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保密局谷正文 国民党地上地下保密局之争

进入1949年后,国民党的反共内战遭到了惨重失败。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早就等待着这个机会,把自己保存下来的部队向南京移动,以武力抢夺总统宝位,上演了第三次“逼宫”的一幕。蒋介石于无可奈何之际,被迫第三次宣布下野,李宗仁当上了南京政府的代总统。

作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地方势力,桂系一直是蒋介石所要打击和排挤的对象。这就注定了军统中统在历史上便与桂系仇隙颇深。在国民党内历次斗争中,桂系也一贯把蒋的特务系统当做攻击的对象。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后,毛人凤出任局长,为改变戴笠时期树敌过多的路线,他曾一度有意与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缓和关系,但桂系并不领情,所以保密局与桂系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

桂系掌握大权后,毛人凤忧心保密局的日子以后不会好过。而使他更为担心的是,由保密局不久前策划的暗杀李宗仁的阴谋万一曝了光,恐怕就连他的性命也难以保住。

在奉化溪口,蒋介石指示毛人凤辞去保密局局长的职务,让李宗仁接管保密局,以同桂系交好的副局长徐志道去同李宗仁、白崇禧打交道,但组织不能丢。他要毛人凤亲自去上海布置,给李宗仁、白崇禧“留个门面”。

在正式宣布辞职之前,毛人凤首先通过亲信对保密局各地方组织发布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保密局人员只能服从他的命令。接着,他召来了副局长徐志道和福建站站长林超,向他们通告自己准备辞职的消息,并决定由他们分别接任正副局长。他交给徐志道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名单,说明是保密局应李宗仁提出的局本部南迁广州的要求赴广州之人员名册。

在保密局的大特务中,徐志道声名不彰,这和他是半路出家有关。早年徐志道从黄埔毕业后,在加入军统工作前做了很长时间的宪兵,对宪兵工作深有研究,专门到日本考察过宪兵工作,1936年还出过一本专著《宪警常识》。

大体说来,宪兵与特务的工作有很多共通之处,以致于解放后在确定“历史反革命”时曾定了一个标准,即“军警宪特”中的军人是排长以上、警察是警长以上,而宪兵与特务不分级别都直接列入,由此也可见一斑。徐志道在军统中没干过什么核心的工作,用沈醉形容毛人凤的“外勤没做过站长,内勤没做过处长”来给他作比也很贴切,他在军统中始终在做特务武装的工作,抗战时担任军委会别动军的总指挥,抗战后做交警总局的副总局长,之后转任保密局副局长,这样的资历在以特务工作为核心的保密局中确实是难以服众的。

但他这样一个基本上是纯粹军人的公开身份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李宗仁代理“总统”、高喊和平的时期,可以借来混淆视听,加上他在抗战期间曾挂名在李宗仁部下工作,算是李代总统比较熟悉的军统干部,又有保密局副局长的实任职务,种种机缘加在一起,保密局局长的位置不安排给他都说不过去了,于是乎他就从前任局长毛人凤手中接印视事了。

徐志道突遭升迁,正在琢磨其中的内涵,看了这份名单后便恍然大悟,原来,那份名单上所列的92个人员,全是局内的一般文职人员,并无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是用来装点门面糊弄李宗仁的。一切仍在毛的控制之中。

设置好假保密局的伪装,毛人凤又着手处理真保密局的善后工作。他首先命令亲信、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将重要档案和文件封存好,派专人送往台湾。同时,着手将保密局本部大部分人员及机构分批由南京撤往上海,并在上海成立一个办事处,以此名义继续指挥各地保密局外勤组织的活动。

上海办事处实际上成为真正的保密局指挥中枢。等到上海办事处布置完成,毛人凤才正式向李宗仁辞职,并由徐志道接任局长。 为防止李宗仁追查保密局档案资料的下落,毛人凤又一手策划了焚烧南京洪公祠1号局本部大楼的计划,这座抗战胜利后新建的保密局大楼便在一场烈火中化为灰烬,同时保密局所有的档案就此“失踪”。

辞职后毛人凤便赶赴上海,为了避人耳目,他把手下原来的八大处机构全部降格为组。

毛氏保密局和徐氏保密局,一真一假,本来是蒋介石耍的一个手腕,孰料却由此引发了一场真假保密局大战。

此时,虽然徐志道的保密局只是个空架子,不执行任何秘密任务,但由于它是正宗,同国民党国防部的日常交道和领取经费等工作,都由其负责,故有财权和方便的活动余地。在开始阶段,徐志道不得不听命于毛人凤,将所领到的经费基本汇到上海办事处,供毛使用。可当徐氏保密局随国防部南下广州后,他便凭借手中掌握的保密局印信,领取经费后不再交给毛人凤,而是自己截留下来,用于成立自己的外勤组织,同毛记保密局相抗衡。

徐志道连保密局的家底都不清楚,核心业务他根本插不进去手,毛人凤离任时,只给他留了几十个人的内勤小班子,所有外勤单位和情报业务一律带走,徐志道手里空握一颗保密局的官防,却调动不了保密局的人马。论钱,徐志道还真得感谢毛人凤留给他的大印,凭着这颗印,徐记保密局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领用经费,这一下徐志道倒是占了个先,而把毛人凤和保密局一干人甩在了一边。

结果,追随毛人凤的“地下保密局”就只能苦捱了,看看谷正文的回忆“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二月至八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三千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腌黄豆过下来了”,徐志道手中的一颗大印把一批“忠诚同志”逼得只能过“白米饭配腌黄豆”的日子,这种苦日子和我们印象中的特务们大鱼大肉的生活相去甚远。

徐志道计划首先派人潜往广西十万大山一带,收编那里的地方土匪武装,作为自己的外勤人员,然后分派到各地。同时,又以广州为中心,向其他地方派出人员,组建自己的情报小组,作为情报搜集来源。徐志道假戏真做,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了。

为了维持上海办事处的运作,毛人凤决定依靠自身力量筹措经费。他指示手下干将邓葆光、刘文雄一起组织套汇走私机关,从事黑市交易赚钱自用。与此同时,他又主动派人去徐志道处说合,试图说服徐志道回头。

1949年3月,毛人凤的亲信、重庆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赶到广州。廖宗泽同徐志道颇有私交,此行是奉毛人凤之命前来做说客。徐志道对此产生了犹豫。考虑到不可能一下子达成目的,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但他又不想向毛人凤全面让步,故最后勉强同意,将他所领经费交给毛人凤小半部分,自己截留大半。

毛人凤同徐志道的这场争斗,最终以徐志道的妥协而告结束。不久,国防部被迫由广州迁重庆,徐志道带着他那个“假”保密局亦随同去了重庆,而那些初建和正在组建的外勤组织就只好丢弃不管了。

这期间,国防部一再裁减人员,徐志道无力招架。到1949年11月,当徐的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徐志道和毛人凤的亲信但后又成为徐的“反毛同盟”的黄逸公等几个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黄逸公又重新向毛人凤示好,企图随保密局本部一同撤往台湾。毛人凤痛恨黄逸公背叛自己,命令其继续留在大陆工作,而这无异于送死。后来,黄逸公被迫逃往西昌。

在成都解放前夕,徐志道当完了最后几天光杆局长,即逃往台湾,两周后转任“国防部参议”,不久被令退出现役。而此时,毛记保密局早已在台湾“复业”了。

内政部调查局的崩溃和毛人凤保密局在台湾“复业”,标志着国民党特务组织全面退出大陆。在中国现代史和国民党历史上的中统与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就此结束了他们在中国大陆活动的历史。