘楚同舰启程返湘。26日,黄兴抵武昌,28日离鄂登舟;11月31日,黄兴乘轮抵长沙,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在随后的日子里,黄兴祭拜先烈,参加许多各式欢迎会、座谈会,除了鼓励湖南人民努力建设民国建设家乡之外,总在劝诫人民要重视教育,"研求学问,为国保障。

发挥湖南人的特性,使留一光荣历史。"他说:"欲谋国家之发展,莫先于教育"。[25]只有学校林立,农工商厥在广学,造就各种人才,以湖南之资,从农工商上努力进行建设,湖南"自不难为民国模范"。[26]

在黄兴看来,只有多办学校,普及教育,才能改变民风民俗,废除女子缠足,男子吸毒,树立人人向学,人人向上,讲求科学的社会风气,形成以邻为善,健康、上进、文明的社会正气。他以自己接受教育成长的过程和回湖南开办经正、明德两学校,启导人民立志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进步的事例,说明教育与国家的关系。

他说:"兄弟在校经堂读书时,尚无革命思想,惟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嗣因湖北两湖书院友人亟招往学,遂赴武昌。然功课亦极平常,其宗旨纯系忠君。

顾读书数月,见报纸所载,友朋所言,始知世界趋势决非专利政体所图强,亦非郁郁此同所能求学。然仍上课如故,未尝旷缺也。时张之洞方督两湖,派送学生出洋考察,湖北三人,湖南三人,兄弟亦在其列,遂往游学日本"。

其间虽回国,藉察形势,然欲革命,必须联络,后又返回日本,但因各省人士在日本者颇多,遂复往日本学习师范功课,"仍按步作去,不敢少懈。以为图革命,学问决不可废。归国时值端方督鄂,请其开办学校,宗旨不合,乃回湖南与胡子靖、周君道腴创办经正、明德两学校,而就中办速成师范一班。

斯时兄弟亦未专任何种教科,不过藉教址以发抒革命学说,激受学者之爱国热忱。此次革命,两校中同学颇不乏人。此教育之关系国家,于兹可见。

"[28]黄兴明确地说明,造成民国者在教育,建设民国者亦在教育。"将来建设事业甚多,非有学问不可。"一校之成立,非一人之力所能支持。一国学校之发达,也当视民立学校之多少为转移。[29]所以,要民强,首先要多办学校,只有学校强人民才能强,只有人民强,国家才会强,教育的发达与国家的发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成为我国的主旋律和发展战略。教育发展是基石,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是关键,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是民族和时代对我们的期望。研究和总结黄兴的强国建设思想和主张将会给我们许多启示和导引。

民强首先要民富,国强必须要国富,所以民与国的富与强,并不相斥,而是相承。

民不富,民间子女不能上学接授教育,国不富没有许多钱办教育,要强也强不起来,所以贫富则是制约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对此,黄兴则有许多教诲。他说,要国家富强,首先要实行民生主义,本革命的精神,"从实业上做去",只有"趋重实业",才能"造成一个最富足最强盛的国家"。

[30]所以,"今日最大事件,即为教育、实业两项。"而实业中最重要者即交通如铁路的建筑,其次则为矿产的开发,再次是发展农业。[31]"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为根本。

[32]"惟兴实业,须先研究实业之学问,故学校尚焉。既有普通知识,再游学外国,则实业界无不一发达矣。"故此,黄兴认为,"从富字做到强字,皆同胞之任。"[33]只要国家做到"凡国有民即自有力,凡民有力即可图强。"[34]

随着实业的发展,资源的开发,人民和国家必日益富裕,但由此带来的则是贫富不均的出现,造成社会的矛盾和民间的不和谐,所以发展与贫富不均的问题便是西方社会不可避免的矛盾,以及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源。为了预防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黄兴跟孙中山一样强调必须像德国一样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实行民生主义,则熔政治、社会于一炉而革之矣",削除"少数之权力,理公益之利权"。

[35]他认为,只要执行"民生政策,即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政治革命告成,而后社会革命则可以避免,"德之实行此策,莫之于殖民地注意及此,其明证也。

"实行这一政策,"国家财力日渐充足,普及教育可得言矣。夫欲谋国家之发展,莫先于教育,自宜竭全力运筹,而以国家资财充其经费。

"总之,教育为当今之急务,无论公私学校,都在所必设。[36]可见,黄兴主张发展实业,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积累财富,发展教育让人民树立爱国心,凡"国家主权稍有损失,则必起而力争",国内人民有一位不被共和恩泽,都必须起来争取。[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