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韩康伯 何以得见古物|韩康伯母
韩康伯母隐古几,毁坏。卞鞠见几恶,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隐此,汝何以得见古物?”
韩伯,字康伯,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母亲殷氏,高明有德行。
家中贫困,韩伯几岁的时候,已到大寒时节,母亲才给他做短袄,让他帮着拿熨斗,对他说:“先穿上短袄,以后再做夹裤。”韩伯说:“不用做了。”
母亲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火在熨斗当中,熨斗柄就是热的,现在已经穿了短袄,下身也应当暖和。”母亲觉得他不一般。
哲学思想以老庄思想为主,长大后清静平和善于思辩,用心于文艺。
舅舅殷浩称赞他说:“康伯能自定位置,显然是个超群的人才。”
颖川人庾稣名重当时,很少有他推重佩服的人,经常称美韩伯和王坦之说:“论思辩能力道理公允,我敬重韩康伯;论志向才力的强正,我不如王文度。除此之外,我比别人胜过百倍。”
后举为秀才,征召任佐著作郎,都不就任。晋简文帝司马昱在藩镇时,招引为谈客,从司徒左西属转任抚军掾、中书郎、散骑常侍、豫章太守,入朝任侍中。
陈郡人周勰是谢安的主簿,守丧废弃礼仪,崇尚庄子、老子,忽略名教。韩伯领中正,不与周勰交往,评议说:“拜下之礼,还要违众而依从礼仪。情理的极点,不应以多比为通。”当时的人都害怕。
有识之人认为韩伯可谓是澄清世人所不能澄清的,裁定世人所不能裁定的,与那些粉饰自己依顺众人的人,怎么能同日而语!
后韩伯改任丹杨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病重后,占卜的人说:“不宜任此官。”朝廷改任韩伯为太常,还没上任便已去世,时年四十九岁。朝廷追赠为太常。其子韩璯,官至衡阳太守。
王坦之曾作《公谦论》,袁宏写文章与他辩驳。
韩伯读后觉得辞意很好,认为是非已经辩明,谁来给他们判断曲直呢,于是作《辩谦》来折中说:寻求义理辨析疑难,一定要先确定名分在什么地方。名分搞清楚了,彼此的旨趣就能详细知道。谦虚作为义理,存在于克制自己的人中。
以高贵的顺从卑贱的,以贤明的同意鄙陋的,所以谦虚之名产生。孤、寡、不谷,这是人们不喜欢的,可是王侯却用来自称,为的是自谦而不以高贵自居。执御执射,是众人所轻视的,可是君子用来自称,为的是降低贤明之名。与那山在地上之象,所达到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呢?舍掉这二者,要再求其中的义理,就是驾车向南走去寻找黑暗,最终不能得到。
因为有高贵,所以有克制;因为有美名,所以有谦虚。譬如影子回响和形象声音,互相依靠而存在。道足之人,忘掉了贵贱而不分贤愚;公正的人,追求道理得当而不分彼此。降低克制的义理,从何产生呢!那么谦虚作为美德,本来是不能用来说最好的道义,不能进入大方之家的。
然而君子立身行事,必然期望做得最合宜,必然要达到不张扬自己的美德。理义在于无私,而行动却要克制自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不能一样看待贤能和平庸,于是贵贱之情出现;不能忘怀彼此,于是利己就产生。
当高贵在自己身上就骄矜,自己有才智能力时就夸耀。处在高贵的地位而不骄矜,而夸耀自己的人常常有高贵者;谈论美德不是夸耀,而夸耀自己的人常称说自己的才能。所以懂得夸耀自己的高贵会损害德行,就把卑躬朴素放在心上;懂得常称说自己的才能会损害理,就把不谈论作为常情。
把不谈论作为常情,自己的才能美德就隐藏起来了;把卑躬朴素放在心上,自己的高贵就有所抑制了。所比况的君子之流,如果道有所未尽,情有所不平,存念之理还没有在心中泯灭,怎么会不用心于克制压抑自己而洗除滞积呢!
体已有而如同没有,是圣人之德;有连累而能保存理性的,是君子之情。虽然各人滞积不相同,但对于因有弊病而发挥自己的作用来排遣连累,克制自己由利我而存在,是相同的。所以抑制愤怒遏止欲望,写在《损》的象辞中;卑躬而自我修养,写在《谦》的爻辞中。都是用来保存不足的东西,去除多余的东西的方式。
王坦之的议论,认为最好的道理是没有谦虚的,差不多是对的。说人都有争夺之心,善美不能收归已有,凭借后来之物的踪迹,以逃避行动者的祸患,用来说圣贤是可以的,如果施加到圣贤之下的人身上,岂止是身体逃避祸患,也是用来洗涤内心的。
他主张独立思考,认为判断事物的是否正确,不一定以多数人的看法为准。既不能爱听顺耳之言,也不能盲从多人的主张。而应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人们对他既敬且畏。识者评论他是“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的有独立见地的人。
“刘韩俊爽,标置轶群,胜气笼霄,飞谈卷雾,并兰芬菊耀,无绝于终古矣。”;“刘韩秀士,珠谈间起。”;“及长,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