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电影 抗战时期 阎锡山电影公司“转战”成都
成都的第一家电影公司是由黄侯三姐妹于1934年间,在刘湘的帮助下,在城西的千祥街上创办的大同电影公司,两年后,大同电影公司就因资金不足而停办。不久,在离千祥街不远的灯笼街上,又挂出了“西北电影公司”的牌子,这就是成都的第二家电影公司。
太原迁来成都
西北电影公司原是阎锡山出资创办的。
本来阎锡山也无意搞什么电影艺术,他虽爱耍点小聪明,但也是个大孝子。阎锡山的老母亲病逝,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片孝心,不惜重金从上海请来电影人为他拍摄置办老母亲丧事的隆重场面,好立此存照。当看着那并不太长的胶片时,阎锡山顿时来了灵感,这玩意儿真是不错,何不把自己统治山西的“光辉业绩”也拍成电影传诸后世呢?
当时阎锡山的亲戚温松康和郝振邦,正为筹办电影公司因资金不足而发愁,阎锡山得到报告,真是瞌睡来了遇到枕头,他马上拍板,投入巨资筹办电影公司。1935年,在太原挂出西北电影公司的牌子,并由温松康出任经理。
公司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给阎锡山立传,阎锡山请人写了剧本,并亲自取名叫《千秋万岁》。影片讲述阎锡山率领新军推翻清王朝的功绩,因温松康长得跟阎锡山几分挂相,就由他扮演阎锡山。
阎锡山终究不是搞电影的,后来电影公司因种种原因曾一度关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阎锡山又想起了他荒废的西北电影公司,于是重整旗鼓,请来能人重开工。华北烽烟四起,电影公司已无法立足,为稳妥起见,决定搬迁到成都大后方另起炉灶。
1938年5月,公司派人与当时的三厅政治部主任秘书阳翰笙取得联系,邀请了一批在上海的进步电影人士瞿白音、沈浮、贺孟斧等人先期来到成都搭建起电影公司的架子,著名演员谢添等人也在1937年底随上海影人剧团来到成都。
1938年初秋,西北电影公司在成都灯笼街92号原薛旅长公馆内安顿下来。
“华北是我们的”
公司迁来成都,大院的基建还刚刚开始动工,贺孟斧和瞿白音、陈晨等人就等不及了。他们开着公司大车一路颠簸,北出秦岭,翻过太行,深入到第二战区,实地拍摄了一批国共统战地区的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和故事片《风雪太行山》。
《华北是我们的》是抗战八年中,国统区的纪录片里唯一一部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和共同战斗的真实场景的纪录片,影片拍摄了不少八路军129师艰苦奋战的镜头,还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卫立煌所指挥的中央军的镜头。
1939年秋,外景拍摄完后,马上又返回成都,在院内搭景进行内景拍摄。正值日军对成都进行大轰炸,电影人经常刚刚开工,日机就来了,有时刚刚端起饭碗,放下饭碗就跑。当时条件艰苦,没有自来水,洗不出胶片,贺孟斧他们就想出办法,用竹管子一节节接水来当自来水……简陋艰苦的条件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1939年底,影片制作完成,12月24日,率先独家在成都蜀一影剧院上映。影片公映后,很快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也使世人看到了中国人的抗日决心。
1940年2月20日,在四川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评论说:“《华北是我们的》这部影片的创作,将在抗战文化史的电影部门中写下最光辉的一页。”著名美国记者斯诺、美联社驻华记者爱泼斯坦也都向英、美、加拿大发出专电,对这部影片作了评介。
在纪录片拍摄的同时,由贺孟斧编导,杨霁民摄影,谢添和欧阳红缨主演的故事片《风雪太行山》也进行了外景实地拍摄,并很快制作完成。两部影片的相继上映,使成都的西北电影公司名噪一时。更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影片的插曲,《华北是我们的》的插曲是由贺绿汀写的《游击队员之歌》,而《风雪太行山》的插曲则是由冼星海作曲的《在太行山上》,两首歌曲成为至今传唱不衰的红色经典。
成都快乐时光
成都的灯笼街是一条既不热闹也不偏僻的小街,街上以做灯笼而出名,而挂在门口的西北电影公司的牌子却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这里一直就默默无闻。
影片公映后,记者王云凡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员的身份到西北电影公司进行采访,深入了解编导和演职人员的生活情况,并介绍电影的拍摄过程,文章相继在报刊上发表,立即引起轰动。
成都人一拍脑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就在他们身边,就在这三分九里的锦官城的一隅,居然还藏着这么一批了不起的时尚艺术明星。
那个时候,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茶馆酒肆,人们嘴上都挂着明星的话题,津津乐道。更有新潮的年轻人跑到电影公司去一睹明星尊容,形成一股追星潮,西北电影公司一时也热闹起来。
成都真是一块福地,电影人在这里不仅吃到了成都的美食,而且还领略到了独特的天府风情,以及成都人的好客。公司里的许多人和这个记者王云凡成了朋友,他们经常到王云凡家里去玩,很多时候都会留下来吃上一顿。谢添还会到厨房里去转一转,看看今天又有什么好吃的,然后顺手拿起一个红苕就啃,嘴里哼着歌曲。那时也没什么好的食材,都是些简单的东西,做出的普通川菜却让人赞不绝口。
难以为继歇业
早在1939年时,沈浮根据《新华日报》的一篇战地通讯就编写出了《老百姓万岁》剧本,并远赴黄河两岸进行实景拍摄。在补拍完最后一个镜头返回西安时,一个女主演的丈夫在延安,她顺道去看看。由于战事激烈,交通中断,这个女主演无法回到成都拍摄内景,这部电影也就搁了下来,成为遗憾事。
当时电影公司的发行面小,只在云贵川晋等有限的地区上映,经费日加紧张,入不敷出,温松康又亲自到山西克难坡去催请阎锡山拨款救急。阎锡山这时正忙于内战,连军粮都顾不上了,哪还有心思顾得上电影,只给了几万块钱,叫温松康以后别再来找他了,就自负盈亏吧,意思就是跟他没关系了。温松康拿着讨来的区区几万块钱回到成都,把欠薪一发就没钱了。
电影公司拍不成电影,于是就尝试演话剧找出路,并在智育电影院上演曹禺的《雷雨》,欧阳红缨扮演陈白露,谢添在里面演张乔治。演了两场过后,一个演员一大早就搭车去延安了,一时找不到顶替的人,沈浮急得团团转。
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艺人由重庆来到成都,就住在灯笼街的电影公司内,沈浮见了就激动地说:“我们正找不到替工,你来得正好,就辛苦辛苦了!”戏班里有一句名言,叫做救场如救火,这人二话不说,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人也是个老演员,连场都没练,当天晚上就登台表演,进入角色。
公司在智育电影院连演了几场《雷雨》,得到一致好评,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法子,资金仍然没有着落,电影已难以为继。1941年,西北电影公司摘下了牌子,瞿白音去了西北中学教书,谢添去了重庆……大家各自散去,西北电影公司从此悄然关门。
西北电影公司是成都的第二家电影公司,在成都的时间虽短,却达到一个高峰,在早期的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