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感恩社会 爱心接力 三位老人捐献遗体感恩社会
3月1日,桂洋镇金沙村70岁的村民徐连才老人逝世,厦门大学医学院的几名老师接到县红十字会的通知,驱车收了他的遗体。此前,徐连才于2月18日在捐献遗体登记表上签名并按上手印。按照其遗愿,他的遗体将无偿用于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
以作医学研究。据悉,徐连才老人成为我县首位实现遗体捐献的五保户,同时也是我县第五名遗体捐献者。据了解,2012年9月5日,年仅40岁的锦斗中学老师郭大钰因肝癌去世,成为我县捐献遗体的第一人。
徐连才登记遗体捐献后,同住在县敬老院的石鼓镇一名印尼归侨、五保户郑义生和五里街仰贤社区退休老师林文章从电视上知道这个消息后,同在2月26日当天,在县红十会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均在捐献遗体登记表上签名并按上手印。
“徐连才老人登记捐献遗体后,引起其他2位老人的共鸣与效仿。三人都长期感受政府和社会的关爱,决定以报恩还愿的方式捐献遗体。值得一提的是,徐连才和郑义生均为五保户,都是重病在身,无妻无儿无女。”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黄晓红说,在郑义生签字的时候, 林文章刚好在现场,当场决定捐献遗体,以实现其多年的愿望。
徐连才:捐献遗体是我一生最大的举动
徐连才生前照片(徐锡思 摄)
“我选择村委主任作为我百年后,遗体捐献的执行人,因为我信任政府。”2月18日,徐连才在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登记表上郑重地签名并摁上了手印,并让工作人员选择村委作为其逝世后遗体捐献的执行人。至此,徐连才为我县首例登记为遗体捐献志愿者的五保户,也是第一个选择由村委社区等非亲属做执行人的遗体捐献志愿者。
在金沙村,徐连才的悲苦家喻户晓。他出生于1949年,10岁亡父,跟着母亲生活。童年的他便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不过,苦中有乐,29岁的他讨上了老婆。“1979年七月初九,女儿出季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回忆起那时的生活,徐连才两眼放光,但又瞬间熄灭。在女儿出生的第五天,其妻感冒后精神异常,在用农村偏方治疗不见效,不久,人就没了。祸不单行,二十多天后,没妈的幼女也夭折了。
“整个天都塌毁了,那时起,我昏昏沉沉了三年,当清醒过来、开始做事时,我发现更要命的是,手脚使不用劲了。”徐连才说,他在村里帮人家做些木匠活,经常干活不到一半便气喘如牛,动作也不利索了,看了很多医院,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渐渐地,人家也不愿叫他了。他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金沙村两委开始为徐连才办理救助、发放补贴。“我以为我会饿死,没想到政府给我一碗饭吃。”徐连才清楚地记得他拿到第一笔补助款是40元,此后,逐年增加,现在他每个月能领到800多元的补助款。除此之外,政府工作人员还经常上门嘘寒问暖,送些生活用品和慰问金。
吃穿不愁,住的也让他如在梦里。他原本住在祖厝,房间狭小,摇摇欲坠。村里帮他申请,安置了一层小平房,2016年,徐连才还住上新房子。“我做梦都想不到我能有住新房的那一天。”
金沙村干部郑春义告诉记者,徐连才是有名的困难户,是村两委照顾的重点对象,一有帮扶政策,都会第一时间帮他办理。今年,徐连才病重,无法起床,起居更成问题,镇村干部决定安排邻居张贞葵照顾他的饮食和起居。“张贞葵本来是自愿的,我们考虑到照料病人是件很辛苦的活,我们便从中协调些费用给她。”
除此之外,永春县的爱心志愿者经常上门服务。徐连才至今还记得志愿者第一次上门的情景,因为那是他第一次吃像饼干这样的小零食。“前年重阳节,他们带来蛋糕,为我唱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过生日、吃蛋糕。”徐连才说,那天的蛋糕味道让他一直回味到现在。
“还是个孩子,我就学着唱过一首歌,‘人是国家丁,财是自己领’,公私要分明。可惜命运弄人,我的后半生都是靠国家养、靠社会关心,啥都没剩,只有把自己的身体捐献出来,回报社会。”徐连才一件一件数着卧室里的东西,哪件是政府发的、哪件是谁送的、哪件是领了补助后买的,清清楚楚。
郑义生:晚年比青年幸福
郑义生向记者出示登记表(叶国强 摄)
郑义生192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3岁时随父母回到位于石鼓桃星5组的老家,住在祖厝里几间房子里。父母并无积蓄,体弱多病,卖掉了大部分的房子,只留下了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我随生产队辗转到一都、玉斗等处劳动,那时挣的是工分,收入很低,还得照顾病弱的父亲,生活难以维续。
”郑义生说,后来,在他50多岁时时,父亲去世。而此时,自己积劳成疾,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以致至今未婚,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和远近有名的五保户。
“房子太小,仅能容下一张床。我就找邻居借了间相对宽敞的房子住。用‘家徒四壁’形容我的处境,一点也不过,没半点像样的家具,被子也是多年的被子了,电都没拉上,更不用说家电了。”郑义生说,要不是政府和好心人的帮忙,我连吃饭都成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村两委为他办理了五保户。“那时我拿到的第一个月补助款是350元,这笔钱,在当时,已经够我吃一个月了,后来,还为我办理了固定补助款。现在,我一个月可以拿到1200元的生活补助款。除了物质上的帮忙外,县老龄委办还派出义工,每个月帮我理发、洗洗衣服。”郑义生说,从那时起,他不再有过忍饥挨饿的痛苦了。
早在2005年的侨务普查工作中,他以贫困归侨的身份受到众多关注。在2005-2012年间,县侨联出资4万多元,将他小房间抹上白灰,新建一间卫生间,拉上电线,新并添置了床、衣橱、电磁炉等家用品,还买了一台电视机。
“那是我第一次呆在家里,用上了电灯,在明亮的灯光下,看上了电视。”郑义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镇侨务工作者还坐在他旁边,指导他如何使用电视机。“以前只是羡慕别人的生活,做梦都没想到能享受到这样的生活。”郑义生洋溢着笑容说,这间小屋成了他的休闲场所。
除此之外,郑义生对原本陌生的好心人黄清对充满了感激之情。“黄清对是名退休老师,后来兼任石鼓镇侨联工作人员,在2005年侨务普查时和我认识,并因此结下了情缘。”郑义生说,黄清对除了跑前跑后,为他办理相关手续外,平时三天两头就陪他聊天,还全面打理他的生活起居。
2016年2月,他中风倒地,邻居电话告知黄清对,黄清对立即载他黄清对立即驱车赶到他家,将他送到医院治疗。中风后,他卧床不起,黄清对还自己出钱特地聘请了保姆照顾他。
考虑到费用较高,当年5月,黄清对听从别人建议,将郑义生送进县敬老院,自己掏钱聘请一个义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空闲时,经常带点营养品或者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还替我买了一辆推车,甚至帮我治好了脚部溃烂的毛病。“我每天喜欢喝点茶,他便带了一些茶叶给我,人家跟我非亲非故,这样照料我,不求什么,纯粹出于好心。”郑义生指着很感激地指着桌面上的一袋佛手茶说。
“我的老年生活比青年生活得好,没有县侨联和政府部门的扶持,没有好心人的帮忙,我生命早就结束了,更不能有现在这么幸福的生活。”郑义生表示,自己原本并不了解遗体捐献这种,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徐连才的相关报道后,深受启发,便仿效其做法,以作为医学研究、教学之用,只是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林文章:捐献遗体的想法由来已久
林文章在县敬老院看杂志(叶国强 摄)
出生于1942年的林文章是五里街镇仰贤社区人,1962年开始工作,先后在蓬壶、苏坑、吾峰、五里街等乡镇的学区担任数学教学工作,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因病提前退休。“我早就有捐献遗体的想法,一是出于对政府和组织的感恩,二是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
林文章是被抱养的,养父在解放前到南洋谋生,后从末回乡。他从小便跟着养母生活。“我一放学就得上山割草、种地,家里穷得叮当响,在村里,我一家经常被人歧视。1958年,我初中毕业,身高才1.4米,被录取到泉州师范美术专业班,是班级里最矮的,体重最轻的。”谈起过去,林文章在酸楚感觉中,却有点欣慰。尽管家庭生活很苦,政府考虑他家的困难,为他减免了很多学费,还因为他成绩优秀,曾提出要让他跳级读书。
“早在1964年,我便申请要加共产党,后因家庭关系复杂,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未获批准。尽管未被批准,我一直以共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并获得组织肯定。1965年,刚工作的我,就被评上县优秀少年队辅导员。改革开放以后,我被调到五里街工作,组织上很认可我的工作,还让我重新申请。1985年,我正式成为一名共党员。”林文章说,入党过程尽管一波三折,但组织一直没有放弃他,多次肯定他的工作,这让他十分感激。
“政府还在我身体不好时,给予我莫大的关心,我才得以生存到现在。1989年,因为家里没房住,我申请一块宅基地,于1992年获批。那年,我在吾峰学区教初一(那时部分小学开设初中班,俗称‘学区戴帽’),我一边上课、晚自习,一边偷闲回家建房子,很多的活都是我和老婆自己干,那时,三个孩子还在读书。
当年7月的一天,我发现自己起不了床,经医生检查确定,我患了肺病。这个病得长期治疗,经过长时间疗养才能恢复,但不能根治。”林文章说,当向学校提出病退时,镇、校、教育局等单位多次到他家看望慰问,嘱咐要好好养病,并批准了申请。
提倡丧事简办,是顺应社会的大事,我作为老师、老党员,更应该要响应。”林文章认为,在丧事上,他一向很反感部分民众迷信风水,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严重。人死后,将遗体捐献给国家,那是一种爱心体现,也是生命的延续。
“十几年了,我一直没能在登记表上签字,这成为我心中最挂念的事。在看到郑义生签字,我要求县红十字会给我一份登记表,并毫不迟疑地签字。”林文章谈起其中原由说,对于他的想法,三个儿子很是支持,但他老婆传统思想较浓,强烈反对,因此,他便暂时放弃了。去年9月,老婆因病去世。捐遗体的想法再次涌上他的脑海,且日益强烈,他不知道如何捐献遗体,因而一拖再拖。直到今日,机缘巧合,他终于签字实现了这十几年的愿望。
“这次,我没和儿子通气,便先签字了,今天(3月4日)是我生日,我便提出来,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林文章说。(记者 叶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