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年轻照片 父亲叶浅予和我的三个妈妈(附照片)
在中国美术界一代宗师叶浅予的人生中,有两个重要的标签:成功的事业与不成功的婚姻。用他最后一任妻子王人美的话说:“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叶明明,叶浅予与第一任妻子罗彩云之女。叶明明自幼随继母戴爱莲习舞,从事舞蹈教学工作至今。她见证了父亲的几段婚恋,并替父亲为三位母亲养老送终。
她说,其实对于绘画,父亲不曾给我过太多的指点,我无法对他的艺术成就作出相当专业的评价。作为女儿,我认识的是生活中的爸爸,他的事业是成功的,婚姻却是不幸的。父亲在《婚姻辩证法》里曾写道:“在向孩子们叙述这段历史中,也提到另外几个插曲,表明自己在男女关系上是凭理智行事的。”可我觉得,他在家庭生活方面并不是很上心,以至于伤过别人的心,也被别人伤了心。
罗彩云——伤心的时候,就带我去外婆家
罗彩云是我的生母。自我记事起,爸爸和妈妈就没有过恩爱的样子。他们的结合是上一辈做的主。
其实在认识妈妈之前,爸爸自己谈过一个叫王文英的女朋友。那时厦门大学闹学潮,一部分师生脱离厦大,集中去上海办了个大厦大学,厦大则在上海大报登广告,招收江浙籍学生。爸爸打算带着王文英结伴去厦门。这事被爷爷知道了,亲自把他押回了老家。奶奶苦口婆心劝他:“还是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吧。”于是,爸爸放弃了一切幻想,开始谋生。他在上海谋了个柜台伙计的活,后来好不容易进了画报社开始画漫画。
看爸爸工作稳定下来,爷爷就急着给他操办婚事。23岁那年,爷爷在桐庐老家给爸爸定了一门亲。已经尝过自由恋爱滋味的爸爸,如何愿意?但他又犟不过爷爷,只好不情不愿地娶了妈妈。婚后,爸爸想让妈妈留在老家侍奉公婆。妈妈是一个千金小姐,不愿意受这般委屈,非要跟爸爸去上海,甚至为了这事寻死觅活。拗不过妈妈,爸爸便带她来到了大上海。
在上海,哥哥和我相继出生,却没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欢乐的气氛。妈妈和爸爸没有共同语言,两人总是话不投机。妈妈认为婚姻就是男人挣钱养活女人,所以到上海后,妈妈成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除了逛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我经常听到爸爸妈妈这样的对话:
“钱用完了,拿钱来!”
“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
再后来,最俗套的剧情上演了——爸爸迷上了女画家梁白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梁白波给《时代漫画》编者鲁少飞的一幅漫画作品就是讽刺上海少奶奶的,名为《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妈妈知情后不甘示弱,劲头十足一心追踪打“小三”。那时我才满周岁,这一情景是长大后在父亲的自传里看到的。
那时梁白波刚从菲律宾回国,靠给画报社投稿为生,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在一次津浦铁路局组织的宣传活动中,她结识了我爸爸。他们在北京玩了三天,铁路局的其他人都南返了,他俩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白天游故宫、天坛、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儿演出。爸爸甚至认为“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他兴致勃勃,十几天就画出了一本《旅行漫画》。
没多久,上海的小报上就刊出了《“王先生”失踪》的消息,说什么漫画人物“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变,离家出走云云。这是因为有人从我妈妈这里打探出了消息后,当作绯闻捅到了报上。
爸爸那时刚尝到两情相悦的快乐,正在热恋期,听闻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梁白波到南京去安了个“小公馆”。妈妈哪肯罢休,从老家搬来外公做救兵,直奔南京把爸爸“押”回上海。
爸爸提出离婚。可离婚以他当时的处境来说是不现实的,一来妈妈虽然是个和爸爸缺乏共同语言的家庭妇女,但她对爸爸还是有感情的;二来毕竟两人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在赡养和情感上都是爸爸过不去的坎。离婚不成,只好分居。虽然爸爸每月都会给妈妈赡养费,但妈妈的心从此便如死了一样。
可是,爸爸与梁白波好景不长。这个感性、浪漫的才女,因为无法接受“小三”的地位,不久就和“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与爸爸在武昌昙花林话别后,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社,去追求她的家庭幸福了。
梁白波是爸爸的初恋情人,即便她离他而去,他还是对她存有美好的印象,非但原谅她的变心,还感叹“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遗憾的是,梁白波后来的结局也不美满——20世纪40年代她随丈夫去了台湾,20年后因精神分裂症在海滩自杀身亡。现在想来,也许艺术上有天分的人性格真的是太偏激。爸爸虽然不至于精神分裂,但我觉得他在情感上是一个冲动不理智的失败者。
梁白波走后,爸爸妈妈的感情还是如同死灰。抗日战争爆发后,爸爸借机先把哥哥送回了爷爷奶奶家,随后又把我和妈妈也送去同他们一起生活。爷爷家还有二叔二婶在,所以事实上我们就是寄人篱下的孤儿寡母。印象中,妈妈此后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像一个弃妇的样子。
每次她觉得很伤心的时候,就带我去外婆家。外婆家的确很大很好,有花园,有假山。我有时想,如果妈妈不是跟着爸爸去上海,而是在这里寻一门稳妥的亲事,也许她这辈子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哥哥和妈妈的感情还不错,他成家后就把老人家接了过去。而我,则跟着父亲和戴爱莲过了。经哥哥劝导,妈妈最后还是松口和爸爸办了离婚手续。“文革”期间,爸爸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监狱。妈妈这个前妻也因此受到了牵连。没有得到过爸爸的爱,却因为他遭了那么多罪,妈妈她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大小姐能不委屈吗?
戴爱莲——我和她是最能说上话的
在爸爸的三任妻子中,我和戴爱莲是最能说上话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抚养我长大,并给予我艺术的熏陶,所以我心底里其实更愿意喊她妈妈。
爸爸和戴爱莲的结识是在1940年。当时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邀请了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演出,希望爸爸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爸爸在他的自传回忆中说:“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我这只有中学英语程度的人如何应付得了?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
戴爱莲原本在英国留学时有过一段初恋。对方是大学雕塑系的老师,可那人已经有了女朋友,所以她实际上是带着逃避感情的因素和参加抗日的目的来到香港的。
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两人便开始谈情说爱了。再次陷入热恋的爸爸忍不住又幻想起“幸福家庭”来,生怕错失了她,便决定闪婚。他们在一个印度人家租到一间房,宋庆龄当主婚人。那一年,爸爸33岁,大了戴爱莲整整10岁。
婚后,爸爸把戴爱莲带回了老家。此时妈妈已经同意离婚。因为爸爸喜欢我,就要我跟他过,所以戴爱莲就成了我的继母。
戴爱莲是一个华侨,在国内没有亲人,所以她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那时我10岁光景,是个瘦弱的女孩,一直生病。她就带我去医院看病,买营养品给我吃,还有巧克力、黄油之类的高档食品。
可我一开始并不领情,对爸爸领回来的这个女人,我曾充满了敌意,加之语言不通,我们又无法交流。戴爱莲对此却并不懊恼,总是不厌其烦地做她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夏天特别怕热,每天临睡前她都给我扇扇子,直到我睡着。那时我也不跟她讲话,但她给我扇扇子,我也不反对。我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当初戴爱莲给我买的一块花布,那个时候花布真是很稀罕的东西,她不是我生母,却因为我喜欢花布就给我买了。
知道她不能生育的事情后,我的态度才有了改变。戴爱莲和爸爸婚后不久查出有卵巢炎症,于是去香港做了个小小的妇科手术。孰料手术中出现意外,在来不及征求病人意见的情况下,医生把她的卵巢切除了。这场手术导致了戴爱莲永久不能生育。
戴爱莲对我的关爱及上海的都市生活,让我渐渐地淡忘了家乡的亲人,慢慢接受了她。戴爱莲除了在生活上关心我之外,还培养我对舞蹈的兴趣,送我去舞蹈学校。这点爸爸就做不到。爸爸只喜欢和他的朋友们谈论画画的事情,从来不关心我的生活,更别说教我画画了。
其实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很坐得住,应该还是适合学画画的。记得一直到我很大了,自己学着临摹了一些山水、花卉小品和人物给他看(爸爸擅长的人物实在太难画了),他才赐教说:“你比较适合画工笔。”
再回头说戴爱莲。和她相熟后,我也就把她当自己的亲生母亲了。每次爸爸和戴爱莲有什么活动,总会带上我一起去,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样子。那时爸爸是美术协会副主席,戴爱莲则是北京舞蹈学校校长。记得有一次,他们有活动没法带我去,我又哭又闹。虽然最后还是没去成,但有女儿撒娇的家总算是充满生气的。
从性格上讲,戴爱莲和我爸爸极为相似,两人都是事业型的人,却又充满浪漫细胞。爸爸曾回忆说:“我和爱莲在那几年就互相当对方的跟班了。她开表演会,我就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做舞台监制。而我忙碌时,这些事情又轮到她替我做。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的确,这样的个性,使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同时也导致了婚姻的失败。
1950年秋末,爸爸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一去半年多。冬天回京,冷不防戴爱莲提出离婚。戴爱莲当面就对爸爸说:“浅予,我已经不爱你了。”
爸爸在自传中写道:“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已经爱上别人了。我问那人是谁,他是来我们家住过的一位青年舞蹈家。1951年,我含着眼泪,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屈指算来,从1940年到1950年,我和爱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倾心于她对艺术执著的奋斗和追求,没想到最后我们却是这样分手。”
我当时十四五岁,平时住在舞蹈学校里,戴爱莲住在舞蹈团里,家里就剩爸爸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闷闷不乐的。
印象中爸爸是一个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人,而戴爱莲是一个生活非常不规律的人。爸爸每天早起锻炼,按时吃饭,而她是困了才睡,饿了才吃。他们离婚后,我仍然经常去照顾戴爱莲,我不希望他们分开,因为只有爸爸最了解她,能和她进行精神上的沟通。
令人嗟叹的是戴爱莲的晚年。“文革”中,那个让她移情别恋的青年舞蹈家拿了她所有的钱款逃走了。她没有后代,以后就一直独居。2006年2月9日,戴爱莲因骨结核并发症与世长辞,享年90岁。记得那天下午5点多戴爱莲的生命体征消失的时候,我在外面刚给她买了全新的内衣裤,听到消息就急忙往医院赶,但当时是下班高峰,我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一个劲儿催促出租司机快点。
等我进了病房,戴爱莲的脸上已经被蒙上了白布。我揭开白布,扑到她身上痛哭。爸爸早就在1995年过世了,所以那一年只有我为戴爱莲妈妈戴孝、守灵。她的葬礼上没有哀乐。
王人美——他们磕磕碰碰过了三十年
我爸爸的最后一任妻子是王人美。他和王人美的婚姻持续的时间最长,他们结婚那时我已经20多岁了,可以说是看着他们磕磕碰碰过了30年。在王人美的回忆录里,给爸爸下了这样的结论:“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我觉得,她会这样想和她自己的经历也不无关系。
王人美是演员,没什么文化底子。她就像她扮演的农村女孩一样,是一个天真、简单的人。她之前和金焰的一段婚姻也是失败的。离婚后的王人美精神遭受了创伤,是北京的一个姐姐把她接了去,让她接受心理治疗,后来进了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工作。
她和爸爸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两个过来人的目的都是组成家庭,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对彼此的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经过几个月交往,爸爸便直率地提出结婚要求。王人美开始有点犹豫,后来还是接受了。那时王人美41岁,比爸爸小7岁,她离开前夫已经10年,而我爸爸也已独居5载。经过几个月的交往,他们草草结了婚。
这样没多大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结婚才一个月,两人就为一点儿小事顶撞起来,也不知是否因为曾经受过刺激,王人美一吵架就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爸爸离婚。事实上两人都心高气傲,不愿面对彼此心有所属的事实——王人美情系金焰,而爸爸还深爱着戴爱莲。
其实王人美也挺可怜。她的事业一落千丈,尽演些不重要的角色。她不懂画画,对爸爸的事业也漠不关心,不喜欢爸爸成天想着去哪里画画,不能陪她。有一次,爸爸和朋友在客厅聊天,让王人美去厨房煮面,她不乐意,一怒之下摔了锅子。我记得那面条唰地一下就飞上了天花板。客人脸色很尴尬,爸爸赶紧把客人请回客厅。
尽管如此,王人美毕竟还是我的又一个妈妈。爸爸可以躲着她(他们于1986年秋季分居两处),我却有责任照顾她。1987年,她病倒了,成了植物人。爸爸那时在全国政协开会,由于会开得紧张,又为王人美的病情忧心,忽然觉得心脏隐痛,被送进了空军总医院。
王人美住院后,我请了两个阿姨照顾她,后来发现她们竟然偷东西。我一生气,把两人辞退了,又换了一个年纪大的保姆,给她双倍的工资。王人美妈妈走的那天,在她身边的只有我和那个保姆。
她是凌晨3点停止呼吸的。第二天早晨,我给爸爸打通了电话。我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有思想准备吗?”爸爸知晓了,一时无语。后来他在自传里写道:“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侣,不由心中黯然,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1987年4月23日,人美遗体在八宝山火化。火化前,生前好友向她遗体告别,而作为她三十多年的家庭伴侣,我却只能从空军总医院窗口向空中遥祭。”
王人美的单位派人处理了后事,我替这最后一个妈妈穿的寿衣。
王人美去世后,我猜爸爸其实很想和戴爱莲重结连理,我也有心撮合他们。有好几次我去戴妈妈家探望时跟她说:“你看,你和爸爸一个住花园村,一个住东单,我要照顾你们还得两头跑。为了我省事,干脆你们搬到一块儿住算了。”她听了总是笑笑,也不言语。
我以为她大概是同意了,就买了几个柜子放在她家里,准备他们复合之用。可没过多久,她从国外回来找我谈话,很郑重地说:“我不能和你父亲复婚,因为我心里始终忘不了我初恋的爱人。”
原来,戴爱莲那次去英国和她的初恋情人威利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威利的夫人已病故,而威利也因此受到打击一病不起。在其子女的要求下,戴爱莲陪着最初的爱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世上的事也许就是如此,我想爸爸心里也是很无奈的吧。
叶浅予——失败婚姻把他变成一个哲学家
从1989年夏季开始,已经82岁高龄的爸爸用了两个月时间,为他生命中的四个女人立传。在这两个月的写作期间,他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才发现以前的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是不理智不成功的。
爸爸认识到她们陪伴在他身边的时候,其实都体现出“妇女固有的美德”,处处照顾他的生活,抚慰他的心灵,尤其是梁白波甚至不惜屈居于情妇的地位,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而他自己呢,虽然也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也有委屈情绪,但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总不自觉地暴露出某种优越感,忽视了对方的委屈,因而在共同生活中,常常指责对方的缺点大大多于指责自己。
比如,当王人美指出爸爸的大男子主义时,他不但不加以自省,反而反唇相讥,说什么有大女子主义的人才会看到对方有大男子主义,逼得她让步。
爸爸一开始给这篇传记起的名字叫《爱怨四人传》。写完后重新审读时,发现自己的某些观点不太好,觉得有重新改写的必要,同时也觉得《爱怨四人传》这个篇名太露骨,就把它改为《晴雨半边天》,这样似乎含蓄些。但他还是觉得“半边天”的说法是在为自己洗脱罪名,企图把责任推到“半边天”去。
思前想后,最后决定以《婚姻辩证法》为篇名,分五个专题,以哲学的眼光来看他的婚姻观和家庭生活。于是,就把内容重新整合了一下,先后次序也重排了一下。用他的话说,就是“打破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先例,向读者全面、彻底、老实地暴露我个人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
记得苏格拉底曾经讲过一个十分有名的笑话,他对一个即将结婚的学生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如果你娶到贤惠的太太,你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娶到不好的太太,你会和我一样,成为哲学家。”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太太是“不好的太太”,那我爸爸就是“不好的先生”。“不好的先生”通过反思,变成了哲学家,于他已经是十分不容易了。
摘自《名人传记》2013年第2期 作者:叶明明(口述) 密斯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