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白莲教 白莲教之乱:明朝锁国体制下的边境大患

2018-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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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白莲教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除了武侠小说里的强力门派,就是历史书角落中的龙套过场.但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感,远强于教材所能给予的篇幅.类似清朝白莲教起义这样的大事件,其实在历史上屡次出现.尤其是在体制异常僵化的明朝,白莲教众逃离内地,在边境上成为数十年的心腹大患.现在的白莲教 白莲教之乱:明朝锁国体制下的边境大患弥勒佛的原型 西亚等地的米特拉神现在普遍认为白莲教起源于佛学昌盛的北宋年间,但这些看似膜拜弥勒佛的小团体,其实也是大有来头.他们的信仰体系起源,不仅早于北宋,也远早于佛

白莲教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除了武侠小说里的强力门派,就是历史书角落中的龙套过场。但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感,远强于教材所能给予的篇幅。类似清朝白莲教起义这样的大事件,其实在历史上屡次出现。尤其是在体制异常僵化的明朝,白莲教众逃离内地,在边境上成为数十年的心腹大患。

现在的白莲教 白莲教之乱:明朝锁国体制下的边境大患

弥勒佛的原型 西亚等地的米特拉神

现在普遍认为白莲教起源于佛学昌盛的北宋年间,但这些看似膜拜弥勒佛的小团体,其实也是大有来头。他们的信仰体系起源,不仅早于北宋,也远早于佛教出现的年代。

现在的白莲教 白莲教之乱:明朝锁国体制下的边境大患

弥勒佛的原型实际上是来自内亚的拜火教神--米特拉。作为一种从有文字记载前就出现的宗教体系,一直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和改变。当古代印欧人带着米特拉神崇拜,驾着战车去征服印度。新的形象也逐渐出现在了印度教中。以至于在更晚期出现的佛教中,就有了进一步转变的弥勒佛。

现在的白莲教 白莲教之乱:明朝锁国体制下的边境大患

古典是的米特拉雕像

米特拉信仰向西也影响了欧洲。他们先是在小亚细亚等地,与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合体,成为新的太阳神标志。接着又一路向西,以原始的狮子形象和善战之名,成为了罗马军团士兵的普遍信仰。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米特拉神在罗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结果,米特拉神在被基督教取而代之后,又以天使长米迦勒的形象,继续活跃下去。

米特拉神曾是罗马军团士兵的普遍信仰

在古典时代后期--中世纪早期的波斯,脱胎于原本拜火教信仰的摩尼教又孕育而生。这种结合了部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的“波斯异端”,重点向东发展,一路从西亚传入东亚。他们也将米特拉作为主神之一,并逐步同在当地站稳脚跟的佛教产生了联系。以至于隋唐时代的东亚人都分不清两者的严格区别。米特拉神与弥勒佛也在东土完成了主题与分身之间的合二为一。

早期印度地区的希腊化弥勒佛形象

摩尼教在中亚遭到伊斯兰打击后,又在东亚被唐朝的灭佛运动重创。但作为一个有较完整组织体系的教派,还是分散在了民间,继续传播。到了两宋时期,摩尼教虽然摆不上台面,却也是民间非常盛行的教派之一。原先的太阳神标志,逐步被印度化的莲花取代,米特拉神形象也彻底融入弥勒佛体内。这让他们看上去更像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最终以白莲教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官府的持续打压和佛教派系的不断攻击,已经相当本土化的白莲教还是不可避免的被牵扯到很多事件中去。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就有他们大力协助的因素。大量底层民众,因生活的困苦而拜倒在弥勒佛下,让他们很难被官府彻底消灭。

早期东亚的弥勒佛形象

元朝一统长江南北后,白莲教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一方面是继续信仰佛教、伊斯兰和基督教的上层人士不屑,一方面是地方上儒家大族们的本能敌视。所以白莲教依然被限定在底层人群中,发展维度有很大局限。但也是利用南北交通的联动,这种在江南完成重生的小教派,一路到了北方各地。

元末,一系列的天灾与大规模瘟疫,摧毁了整个王朝的脆弱基础。以底层人士为主的白莲教,自然出现在了风起云涌的叛军之中。他们以教团形式,加入了著名的红巾军。最后协助朱元璋在江南有了立足之地。这段历程在几百年后,还启发了创作《倚天屠龙记》的金庸。

红巾军中就有很大的白莲教成分

利用白莲教的朱元璋很快就对他们大开杀戒

但就和之前的历代统治者一样,上位的朱元璋很难不忌惮拥有自发组织的白莲教。尤其是这些教团已经在民间发展数百年之久,很难不有悖于朱元璋的高压管制理念。于是,在他开始东征苏州时,就已经发布了攻击和取缔白莲教社团的命令。

在新的明朝基本占据长城以南的区域后,白莲教在当时京师所在的江南地区,被压制的非常厉害。相反,倒是位于边区的北方各地,有了逐步壮大的趋势。尤其是在山地众多的山西,大量长期接受内亚宗教影响的民众,很容易就接受了相同起源的白莲教。元末明初的北方战事,基本上就以山西为核心展开。战争破坏与明朝的奇葩经济政策,都让更多人陷入了贫困。白莲教的潜在市场也逐步增加。

大明朝的山西省地图

15世纪初的朱棣叛乱,又引发了规模不小的靖难之役。虽然战争基本上就在燕京到江淮直接的运河流域展开,却也一度影响到山西、河南等地。躲避战乱的人群,大量逃入附近省份。很多从卫所制中脱离的失地军户,也不自觉的进入山西和直隶,再次壮大了白莲教的规模。对此也无可奈何的明朝朝廷,只能怪小民无知,容易被“妖人”煽动。

更为不妙的处境,来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天灾。其中又以山西地区,遭灾特变严重。原本生产方式多样化的当地农民,被明朝强制进行单一的生产模式,对灾害的抗击能力也就降到了最低。不少人铤而走险,开始同边境另一边的蒙古人做了走私贸易。白莲教团的组织性与协作能力,正好符合走私商团的必须。

白莲教在民间的巨大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结果,这些在山西的白莲教众,就成为了北方边区的主要走私力量,堪称后来著名的晋商集团先祖。他们和东南沿海的私人海商一样,必须同内地的官宦大族联系,形成了维持地区经济稳定的不可控因素。这样的局面在整个15世纪后期都愈演愈烈。当广东和浙江沿海的商人,在地方官护佑下出海贸易。在山西也有不少白莲教徒出关,同掌握北亚贸易路线的蒙古人交易。

更为讽刺的是,这一南一北的两大走私商人集团,也在同期遭到新的非难。新继位的嘉靖皇帝,是对权力及控制欲非常看重的君主。他周围的主要谋士也基本以最正统的儒家士大夫集团为主,对地方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他们先是接着屯门海战的冲突,以驱逐葡萄牙人为名,整顿了广州沿海。接着又以余姚的血案为契机,消灭了浙江沿海的双屿岛和几大海商集团。类似的模式也在山西发生了。

乘坐大象拉车的嘉靖皇帝

活跃在明朝边境的蒙古人

1545年,山西当地的宗室朱充灼因获罪而被取消了爵位。因不满被册封在当地的代昭王朱充耀,未替其向朝廷说情,决心发动叛乱。除了自己能动员的少量驻军外,他还向关外的土默特蒙古人求援,约定一起夹攻边防重镇的大同。

来自应州的白莲教领袖罗廷玺,在这场叛乱中也表现活跃。虽然这次叛乱很快被明军镇压,蒙古骑兵也来去匆匆,但还是让嘉靖的朝臣们开始注意其山西边境的情况。在又一轮高压清洗后,很多白莲教徒决定出逃,到长城以北地区另谋生路。他们以各自的小教团为核心,也吸纳了一些不堪忍受明朝剥削的农民,一起翻阅被蒙古人称为“白墙”的长城防线。控制着漠南与河套大部的土默特蒙古人,是他们之后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

被蒙古人称为白墙的明长城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长城以北的地区并非都是贫瘠的荒原。距离大同不远的丰州一带就水草较为丰美,还适合农业生产。早在辽金时代,当地就是一个控制草原南部的重镇。蒙古帝国崩溃后,这里的城市被废弃,只有少量人口存在。以白莲教为首的越境集团,就将这里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他们在蒙古王公阿勒坦汗的庇护下,开始对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开发。

短短几年内,总计有1万山西的白莲教众逃到了丰州。他们以原先的独立教团为单位,开始在当地建立堡垒并拓殖田地。随他们一同奔走塞外的还有4万多非白莲教信仰的普通难民。一些周边的蒙古牧民也选择在崛起的新城区附近常驻,人数约有2000左右。这个没有中心的大城区,也就成为了当时蒙古南部和明朝北部最有活力的地方。其地位与浙江舟山的双屿岛类似。

丰州古城的遗址

在山西不断遭灾的同时,临近的河套与漠南也是气候灾害频繁。当地的土默特蒙古人的生活,因此陷入了困顿。由于明朝的建立与锁国体制,他们很难像过去那样同内地轻松贸易。这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有很大打击。加上陆上丝绸之路正处于无可挽回的衰退期,来自内亚腹地的商队也大量减少。愈发贫瘠的草原也陷入了各方争夺稀缺资源的战场。可以说,在白墙以北的草原,生活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然而,在白莲教徒和众多逃亡的流民看来,丰州一带却是他们的乐土。在摆脱了明朝各级官吏的管束与盘剥后,他们的生产所得中的绝大部分留作自用。除了基本的口粮外,也可以参与长城以北的走私贸易。不仅将粮食卖给蒙古人,也会运到内地贩售。依靠过去就已建立的地下贸易网络,各种其他商品也由他们之手,流通在白墙南北。

白莲教徒为首的流民 迅速带动了丰州当地的发展

土默特蒙古人也非常看重他们的这些才能,在一开始就赐予了大量畜群,保证其基本的生活维持。阿勒坦汗后来又进一步对他们委以重任,让白莲教徒担任自己的顾问、间谍和贸易代理人。通过这些丰州的内地流民,恢复和发展了漠南蒙古地区的经济。白莲教徒甚至于为当地人带来了大量药材和稀缺的医疗人员,并奉大汗之名在偷偷去长城以南采购。

当然,对于蒙古人来说,丰州的白莲教集团还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这些人来自内地的各行各业,可以帮助蒙古人制造各类武器,并提供内地的具体地理情报。由于本身以教团为基础组织,这些白莲教众还可以组织单独的部队来协助蒙古人作战。

晚年信奉佛教的阿勒坦汗

土默特蒙古人的地盘几乎笼罩了整个明朝边境

有了丰州白莲教徒的帮助,土默特蒙古人很快就向明朝边境发难。他们希望以武力逼迫明朝开放边境市场,重新建立横跨长城南北的经济活动。这也让他们和白莲教徒一起,成为了明朝中期的最大边患来源。

1550年的庚戍之变,就是获得白莲教帮助的土默特蒙古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从鄂尔多斯的草场南下,号称有骑兵10万之众,首当其冲的便是山西边境的大同。当地总兵仇鸾与白莲教方面获得联系,给阿勒坦汗送去了贡金。蒙古军队于是直接饶开大同,向东从古北口和通州等地逼近北京。

中亚手抄本上的Q版阿勒坦汗

嘉靖皇帝下令京军整队出战,却发现花名册的军队其实有很多人根本不存在。仓促出战的残余部队,也在北京附近被厉兵秣马的蒙古人击溃。至于从其他地区赶来的勤王部队,还慢吞吞的走在路上。但由于蒙古人的目的是逼迫明朝开市,而不是真的来占领地盘。所以当嘉靖皇帝的态度软化后,入侵者便匆匆撤退。这场险些酿成第二次土木堡之变的闹剧,以大明朝的灰头土脸而收场。

第二年,大同的马市终于开市。阿勒坦汗甚至给嘉靖皇帝贡献了良马,期望缓和对立情绪。但基层的鸡同鸭讲,很快就让马市在1552年被明朝关闭。而给蒙古人纳贡的仇鸾也被人揭发处理。

越境追击蒙古骑兵的明朝边军

明朝人很快就意识到是丰州地区的白莲教众,帮助蒙古人攻略长城以内的地区。于是他们开始了一系列反击行动。1560年,3000边军突袭了丰州的一处白莲教营地。由于大批蒙古人马已经在夏季北上避暑,留守部队近千余人。但明军在草草砍得83个人头后就迅速回撤。被焚毁的营地也只是当地群落的冰山一角,丝毫不能动摇白莲教集团的地位。

发现无法硬来的明军,于是开始以财产为诱惑,对丰州当地进行招降。但除了少量在内斗中实势的人外,很少有白莲教徒选择回归。而对几个首领的重金悬赏,也让蒙古人送还了几个用处不大的骗子,从明朝这里又捞得一笔赏银。

面对大队的蒙古骑兵 明朝边军的战斗力暴露无遗

随着白莲教集团在丰州的日渐壮大,他们还继续怂恿蒙古人南下山西等地,将明朝势力从当地驱逐。1567年,也就是嘉靖执政的最后一年,白莲教首领之一的赵全就为阿勒坦汗制定了详细的计划。6万蒙古与白莲教部队,分兵四路,杀入山西。

当地的明军根本无力抵抗,在野战中大败而归。只能依托城墙防御来自保。土默特蒙古人接着围攻石州,并依靠白莲教打造的攻城武器,破城而入。周边多地也遭到了洗劫和攻击。明朝在山西的防御体系则被一举摧毁。

赵全还鼓动蒙古人占据他们攻克的各个要塞,但却因为蒙古人没有余力和野心而作罢。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蒙古与大明议和时的筹码,被遣送会内地处死。脑袋被传首九边。但若不是嘉靖皇帝在这一年的病死,恶劣的形式可能真迫使蒙古人下决心去占据山西。

正在同蒙古骑兵作战的明军

隆庆皇帝的继位实际上挽救了明朝

也是在1567年,随着嘉靖皇帝的死与隆庆皇帝的继位,明朝的政策出现了很多具有灵活性的转变。相比食古不化而刚愎自用的父亲,隆庆看待现实问题就不太以高压目的和纲常伦理来作为唯一指标。

今天的我们回顾他短暂统治期,发现几乎一样的两个和解在大明朝的南北边境完成:

对南方的海商集团和倭寇,隆庆选择了著名的开关行动。以原本海商云集的月港为中心,不再全面禁止当地人参与对外贸易。同时对已经留居澳门十多年的葡萄牙人也网开一面,允许他们继续居住沿海。

明末的澳门已经初具规模

对北方的蒙古人和白莲教,隆庆也从实用角度出发,展开了怀柔行动。首先是同意与蒙古人进行贸易,并在大同和北京等11个地方开放了贸易关口。这样就能让长城两端的商品进行顺畅的流通。作为回报,蒙古人很快就停止了对明朝边境的袭扰。双方的连续冲突,转变为十多年的相安无事。连明军修补边境工事的木材,都是从靠蒙古一边找来的。

至于丰州的白莲教众,他们也获得了比以往更为优厚的招降待遇。部分人在乡土情节感召下,还是接受了条件并回到内地。但更多人还是选择留在长城以外,坚决不返回大明王朝的控制区生活。他们同样可以以中间人的身份,继续参与长城南北的贸易活动。隆庆与阿勒坦汗的议和通商,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威胁性。

正在同蒙古人贸易的明朝百姓

以上这些措施,归结起来其实都是一个模式。即通过对事物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再用大家都可以获利的方式,解决过去的争端。无论对手是不服朝廷管制的乱民,还是和明朝堪称世仇的蒙古部落,又或是同样以天之骄子自居的西洋人。这样触及人心本性的协定,都是可以有美好结果的。

澳门在葡萄牙人说里,成为了远东的海上中转站。丰州则在蒙古人和白莲教徒手中,成为了内地与内亚贸易的重要节点。阿勒坦汗甚至在当地常驻,并让人仿照元大都的布局结构,建造了宫殿与新城。

隆庆皇帝的南部两路改革挽救了大明朝的经济

在后来的香港最终崛起前,两座隆庆时期定型的“法外之城”,托起了大明朝南北两地的经济。前者至今还是远东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后者则成为内蒙古的省会--呼和浩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